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二年七月，刘备集结了一支四万余人的大军，顺流东下，打响了进攻孙权的战争。

孙权做了两手准备，一边遣使求和，一边积极备战。

时任南郡太守的诸葛瑾立刻给刘备写了封信，劝解道：“陛下与关羽的关系虽然亲密，但也比不上跟先帝（刘协）的宗室之亲吧？都应该报仇，可应当谁先谁后呢？如果仔细思考这一层，该怎么做就很容易决定了。”

诸葛瑾的言下之意是：关羽被孙权杀了，刘协被曹丕杀了（按当时的传言），以事情的轻重而论，你应该先找曹丕报仇才对。

刘备当然不吃他们这一套。不管是求和的使节还是诸葛瑾的信，他一概置之不理。

诸葛瑾是出于公心，才跟刘备通信，不料随后便有人向孙权密报，说诸葛瑾有通敌的嫌疑，还煞有介事地说诸葛瑾已经派亲信去跟刘备见面了。

此时此刻，诸葛瑾的身份的确十分敏感，毕竟他是诸葛亮的胞兄，诸葛亮又是蜀汉的二号人物，令人起疑也是情理中事。若是碰上一个耳根子轻的主公，诸葛瑾这回恐怕就麻烦大了。不过，孙权的脑子却很清醒。

他当面对那个告密的人说：“孤与子瑜（诸葛瑾的字），有生死不变的誓言，子瑜绝不会辜负我，就像我绝对不会辜负他一样。”

然而，此时谣言已经甚嚣尘上，传得有鼻子有眼。陆逊知道诸葛瑾是清白的，赶紧上表给孙权，建议孙权向诸葛瑾表明信任的态度，免得他受不了舆论的压力。

孙权给他回信说：“子瑜跟我共事多年，恩情如同骨肉，互相了解很深。他的为人，非正道的路不走，非大义的话不说。刘备当初派诸葛亮过来，我曾经对子瑜说：‘卿与孔明乃一母同胞，而且弟弟追随兄长，名正言顺，你为何不设法留下他？孔明若愿意留在我身边，我便写信向刘备解释，现在就看你的意思了。’子瑜回答我说：‘孔明已效忠刘备，君臣名分已经确定，就大义而言，便不会再有二心。他不会背叛刘备投奔主公，正如我不会背叛主公而去投奔刘备一样。’这样的话，足以感动神明，而今又岂会背叛我？之前诬告他的奏疏，我已经转寄给他了，而且亲笔给他写了封信。孤与子瑜，可谓神交，不是外人所能离间的。我知道你关心子瑜，所以就把你的奏表也寄给他，让他知晓你的心意。”

刘备大军迅速东进，前锋将领吴班、冯习在巫县（今重庆市巫山县）大破孙权军，刘备主力随后进抵秭归。武陵一带的蛮夷部落心属刘备，遂纷纷遣使来见，请求刘备早日进军。

见刘备来势汹汹，此战不可避免，孙权遂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将军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人，共率大军五万，在秭归至夷陵一线严阵以待。

为了全力抵御刘备，避免两线作战，当年八月，孙权遣使前往曹魏都城洛阳，再度向曹魏称臣，且态度十分谦卑，还把当初滞留在东吴的于禁等人送了回去。

刘备跟孙权大动干戈，自然是曹丕最喜闻乐见的事情。

事实上，早在刘备出兵伐吴之前，曹丕就曾召集群臣，专门讨论过刘备是否会为关羽报仇的问题。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蜀汉只是蕞尔小国，只有关羽一个名将，他一死，蜀汉举国忧惧，不可能出兵伐吴。

只有侍中刘晔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蜀汉虽然弱小，但刘备一心要以武力自强，势必动员大军，以显示自己的实力。而且，关羽跟刘备，从大义来说是君臣，从私恩来说却形同父子兄弟。关羽死了，刘备若不为他报仇，在情分上就有亏欠了。”

