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八年正月，一度被曹操击败的马超又卷土重来了。

当初马超败逃时，凉州一个叫杨阜的军事参谋就曾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英布之勇，甚得羌人、胡人之心，若大军东归，不严加戒备的话，陇西诸郡恐怕就非朝廷所有了。”

果然不出杨阜所料，曹操班师没多久，马超就率羌胡军团横扫陇西诸郡，最后只剩下一座冀城（今甘肃甘谷县）还在坚守。

杨阜就在这座孤城之中。

此时，汉中的张鲁很清楚，马超就是他在北面的屏障——若马超一直在关陇一带纵横，曹操就永远不可能入侵汉中。所以，张鲁便派遣大将杨昂，率一万多人前去助阵，帮马超一起围攻冀城。

从正月到八月，凉州刺史韦康一直率众坚守，却迟迟等不到救兵。韦康遂命别驾阎温设法出城，去向驻守长安的夏侯渊告急。

当时，冀城被马杨联军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根本不可能从城门突围，阎温只好在深夜从水道潜出城外。次日凌晨，马超部众发现了地上的水渍，遂一路追踪，抓获了阎温。马超旋即押着阎温来到城下，命他告诉守军，说东边的援兵不会来了。

不料，阎温竟然扯起嗓子对着城头大喊，说大军不出三天必到，叫大伙不要放弃。

城上守军一听，顿时喜极而泣，高呼万岁。

马超大怒，本想当场砍了阎温，可念及这座坚城久攻不下，便软硬兼施，劝他改变主意，帮着劝降守军。可阎温却道：“侍奉君主，只有一死，没有二心，阁下不必指望从我这里听到任何不义之言。”

马超没辙，只好杀了阎温。

然而，阎温口中“三天必至”的援兵，终究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城中守军又苦战了多日，依旧等不到一兵一卒。刺史韦康和当地太守等一干高官，全都丧失了信心，决定投降。杨阜顿时痛哭流涕，死命劝阻说：“我等率父兄子弟，以大义相互激励，只求一死，别无所愿，誓死为使君守住此城。可今天，你为何要放弃就要建立的功业，陷自己于不义之地呢？”

韦康等人不听，还是开门迎降了。

马超这个狠人，迁怒于他们顽抗了八个月，所以一进城就把韦康等人全都砍了，然后自命为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

此时，夏侯渊已经奉曹操之命风驰电掣地赶来援救了。然而，冀城却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马超既已腾出手来，便率主力亲赴二百里外迎战夏侯渊。

双方交战，夏侯渊失利。

就在这个当口，凉州的氐族酋长杨千万又率众反叛，进据兴国（今甘肃静宁县南），与马超遥相呼应。

夏侯渊知道一时半会儿无法克复冀城，且担心腹背受敌，只好撤兵回了长安。

城池陷落之后，杨阜假意投靠了马超，心中却时刻不忘夺回城池。碰巧，杨阜的妻子不久后病逝，杨阜便趁机向马超告假，以安葬妻子为由出了冀城，然后找到了他的大舅子姜叙。

姜叙时任抚夷将军，驻军历城（今甘肃西和县北）。杨阜见到他后，力劝他起兵夺回冀城。姜叙的母亲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老妇，对姜叙说：“韦使君遇难，你也有责任替他夺回城池，岂止是杨阜一人之责？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只要死于忠义，便是死得其所。你赶紧发兵吧，别考虑我，我自己会小心，不会拖累你。”

姜叙遂下定决心，旋即与部众赵昂、尹奉等人开始谋划，同时暗中派人潜入冀城，找到他的朋友梁宽和赵衢，说服他们充当内应。

刚刚计议停当，赵昂的儿子却不知何故落入了马超之手。马超显然不知道赵昂参与了杨阜和姜叙的起兵计划，但可能对他有些疑心，便把他儿子扣做了人质。

眼看起兵在即，赵昂却为此乱了方寸，只好跟妻子道出了实情，说：“我与姜叙他们谋划起兵，大事一定能成，可咱们的儿子怎么办？”

