正当司马炎、羊祜等晋国君臣谋划灭吴大计之时，吴主孙皓则在变本加厉地上演着最后的疯狂。

东吴凤凰二年（公元273年），因朝臣多言祥瑞、谄媚孙皓，孙皓就问侍中韦昭，这么多祥瑞意味着什么？韦昭对此十分不屑，便道：“这不过是俗人箩筐里的废物罢了。”意思就是所谓的祥瑞其实都是垃圾。孙皓被噎了这么一下，自然怀恨在心。

因韦昭负责兼修国史，孙皓就命他为父亲孙和撰写《本纪》。韦昭说：“文皇帝（孙和）并未真正登基，只能写《列传》，不能写《本纪》。”如此一来，更是把孙皓往死里得罪了。

不久，韦昭又在某些事上触怒了孙皓，于是孙皓新账老账一块算，先是把他抓进了大牢，旋即诛杀，并将其家属流放零陵郡。

同年底，孙皓的一个宠妃派人到街市采购，竟当众抢夺百姓财物，负责集市管理的司市中郎将陈声将此人绳之以法。宠妃向孙皓哭诉，孙皓大怒，当即找了个借口逮捕了陈声，然后用烧红的锯子锯下其头颅，又将尸身扔到了城外的四望山下。

凤凰三年（公元274年），民间有人传言，说孙权五子、章安侯孙奋“当为天子”。孙皓听说后，极为恼怒。恰在此时，他又得知，豫章太守张俊竟然在为孙奋已故的母亲扫墓（其墓在豫章）。两件事联系到一块，孙皓的屠刀又按捺不住地出鞘了，旋即将张俊施以车裂之刑，并夷其三族，同时把孙奋及其五个儿子全部诛杀。

至此，孙权的七个儿子，已无一在世。

天册元年（公元275年），一向直言切谏的中书令贺邵中风，辞职在家安养，孙皓怀疑他是装病，便把他扔进地牢，严刑拷打，并用烧红的锯子锯下了他的头颅，随后又将其家属流放临海郡。

天玺元年（公元276年），会稽郡爆发严重的旱灾，一向清正廉洁、政绩卓著的太守车濬不忍百姓受苦，就向朝廷请求赈灾。孙皓认为车濬是在收买人心，立刻派人前往会稽，将其斩首，并枭首示众。

稍后，尚书熊睦因某事对孙皓说了几句规劝的话，孙皓就拿刀柄活活把他砸死了。而且砸死了还不解恨，孙皓又在他身上一通乱砍，以致“身无完肌”，就是弄得血肉模糊，体无完肤。

天纪元年（公元277年），会稽人张俶因告密得宠，平步青云，被孙皓擢升至司直中郎将，并封侯。张俶之父是山阴县的一名小卒，虽身份卑微，但脑子清醒，知道儿子为非作歹，总有一天会死得很难看，便上疏孙皓，打算跟张俶划清界限，说：“若朝廷重用张俶，日后犯罪，臣请求不与其连坐。”

孙皓很爽快地批准了。

张俶因告密上位，自然要搞特务政治来邀宠固权，遂组建了一支特务队伍，以二十名“弹曲”（纠察官）为骨干，专门负责调查、揭发官员的“不法”行为。在这帮特务的示范作用下，官员和百姓们开始凭借个人的爱憎好恶互相检举揭发，越来越多的人无缘无故就身陷囹圄了。一时间，告密之风甚嚣尘上，监狱爆满，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而张俶则借机大肆搜刮，横行无忌，且骄奢残暴，不可一世。

就跟孙权晚年时的吕壹和历史上的众多酷吏一样，没多久，无恶不作的张俶自己也被人告发了，旋即被孙皓施以车裂之刑。可怜的是，之前已声明要跟他划清界限的老父，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连坐，一块儿被言而无信的孙皓车裂了。

天纪二年（公元278年），又有一位颇具才华的朝臣死于非命，他就是张纮之孙、时任侍中兼中书令的张尚。

张尚之所以遭殃，起因跟之前的王蕃类似——王蕃是死于颜值和风度，张尚则是死于口才和谈吐，而共同点都是遭到了孙皓的嫉妒。

孙皓一向嫉妒别人胜过自己。他看张尚口才流利，谈吐敏捷，言论常常出人意表，心里就恨死他了。有一天，孙皓问张尚：“孤的酒量可以和谁相比？”张尚答：“陛下有百觚的酒量。”

历史上有“尧舜千钟，孔子百觚”的说法。张尚此言，就是把孙皓比作孔子，分明就是在赞美。可在嫉妒成狂的孙皓听来，却认为是拐着弯在嘲讽他，便道：“你明知道孔丘没做过王，却把我比成他。”意思就是张尚故意在贬低他。

然后，孙皓借机大发雷霆，当场就把张尚抓了起来。朝中百官闻讯，纷纷到宫门叩头请愿，为张尚求情。孙皓表面上赦免了张尚的死罪，将他流放到建安郡（治今福建建瓯市）去当造船工，可时隔不久还是把他杀了。

