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据有荆州后，之前被刘备安置在公安的刘璋，其处境就变得十分尴尬了。

现在的公安已经是孙权的地盘，刘璋自然就成了孙权的俘虏。那么，该如何处置这个特殊的俘虏呢？

是该把他废为庶民，任他自生自灭，还是干脆把他杀了，省得再花钱养他？

这两个选项，孙权都没有采用，因为它们都不高明。孙权的做法，是把益州牧的官帽，重新戴回到刘璋头上，然后把他安置在了秭归，其他待遇一仍其旧。

很显然，孙权这么做，一来是为了恶心刘备，二来则是为了动摇益州人心，总之就是要让刘备不舒服。

一张本来已经没用的“废牌”，让孙权这么一打，貌似还有点用处——虽然在实质上对刘备构不成什么伤害，但至少侮辱性是有的。

只可惜，没过几天，刘璋就死了。具体死因，史书没有记载，只用一个“卒”字就把这个人物交代了。不过我大胆推测，不排除是刘备暗中派人干掉了刘璋，因为刘备是不可能容许世上有两个益州牧存在的。

此次孙权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夺回荆州，吕蒙可谓居功厥伟。然而，遗憾的是，随着荆州争夺战的落幕，吕蒙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吕蒙之前便已疾病缠身，只因重任在肩，才强撑病体，全力以赴地打完这一仗并夺取了胜利。如今大功告成，再无遗憾，心中紧绷的那根弦一松，病魔便迅速把他击倒了。

孙权把吕蒙安排在了自己的行馆隔壁，然后动用了当时最好的医疗手段，千方百计予以救治。每当医师给吕蒙针灸时，孙权在一旁看着，感觉那些针仿佛都扎在了自己心上。孙权希望时刻关注吕蒙的病情，可又怕打扰他，便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暗中观察。每当看见吕蒙病情稍有好转，多少能吃下一点东西，孙权便喜不自胜，跟左右之人有说有笑；否则便长吁短叹，乃至夜不能寐。

不久，吕蒙的病情忽然减轻了许多，孙权大喜，立刻下令赦免罪犯，以示庆祝，麾下文武百官也齐来道贺。

然而，孙权没想到，这只是回光返照。

短短几天后，吕蒙便溘然长逝了，年仅四十二岁。

孙权悲痛万分，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然后指定三百户百姓为吕蒙看守墓园，专门负责祭拜洒扫。

在孙权守业、创业的道路上，他的运气很好，因为先后有周瑜、鲁肃、吕蒙这三位国士替他出谋划策、开疆拓土；可换个角度看，他的运气也没那么好，因为老天爷给他安排的国士仿佛有“配额限定”，给一个，就必然要召回一个，让孙权永远都只有一人可用。

从赤壁之战到荆州争夺战，周瑜、鲁肃、吕蒙仿佛就是在打一场接力赛，每跑完一程，就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任，自己则黯然离场——周瑜交棒给鲁肃，鲁肃交棒给吕蒙，而现在，吕蒙则交棒给了陆逊。

有一天，孙权和陆逊谈话，言及这三位国士，孙权对他们的功绩做了一番总结和评价，基本可以视为对这三个人的盖棺论定。

首先，孙权对周瑜的评价是：“公瑾雄壮刚烈，胆略过人，大破曹操，开拓荆州，其功勋罕有人及。”

接着，他谈到了鲁肃：“子敬是公瑾推荐给我的，我跟他促膝长谈，第一次便谈到帝王大业，此乃第一件让人称快之事。后来，曹操降服刘琮，扬言率数十万大军东下，水陆并进，我问诸将该如何应敌，却无人敢言，而张昭和秦松则主张投降，唯独子敬驳斥反对，并劝我迅速召回公瑾，托以大计，迎战曹操，此乃第二件让人称快之事。其后，子敬劝我借荆州给刘备，这固然是他的失策，但无损于前两次的贡献。古代的周公，不会要求一个人十全十美，所以我常忽略子敬之所短，而重视其所长。”

然后，孙权谈到了吕蒙：“子明年轻时，做事不畏艰难，果敢而有胆识，我以为他的长处就这些而已。想不到他年长之后，学问大有增益，奇谋妙策过于常人，可以说仅次于公瑾，唯有言谈议论不及公瑾那样雄姿英发。而且，在谋取关羽这件事上，子明胜过子敬。”

最后，孙权的话题又回到了鲁肃身上：“子敬曾有一次写信对我说：‘每一个帝王的兴起，都有人替他扫清障碍，关羽不足为虑。’这其实是他力有未逮，在面子上说说大话而已。我也原谅了他，并未加以责备。不过，子敬在治军和治政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在他的管辖内，军队能做到令行禁止，地方上能做到路不拾遗，其治理之道堪称尽善尽美啊。”