这回，孙权遣使称臣，曹魏群臣都向曹丕道贺，只有刘晔再度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

他对曹丕说：“孙权称臣请降，是因为他现在遭遇了危机，因关羽之事被刘备兴师讨伐。如今的东吴，外有强敌，众心不安，又担心我朝趁机进攻，这才有称臣之举。如此，一来可以避免受到我朝攻击，二来则以我朝作为后援，以增强他的声势，令刘备产生疑惧。如今，虽说天下三分，但我朝拥有天下的十分之八，蜀汉和孙权，只不过各保一州（刘备据益州，孙权据扬州）。他们的自保之术，一是利用山川险阻，二是急难之时互相救援，如今他们却互相攻伐，此乃上天要灭亡他们，我朝正应大举出兵，渡江进攻孙权。蜀汉攻他的边境，我军则直捣其腹地，旬月之间，孙权必定覆灭。东吴若亡，蜀汉便独臂难支，就算他攻占了吴国的一半领土，也很难长期存在，何况蜀汉只得到吴国边境，我们得到的却是吴国的心脏地带！”

刘晔这一招够狠。

假如曹丕有乃父曹操的雄心、魄力和胆识，势必会采纳这个战略。倘若如此，天下一统的时间必然会大大提前，三国鼎立的历史也就从此改写了。

然而，曹丕比曹操差远了。听完刘晔的建言，他只是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人家向我朝称臣，我们却趁机发难，这会阻塞天下人的归附之心，不如接受东吴的臣服，发兵袭击蜀汉的后方。”

曹丕这个想法，如果是放在一二十年前群雄割据的时候，的确是明智的，因为接受一个诸侯的投诚，势必会对其他诸侯产生榜样效应，如此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问题是，如今天下只剩下魏、蜀、吴三家，这个论调就完全是刻舟求剑的迂阔之谈了。因为接受孙权投诚，并不能促使刘备也这么做。除了这两家，现在也没什么割据自立的诸侯了，你还顾虑什么“天下人的归附之心”，不就是一句彻头彻尾的空谈吗？

刘晔很可能也看到了这一点，遂据理力争，道：“蜀汉远而吴国近，若刘备发现后方遇袭，必定回师，战事就很难在短时间结束了。如今，刘备正在盛怒之下，一旦得知我朝也出兵伐吴，就知道孙权必亡，一定会加速进攻，乐得跟我朝瓜分吴地，绝不会改变初衷、压抑怒火而援救孙权。”

可是，刘晔好说歹说，最终还是没能说服曹丕。一个千载难逢的统一天下的良机，就这样被曹丕生生错过了。碰上如此没有战略眼光的老板，刘晔除了无奈之外，顶多也就是回家去缅怀一下前老板曹操了。

曹丕这个人，不仅没有战略眼光，还远远没有他爹曹操那样的阳刚之气。曹丕做事情，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阴暗和猥琐。

就以于禁的遭遇为例。据说，于禁回朝后，“须发皓白，形容憔悴”（《资治通鉴·魏纪一》），已经跟当初挂帅出征的那个猛将判若两人了。他见到曹丕后，“泣涕顿首”，显然对自己的失节投降一事深感耻辱和懊悔。

曹丕例行公事地慰勉了几句，给了他一个“安远将军”的虚衔，然后命他到邺城的高陵去祭拜曹操——有什么忏悔之言，就跟先帝去说吧。

如果曹丕所为到此为止，那也不失为一个有气量、能容人的君主。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曹丕事先命人在高陵殿堂的墙壁上，画了一组活灵活现的壁画，主要刻画了三个人物形象：关羽大获全胜的样子，庞德义愤填膺、临死不降的样子，还有于禁跪地投降、臣服关羽的样子。

可想而知，于禁看到老板特意为他准备的这些东西，内心会崩溃到什么程度。

正可谓士可杀不可辱，没过几天，于禁就“惭恚发病死”了。也就是说，一个大活人，生生被内心的羞愧和愤恨给折磨死了。

这个结果，正是曹丕命人画那组壁画的用意所在。倘若于禁没被气死，而是活得好好的，想必曹丕一定还有别的法子折磨他。

这样的老板，用心不可谓不阴暗，手段不可谓不猥琐。连司马光著书至此，也忍不住在《资治通鉴》中发了这样一段议论：“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

于禁战败投降，这固然是他的一大污点，曹丕若是看他不爽，可以把他废为庶民，甚至可以杀了他，何必弄个壁画来侮辱他呢？所以在司马光看来，曹丕这么做，不是一个君主该有的样子。