岁月飞逝，光阴荏苒。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东吴天纪三年），多年来一直在酝酿伐吴的晋帝司马炎终于下定了扫平东吴，一统天下的决心。

灭吴之战的最终打响，与两位封疆大吏的极力促成有关：一个是时任益州刺史的王濬（也作王浚），还有一个就是羊祜的继任者杜预。

王濬是羊祜旧部，曾任其麾下参军。羊祜对王濬非常了解，也深知他才堪大用。羊祜的侄儿羊暨曾提醒他说：“王濬此人虽有大志，但生活上奢侈无度，不可授予重任，应当加以约束。”可羊祜却不以为然，道：“王濬有大才，一定能够达成他的志向，所以是可用之人。”

此后，在羊祜的推举下，王濬历任车骑从事中郎、广汉太守、益州刺史等职，在益州很有威信，很多夷人都归附了他。泰始八年，朝廷本欲征召王濬入朝担任大司农，羊祜连忙向司马炎呈上密奏，说将来要伐吴，必须从巴蜀顺江东下，而王濬就是留在益州打造水军的最佳人选。

司马炎遂让王濬留任益州刺史，并加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军事，命他专门负责组建水军、修造战船。

随后，王濬便在益州“大作舟舰”。其打造的最大型的战舰，长度达一百二十步，甲板上甚至可以跑马；每艘可装载士兵两千多人，且舰上还有瞭望台和指挥塔。因船高首宽，外观似楼，故名“楼船”。

从泰始八年开始造船，到咸宁五年大举伐吴，王濬整整花了七年时间进行战备工作。

由于在上游造船，不免有大量的木屑沿江而下，漂到了东吴境内。时任建平太守的吾彦赶紧将这一情报上奏孙皓，请求增兵，加强防守。可孙皓一心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很快就会“青盖入洛阳”，根本不把吾彦的奏报当回事儿。

吾彦无奈，只好自己想办法进行防御，命人用粗大的铁链横跨江面，组成“铁索阵”封锁长江。

西晋咸宁五年秋，王濬的造船工作结束，一支精锐的水军也已组建完成，遂上疏司马炎，力主即刻伐吴。

他在奏疏中说：“孙皓荒**残暴，应该立刻征伐，一旦他死了，吴人改立贤主，就会变成强敌；臣造船七年，每日都有舰船朽坏，越往后只会越多；臣今年已七十岁了，随时可能死亡。以上这三点，无论哪一点变成现实，都会增加灭吴的难度。诚愿陛下早日决断，切勿错失良机。”

与此同时，已出镇襄阳的杜预也呈上奏疏，极力请战。

还没等司马炎批复，急不可耐的杜预就再度上疏，说：“当初羊祜并未与朝臣公开商议，而是与陛下密谋伐吴之计，所以才令部分朝臣议论纷纷。凡事都要权衡利弊，伐吴之事，利有八九，弊不过一二，最坏的情况，无非是徒劳无功而已。若让那些反对者说出万一失败会怎么样，他们其实也说不出来。可见，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计策不是出自他们，功劳也跟他们无关，他们为了掩饰之前的错误言论，便不得不顽固到底。

“近来，朝廷事无大小，必有人群起反对，虽说每个人看法不同，但也是因为他们仗恃陛下宽容，无须担心言论的后果，才会动不动就提出反对意见。入秋以来，我国的军事动向已经显露，如今若是中止，恐怕孙皓会察觉危险，迁都武昌，然后坚壁清野，加强长江以南各城池的防御。到时候，城池攻不下来，乡野又无粮秣可以抄掠，形势会对我军极为不利。因此，若是拖到明年开战，一切就都太晚了。”

杜预的奏疏递进宫中之时，司马炎正在跟张华下棋。张华也是主战派，很清楚奏疏里写的什么，遂推开棋盘，对司马炎道：“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资治通鉴·晋纪二》）

王濬和杜预的奏疏，加上张华这句话，最终促使司马炎做出了历史性的决断。

他旋即命张华担任度支尚书，全权负责此次灭吴之战的粮秣运输和后勤补给工作。

贾充、荀勖等反对派闻讯，立刻入宫，提出种种困难，拼命反对开战。然而这一回，司马炎不再跟他们客气了，当场就变了脸色，龙颜大怒。贾充一看，知道已无力阻止，慌忙跪倒在地，免冠谢罪。

至此，西晋帝国谋划已久、准备多年的灭吴之战，终于拉开了大幕。

咸宁五年十一月，西晋帝国集结了二十余万大军，兵分六路，由东至西，在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对东吴发起了规模浩大的灭国之战：

第一路，由时驻下邳的镇军将军司马伷，率部进攻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

第二路，由时驻寿春的安东将军王浑，率部进攻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

第三路，由豫州太守、建威将军王戎，率部进攻武昌；

第四路，由平南将军胡奋，率部进攻夏口；

第五路，由时驻襄阳的镇南大将军杜预，率部进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

第六路，由益州刺史王濬、巴东监军唐彬，率领水军沿江东下，进攻长江沿线各战略要地及东吴水军，最终目标就是东吴都城建业。

为了让宠臣贾充不至于在此次灭吴之战中完全靠边站，司马炎特意做了政治上的平衡，命贾充为大都督，持节，假黄钺，率中军镇守襄阳，居中调度，节制各路兵马。简言之，就是让他坐在大帐当主帅，白捡一回大功。