三个人中，孙权谈周瑜谈得最少，但评价最高；吕蒙次之；鲁肃谈得最多，但恰恰对他的不足也谈得最多。

孙权对鲁肃最大的不满，就是“借荆州”这件事。

如果说在赤壁之战结束后的头几年，孙刘联盟对孙权而言还是利大于弊的话，那么到了刘备夺取益州后，这个联盟关系对孙权来说就越来越像一块鸡肋了——因为孙权分明感受到，刘备已经由弱变强，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反倒是过去咄咄逼人的曹操，后期的战略已明显趋于保守，其威胁也随之变小了。

既然外在形势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孙权的战略必定要随之调整。然而，鲁肃却自始至终坚持“联刘抗曹”的立场，这在孙权看来，就未免有些“刻舟求剑”的味道了。

所以，鲁肃一死，孙权就迫不及待地改变了外交战略，从“联刘抗曹”变成了“联曹灭刘”，这才顺利地除掉了关羽，夺回了荆州。

从结果来看，孙权的这一战略转变无疑是正确的。假如鲁肃还在的话，孙权非但拿不回荆州，而且还会在战略上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在东线与曹操相持，在西线又受到关羽威胁。

所以，孙权之所以在这番“盖棺论定”的谈话中对鲁肃颇有微词，原因就在于鲁肃中后期的战略思想太过故步自封、不知变通。

当然，正所谓瑕不掩瑜，鲁肃后期的战略失误，仍然无损于他在前期和在总体上对江东所做的贡献。就像孙权说的那样：“孤忘其短而贵其长。”

樊城保卫战的胜利，对曹操而言，虽然只是保住了既有地盘，没有新的开拓，但除掉了关羽这一劲敌，还是让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徐晃凯旋班师，回到摩陂，曹操亲自到七里之外迎接，然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席，犒劳徐晃和众将领。席间，曹操亲自给徐晃敬酒，说：“保全樊城和襄阳，全都是将军的功劳啊！”

樊城和襄阳的确是保住了，但这一仗的损失太大，以致曹操对是否应该长期经营此地打上了一个问号。所以，他又生出了大规模迁移人口的想法，打算把襄、樊一带的居民和派驻在汉水两岸的屯垦部队全部迁回中原。

如果这一计划实施，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跟汉中一样，迟早会丢掉这块地盘。

曹操终究是老了，这几年在战略上处处采取守势，一味收缩，与他早年的锐意进取完全判若两人，这样下去可不太妙。

司马懿当即站出来劝谏，道：“荆楚之人，生性轻躁易动，如今关羽刚刚覆灭，诸多追随者各自藏匿逃窜，心存观望，倘若我们把良善百姓都迁走了，这既有损于他们的利益，也会让那些逃亡之人永远不敢回来。”言下之意，如此一来，就没有人愿意归附，而襄、樊一带便彻底残破荒废了。

曹操一听，觉得有道理，这才作罢。

事后，那些一度逃亡的人，发现没什么异样，而且看曹操也没有“秋后算账”的意思，便都陆陆续续回来了。

随着荆州争夺战落下帷幕，曹操跟孙权之间开启了一段你侬我侬的“政治蜜月期”：曹操表荐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持节），兼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则遣使入朝进贡，向曹操称臣，同时还送上了两份特殊的礼物。

头一份，就是关羽的首级。

孙权擒杀关羽后，把他的身躯以诸侯之礼安葬于当阳，然后把他的首级封在匣子里，郑重其事地献给了曹操。

曹操一向敬重关羽，对他的死其实也深感惋惜，于是也以隆重的礼节将其首级葬于洛阳。从此，民间就有了关羽“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归故里”的说法。

对于孙权献首级这件事，曹操心里很清楚，这小子装得这么恭敬，其实就是想把关羽之死的责任推到他曹操头上，让刘备以为害死关羽的罪魁祸首是曹操。

不过，孙权的这点小心思，既瞒不过曹操，也瞒不过刘备。所以不久之后，刘备就将用一场战争来表达对孙权的愤怒和仇恨。

孙权献给曹操的第二份礼物，是在奏表中“称说天命”，即鼓吹曹操是天命所归之人，怂恿他颠覆汉朝、登基称帝。

对于这样一份居心叵测的“礼物”，曹操更加嗤之以鼻。他把孙权的奏表拿给文武百官传阅，然后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

这小子是想把我架在炉火上烤吗？！

在曹操看来，汉朝虽然早已名存实亡，但毕竟在名义上仍然存在，这就像最后一层窗户纸，要捅破它很容易，问题是什么时候捅、谁去捅，却是大有讲究的。而曹操自从晋爵魏王后，实际上跟皇帝已经没什么区别，差的也只是一个名分而已。

所以，摆在曹操面前的问题就是：他如果硬要拿下皇帝这个名分，就必须同时背负“篡夺汉室”的骂名——活着，被世上的人骂；死了，也要被后世之人千年万载地骂。

这么干，值得吗？

曹操这个人向来务实，名分对他来讲意义不大，除非那个名分能给他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倘若现在为了得到“皇帝”的名分，却要遭到天下和后世之人的口诛笔伐，同时又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利益，那这样的名分意义何在呢？