对于孙权的称臣之举，曹丕很满意，于是投桃报李，准备封孙权为吴王，并加九锡。

刘晔再度表示反对，说：“先帝当初东征西讨，天下十分已据其八，威震海内；陛下受禅即位，德配天地，声誉传播四方。孙权虽有雄才，却只是前朝（东汉）的一个骠骑将军、南昌侯而已，官小位卑。若要接受他的归降，可擢升他的将军称号，最多封十万户侯，但万万不可封他为王。因为王位与天子位只有一步之遥，其礼仪、服饰、车马等，都很容易与天子相混淆。孙权若只是一个侯爵，江南士民跟他之间便没有君臣名分，可我朝一旦封他为王，就等于给了他人君的身份，这无异于让他如虎添翼啊！”

为了让曹丕相信孙权绝不会真心归顺，刘晔进一步对孙权日后可能采取的行动做了预判。

他说：“孙权接受王位，又击退了蜀汉之后，他会在表面上以周全的礼数敬奉我朝，令其国士民都知晓此事，但私底下，他一定会以无礼的举动激怒陛下。等到陛下赫然发怒，兴兵征讨，他就会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告诉他的臣民：‘我献身归顺朝廷，不爱惜金银财宝，随时进贡，不敢失去人臣之礼，而朝廷却无故讨伐我，一心要残害我的家国，俘虏我的人民，去给他们当仆人和奴婢。’东吴百姓听了这样的话，没有理由不相信。所以到时候，东吴必定同仇敌忾，上下同心，其战斗力或许会十倍于今。”

后来发生的事实，基本上都被刘晔不幸言中了。孙权耍的伎俩，大致不出他的预判。可见，不论是劝曹丕与蜀汉同时进攻孙权，还是劝曹丕不要给孙权封王，刘晔的建议都是正确的。

当然，即便曹魏不给孙权封王，孙权迟早也会自己称王。因为以孙权的实力而言，他要称王是不必看任何人脸色的，无非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罢了。

所以，曹丕到底该不该给孙权封王，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待孙权，曹丕究竟应该持一种怎样的战略。假如曹丕仅仅满足于孙权在口头上臣服，愿意接受事实上的“三分天下”，那无话可说；如果并不满足于此，那就应该迫使孙权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他归顺的诚意，比如命他送儿子入朝为质，或干脆命他割让几个战略要地，而且都要严格限定时间，不能无限期拖延。

如此一来，孙权必然会露出原形，那曹丕就可以立刻采取刘晔的战略，与刘备一西一东夹攻孙权，一举将他灭掉，然后再慢慢收拾刘备。

假如雄主曹操在世，一定会这么做。

只可惜，曹丕压根不是雄主。他虽然不敢完全相信孙权，但同时却又心存幻想，以致宝贵的战机就在他的优柔寡断中稍纵即逝了。

后面我们就将看到，曹丕在对付足智多谋、灵活善变的孙权时，是多么缺乏战略远见，多么缺乏决断力，其智商又是多么令人着急！

当年八月，曹丕不顾刘晔的强烈反对，执意派遣使臣邢贞前往武昌，千里迢迢地给孙权送去了王位。

孙权是在三个月前从公安迁到鄂城（今湖北鄂州市）的，然后将其改名为武昌，这段时间便以此为大本营。

邢贞来到武昌后，东吴群臣大多认为，孙权的爵位应该是“上将军、九州伯”，不应接受曹魏的封号。所谓“九州伯”，纯属这些人杜撰的。由于九州就代表了天下，所以这个头衔，几乎无异于“天子”的别称。

孙权当然知道这个称号不妥，便对群臣道：“九州伯，自古以来从没有听说过。其实，接受魏国的封号，不见得就是耻辱。昔日，沛公也曾接受项羽所封的汉王，此乃因时制宜的办法，一个封号对我又有什么损害？”

随后，孙权率文武百官出城，在都亭迎接邢贞。邢贞坐车进入城门时，端着架子，没有下车。张昭大为不悦，对邢贞道：“要讲礼仪，便不能没有敬意；要讲法令，则必须严格执行。阁下竟妄自尊大，难道是觉得我们江南人少力弱，连一寸兵刃都没有吗？”

在人家的地盘上，邢贞当然不敢造次，闻言赶紧乖乖下车。

当时，大将徐盛对受封一事极感愤怒，忍不住对身边的同僚说：“我等不能奋斗牺牲，为国家夺取许、洛，吞并巴蜀，竟然令君王接受邢贞这种人的册封，岂非奇耻大辱！”说着竟然“涕泣横流”，把场面搞得十分悲壮。

当然，这一幕不排除是故意演给邢贞看的。

邢贞一看孙权的文臣武将都这么硬气，便对属下感叹道：“江东将相如此，看来孙权非久居人下之辈啊！”