跟姜叙的母亲一样，赵昂之妻也是一个异常忠烈的女子。她听完之后，只厉声回了一句话：“为君父（代指刺史韦康）洗雪大耻，纵然砍头也不足为意，何况一个儿子！”

连一介妇人都如此豪气干云，还有什么可说的？干就完了！

建安十八年九月，杨阜与姜叙遽然发兵，进据卤城（今甘肃天水市西北）；赵昂与尹奉则发兵进据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对马超形成了左右夹击之势。

马超大怒，正犹豫是要坚守城池还是主动出击，卧底赵衢就在这时候给他献策了，鼓吹了一堆必须主动出击的理由。马超被说动了，旋即率部出城。

他前脚刚走，赵衢和梁宽后脚就把城门死死关上了。然后，他们还把马超留在城内的妻子、儿女全都砍杀了。

马超顿时进退失据，无奈之下，只好掉头去攻打姜叙的根据地历城。很快，马超便攻破城池，抓了姜叙的母亲。

这位老妇人面对马超的屠刀，却毫无惧色，破口大骂道：“你这个背叛父母的逆子、杀害君父的恶贼，天地岂能长久容你？你不快点去死，还有什么面目见人？”

不得不承认，姜母这话骂得没错。当初马腾和一大家子都在曹操手里，马超却全然不顾，肆意起兵，等于是间接害死了父亲和一家老小。就此而言，马超的确是“逆子”，被人如此诟骂一点都不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马超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在这个时候死于非命，也未尝不是一种报应。

当然，骂完这番话，姜母就被马超砍倒在血泊之中了。紧接着，马超就又杀了赵昂的儿子。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马超除了杀人泄愤之外，也很难扭转进退失据、孤军被围的劣势了。

随后，杨阜、姜叙等人率部与马超决战。史书没有记载这一战的具体经过，但应该十分惨烈，因为杨阜竟然在此战中“身被五创”，就是身负五处重伤。

此战，马超大败，只好向南逃窜，投奔张鲁。

杨阜虽身负重伤，但侥幸未死。战后，曹操论功行赏，把杨阜、姜叙等有功人员十一人全部封侯。杨阜本人被封为关内侯。

这场冀城争夺战，在战乱连年的汉末三国其实并不起眼，充其量就是一场局部战役而已。而且，参与此战的人，只有马超是比较重要的角色，其他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物。

然而，这场战役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涌现了一群视死如归的忠义之士。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堪称一幅悲壮而感人的“义士群像图”。

当然，正如“春秋无义战”一样，汉末三国也根本没有什么“义战”可言，所有人不过是各为其主罢了。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像阎温、杨阜、姜叙、姜叙之母、赵昂之妻这些人，不论他们誓死效忠的对象是刺史韦康、魏公曹操，还是大汉天子刘协，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他们身上集体展现出的那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忠烈精神。

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这种精神，就是支撑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苦难沧桑而屹立不倒的一根傲骨！

生活在今天这个和平年代的我们，有时候会难以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古人把“忠义”看得比命还重要？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嘲笑他们愚忠和迂腐。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和平与繁荣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战争和苦难才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不是愚忠和迂腐，而是一种高贵的牺牲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族群得以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挺立乃至繁衍不息的一种文化密码。

远的不说，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这一百多年，如果不是一群又一群的仁人志士秉承着这种精神，前仆后继地踏上救亡图存的征程，那今天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记住这种精神，我们才有资格称自己为中国人；记住这种精神，我们这个族群才有资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傲然屹立于天地之间！

马超逃到汉中后，张鲁收留了他，还给了他一个“都讲祭酒”的职位。

别看这个职位有些不伦不类，看上去好像是个芝麻官，其实在汉中，这已经是二把手了。而汉中的官制之所以显得如此另类，是因为张鲁这家伙本来就与众不同。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据说是西汉开国功臣、留侯张良的十世孙。张鲁的祖父叫张陵，早年客居巴蜀，在鹄鸣山学道，学成出山之后就开始忽悠老百姓，创立了一个民间宗教，叫“五斗米道”——凡是入道的人都要缴纳五斗米，故而得名。

可能是有不少人交了米之后没学到什么东西，也没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当时的舆论对张陵并不友好，江湖上的人送了他一个蔑称，叫“米贼”。