因此，对曹操而言，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要也罢。

可是，曹操不想要这个名分，下面的文武百官却都很希望他要。原因我们前文说过，老板早一天黄袍加身，底下的人就早一日跟着鸡犬升天。

以陈群、桓阶、夏侯惇为首的文武百官，趁着孙权“称说天命”的机会，极力向曹操劝进，说：“汉朝国祚其实早已终结了，并不是今天才这样。殿下功德巍巍，群生仰望，故而孙权远在江东，依然俯首称臣。此乃天人感应之兆，所以天下人才会异口同声称说天命，殿下应该早正大位，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曹操冷冷地看着这帮慷慨激昂的大臣，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商朝末年，周文王作为当时天下最强大的诸侯，虽然四海归心，“三分天下有其二”，但终究没有推翻商朝。直到其子周武王继位后，才灭掉殷商，建立了周朝。

可见，曹操的态度明摆着——终其一生，他都会像周文王“服事殷商”那样尊奉汉室，绝不会颠覆它，至于改朝换代的事情，就交给后人（曹丕）去做吧。

那层薄薄的窗户纸，最终一定是要捅破的，但曹操并不想自己捅，因为他不愿留下千古骂名。

曹操说出上面那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末。此时的曹操，很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在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刻，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必然会从他的生命中逐渐淡去，而作为诗人和哲人的曹操，却一定会在这时候越发生动起来。因为，生命的风景不同了。当眼前只剩下落日余晖，人的心境只能被感伤和回忆充满、被诗情和哲思充满，而不该再让现实理性和政治考量来搅扰。

所以，与其在这最后的岁月里还劳心费神地去鼓捣一场篡汉自立的大戏，还不如平平静静地过完这剩下的日子，然后从从容容地与这个世界告别。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二十三日，曹操病逝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

临终前，曹操留下遗言：“天下尚未安定，不宜遵照古礼来办丧事。一旦安葬完毕，你们就脱去丧服。率军驻守边防的将领，都不得离开驻地。各级官吏都要各尽其职。入殓之时，穿平时的衣服即可，不要在墓穴里埋藏金玉珍宝。”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曹操依然秉持着一贯的务实和节俭作风，要求不得厚葬，一切从简。作为一个实质上已经是皇帝的人，这样的做法，实属难能可贵。

盖棺论定之际，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总结了曹操的一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汉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同时起兵，而袁绍虎视天下，占据四州，强盛无敌。曹操运筹帷幄，施展智谋，征战四方，纵横宇内，运用申不害、商鞅的法家之术，兼备韩信、白起的兵家奇策。将官职授予有才干的人，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做事能克制情绪，理性考量；用人则唯才是举，不念旧恶。最终才能够总揽朝廷大政，完成建国大业，这是因为他的聪明才智无人可及的缘故。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凡的人，是超越当世的一代俊杰。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从另外一些侧面做了补充评价，并同样给予了曹操盛赞。

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曹操知人善任，很难在他面前作假伪装。他赏识提拔奇才异能之士，不论出身是否微贱，都能依照其才干授予职务，人才也乐于为他所用。与敌人对阵之时，意态悠闲，就好像不愿作战一样，可一旦捕捉到战机，便能克敌制胜，且气势昂扬，威不可当。对建有功勋应获赏赐之人，一掷千金，毫不吝啬；而对没有功劳却企图赏赐的，则一分一毫都不会给。执法严峻，对犯法者必定诛杀，就算犯人痛哭流涕，也绝不赦免。生性朴素节俭，不喜华丽之物。所以他才能够扫灭群雄，几乎平定海内。

陈寿和司马光之所以都对曹操赞誉有加，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曹操的确是最杰出的人物，没有之一。之前的董卓、袁绍、袁术、刘表等诸侯虽然都曾称雄一方，但比起曹操，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即便是之后与曹操三分天下的刘备和孙权，在才干、学问、气魄、格局、功业以及综合素质上，也还是不如曹操。

打开今天的百度百科，后人给曹操的历史定位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在这一串头衔中，刘备和孙权最多只能荣膺前两项，而与后三项绝对无缘。另外，曹操还有两个身份：“汉末权臣”和“曹魏奠基者”，而刘备和孙权虽然分别是蜀汉和东吴的开国之君，但跟“权臣”的身份则丝毫不沾边。换言之，曹操对汉末天下的影响力是全局性的，代表的是中央政权；而刘备和孙权的影响力都只是局部性的，因为他们只是一方诸侯。

所以，不论是从个人综合素质的角度讲，还是从历史影响力的角度讲，曹操都是当之无愧的三国一哥！

如果说，一个时代只能推举出一个代表人物，那么曹操肯定是汉末三国最具有说服力、最没有争议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但英雄往往也创造着时势。假如不是汉末三国这样一个征战杀伐、金戈铁马的乱世，肯定孕育不出曹操这样一位“奸雄”；但如果没有曹操这个人物，汉末三国的历史也不会如此波澜壮阔、精彩纷呈！

英雄和时代，往往是互相影响、彼此成就的。

随着曹操的逝去，一个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

一段群雄混战、诸侯争霸的历史渐渐远去，迎面而来的，则是一个三国鼎立的全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