可贾充作为一直以来的反对派，可能觉得脸上挂不住，就以衰老为由再三推托，并且还一直在强调开战的种种不利。司马炎不理他，给他下了道诏书，只说了八个字：“君若不行，吾便自出。”（《资治通鉴·晋纪二》）

你要不去，我可就御驾亲征了。

见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贾充只好奉命。

西晋咸宁六年（公元280年）正月，杜预、王浑这两路兵马一冲上战场就频频告捷：杜预兵指江陵，王浑挥师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渡口），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了吴国边境的多座城池要塞。

与此同时，王濬、唐彬率领的水军也浩浩****地驶入了吴国境内，兵临建平（治今重庆巫山县）城下。不过，他们首先遇上的难题，就是吾彦在长江上设下的“铁索阵”。

吾彦不仅用铁链封锁了江面，还在水面下暗置铁锥，每根都有一丈多长，晋国的舰船一旦撞上，船底必定破裂。可吾彦并没料到，之前羊祜早就抓了一个吴国间谍，把吾彦的整个布防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而情报到了王濬手上后，他自然也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王濬命人打造了几十条硕大的木筏，每条纵横都有百余步，然后在木筏上立了许多“披甲持杖”的稻草人，用以迷惑吴军；接着，又命一批水性好的将士潜入水中，在木筏前面“领航”。然后，每当发现水下矗立的铁锥，“领航员”就会引导木筏故意撞上去，让铁锥一根根刺入木筏，最后这些木筏就把所有铁锥全都“连根拔起”了。

接下来，便是对付江面上的那些大铁链。

王濬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把一些长十余丈的粗大圆木捆绑在一起，令其直径达到数十人合抱的程度，然后浇上麻油，再把这些“巨无霸”置于船前，一遇到铁链，就点火焚烧。在这些大火炬的炙烤下，铁链很快就被烧得通红，最后就一一熔断了。

就这样，王濬没费多大工夫便破解了吾彦精心打造的铁索阵。

随后，晋军开始猛攻建平城。可吾彦也不是善茬，竟然拼死坚守，直到最后吴国灭亡，他才被迫投降。王濬也不恋战，索性绕过建平，长驱东下。

往后的一路上，王濬的征程就可以用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来形容了。

大军进至丹杨（治今湖北秭归县东），一战将其攻克，生擒吴将盛纪。二月初三，攻克吴国重镇西陵，俘虏吴将留宪、成据、虞忠。初五，连克荆门（治今湖北宜都市西北）、夷道（治今湖北宜都市）二城，斩杀吴将陆晏（陆抗长子）。初八，王濬、唐彬的水军逼近乐乡，斩杀吴水军都督陆景（陆抗次子），逼降吴将施洪等人。

此时，杜预所部也已兵逼江陵。

杜预没有直接进攻江陵，而是打算跟王濬打一个配合。他先派部将周旨率一支八百人的突击队，利用夜色，乘船渡过长江，准备突袭乐乡。渡江后，周旨命部众大张旗鼓，又在附近的巴山上纵火，制造大兵压境的假象。

乐乡守将孙歆大为恐惧，慌忙写信给江陵守将伍延，说：“晋军自北而来，简直就像是飞过了长江。”

很快，王濬、唐彬也率部进至乐乡。孙歆出兵迎战，被打得大败而回。而让孙歆没想到的是，周旨早就埋伏在了城门附近。趁着他败退，周旨就率众尾随入城，然后直接跟到了孙歆的大帐，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生擒了。乐乡也就此拿下。

拿下乐乡，就等于斩断了伍延的退路。杜预这才发兵攻打江陵，于二月十七日将其攻克，斩杀了伍延。同时，胡奋所部也攻克了江安（今湖北公安县）；而王濬的水军则继续东下，攻克了巴丘。

至此，东吴帝国西半部的军事重镇已悉数落入晋军之手。由于吴军的主要兵力都配置在长江沿岸的这些重镇，随着它们的沦陷，长江南岸的大量城池和广袤国土，也就彻底暴露在晋军面前了。而后方的兵力极其薄弱，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

很快，自沅江、湘江以南（约今湖南省），至交州（今越南北部）、广州（今广东、广西）的所有州牧郡守，几乎全都望风而降，纷纷送上官员印绶。杜预以持节的身份，传达圣旨，一一安抚。

吞并东吴这半壁江山后，经过统计，晋军一共斩杀并俘虏了吴国的都督、监军十四人，还有牙门将、郡守一百二十余人。

也许，这就叫“以有道伐无道”，所以才会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轻而易举。

至此，东吴帝国的灭亡已经毫无悬念了。

随着王濬的庞大舰队浩浩****地顺江东下，孙皓的所有抵抗，终将是螳臂当车。换言之，当“王濬楼船下益州”的时候，“金陵王气黯然收”就是注定的结局；而当“千寻铁锁沉江底”的那一刻，“一片降幡出石头”就是孙皓无可逃脱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