一番册封仪式弄完后，孙权便派使臣赵咨随邢贞一同入朝答谢。

赵咨在洛阳觐见曹丕。曹丕问他：“吴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公？”

赵咨答：“聪明仁智，雄略之主。”

曹丕让他举一些例子来听。

赵咨道：“从平凡人中擢升鲁肃，是‘聪’；从行伍中提拔吕蒙，是‘明’；得到于禁却未加以伤害，是‘仁’；取荆州兵不血刃，是‘智’；据三州（扬州、荆州、交州）虎视天下，是‘雄’；屈身臣服于陛下，是‘略’。”

赵咨吹捧自己的老板，无可厚非，而且孙权也的确当得起这些吹捧。问题在于，赵咨居然当着曹丕的面如此高调、如此张扬，却令我们这些读史的后人十分不解。

因为，孙权现在向曹丕称臣，纯属缓兵之计，目的就是麻痹曹丕。既然如此，那东吴的策略就应该是尽量低调、尽量示弱，怎么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不是与自己的既定策略相互矛盾吗？

尤其可笑的是，赵咨居然对曹丕说，孙权甘愿屈身臣服，表明孙权很有谋略。这不就等于把孙权的底牌完全亮给曹丕了吗？

上面这些对话，由陈寿记载于《三国志·吴主传》中。如果不是史料有误，那我们只能认为，赵咨是一个不合格的使臣。他口才固然很好，问题是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来秀口才、夸老板的，而是要让曹丕相信孙权是真心臣服的。现在可倒好，你说老板臣服于曹丕是他的谋略，那你不是找死吗？自己找死倒也罢了，你这简直是成心破坏孙权的大计啊！

在陈寿的《三国志·吴主传》里，赵咨与曹丕的这场谈话到此为止。可是，在裴松之所引的《吴书》中，两人后面又谈了一堆，我们且先接着往下看。

曹丕又问赵咨：“吴王有学问吗？”

赵咨又十分高调地炫了一把，答：“吴王拥有战舰万艘，带甲百万，选贤任能，志存经略，一有闲暇，便博览群书，遍读史籍，博采众长，不像一般的书生寻章摘句而已。”

曹丕可能也对赵咨这样一再“示强”不太舒服，便突然抛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吴国可以征服吗？”

这个问题绝对是触及要害了，但赵咨居然是这么回答的：“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意思就是你们大国兵力雄厚又咋地？我们早就严阵以待、有备无患了。这种口气，完全就是针锋相对、反唇相讥，甚至可以说是**裸的挑衅！

假如是曹操，这时候差不多可以把这个姓赵的直接拿下了，然后赶紧召刘晔上殿，趁着现在刘备在西线大举进攻的良机，开始制定一个全面的伐吴战略。

然而，面对赵咨一而再，再而三地“示强”，曹丕除了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进行试探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举动了。

接下来，他又问了赵咨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吴国有能力进攻魏国吗？”

至于赵咨的回答，简直就是在给曹丕下战书！

他说：“吴国带甲百万，又有长江、汉水的天险，若要进攻，有何困难？！”

区区一个吴国使臣，敢对堂堂的魏国皇帝这么说话，而且还是在“称臣”的前提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曹丕居然忍了，对这句狠话毫无反应。

最后，他又问赵咨：“吴国像你这样的大臣有多少？”

言下之意，貌似对赵咨十分赏识。

赵咨又牛皮烘烘地回答道：“特别聪明和通达的，有八九十人；像我这样的，车载斗量，数不胜数。”

至此，对话终于结束。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赵咨此行，一是来吹牛的，二是来挑衅的，反正绝无半点低调和示弱的意思。

而对这一切，曹丕竟然照单全收了。

如果上述所有史料都准确无误的话，那我们只能说——曹丕这个人，在处理军国大政上，水平堪忧。

因为赵咨的上述言行已经反复表明一个事实：孙权绝非真心臣服，目前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缓兵之计。

可明知如此，曹丕依然对孙权心存幻想，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他的脑回路实在是异于常人。同样生儿子，人家孙坚生了个雄才大略的孙仲谋，可曹操一代枭雄，却生了这么个既无判断力又缺乏战略远见的继承人，委实令人遗憾。

看来，曹丕也只有在跟兄弟争权的时候，才显得有些政治才干，一到真正治国，他的能力就明显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