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播五斗米道；张衡死后，张鲁继承了这个祖传衣钵。张鲁的母亲可能有些道行，善于攀附权贵，结交了当时的益州牧刘焉，张鲁也就随之得到了刘焉的信任。

后来发生的事情前文说过了，刘焉把张鲁派到了汉中，刘焉死后，张鲁不奉刘璋号令，刘璋愤而杀了张鲁的母亲，两边就结下了死仇。

张鲁割据汉中后，开始用五斗米道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史称“以鬼道教民”（《三国志·张鲁传》）。张鲁自称“师君”，新入道的教众统称“鬼卒”，有了一定资历后称为“祭酒”，可以统领部众；资历更深的，称为“治头大祭酒”，麾下部众就更多了。

五斗米道教人“诚信不欺诈”，生了病以后也不用吃药，到“祭酒”面前去忏悔自己的罪过就可以了，总之跟张角的“太平道”半斤八两，忽悠老百姓的套路都差不多。

张鲁施行政教合一，汉中郡就不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官员了，五斗米道的各级祭酒既是心灵导师，也是行政官员，抓起思想政治工作来，那真叫一个得心应手。

另外，张鲁还规定，凡是他治下的老百姓犯了罪，前面三次都可以经批评教育之后赦免，到第四次才入刑。

这么一弄，等于汉中郡的每个老百姓都可以合理合法地犯三次罪，所以当地人都很高兴，“民夷便乐之”。只是我们不知道，假如人人都最大化地利用这三次“豁免权”，先来个鸡鸣狗盗，再来个欺男霸女，最后来个杀人越货，而心灵导师们只是批评教育一下就把人放了，那么到头来，汉中到底是更太平了，还是更乱了呢？

如此脑洞清奇的规定，只能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要不是张鲁这种三代单传、天赋异禀的教主，一般人还真想不出来。

张鲁挺赏识马超，给他的“都讲祭酒”这个职位，比所有祭酒的级别都高，仅次于张鲁本人的“师君”之位。而且，张鲁还打算把女儿嫁给马超。只是，他刚冒出这个想法，就有人提醒他说：“有那么一种人，连爹娘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呢？”

这当然就是指马超了，说的仍旧是马超不顾马腾和一大家子肆意起兵的事情。

张鲁一听，立刻打消了招他做女婿的念头。可见，这件事的确是马超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污点，不管走到哪儿都只能背着。

不过，历史总是很吊诡。被天下人如此诟病的马超，最后收留他的主公，居然就是最喜欢标榜仁义的刘备。并且，不是马超去投奔刘备，而是刘备主动邀请马超加盟的。

由此可见，作为老板，刘备其实也是很务实的。说到底，他的用人之道跟曹操并无本质区别——只要有才，能够帮自己打天下就行了，有德无德都在其次。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此刻的马超并不知道，自己最终的归宿会是成为蜀汉名将。眼下，他一心想的只是如何杀回凉州，夺回老巢，同时为自己的妻儿报仇。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春，马超从张鲁这儿借了兵马，然后挥师西向，开始猛攻祁山。姜叙连忙派人向夏侯渊告急。

诸将都认为，应先禀报曹操，方可出兵。夏侯渊怒道：“魏公远在邺城，一来一回就要四千里路，等到命令下来，姜叙早完蛋了，还救什么急？”

夏侯渊随即亲率大军出发，命张郃率五千步骑为前锋，火速驰援祁山。

马超虽然勇猛，但他的嫡系部众基本上都在之前的几次战役中拼光了，现在手下都是张鲁的兵，战斗力远远不如马超昔日的凉州兵团。况且，既然是借来的兵，就没有忠心可言，自然不可能替马超卖命。所以，当夏侯渊大军一到，结果可想而知，马超一战即溃，不得不再度逃回汉中。

夏侯渊击退马超后，心想大军既然出来了，索性搂草打兔子，把韩遂也一块儿收拾了。

当时韩遂驻兵显亲（治今甘肃秦安县西北），突闻夏侯渊来袭，自知不敌，赶紧夹起尾巴就跑。夏侯渊率部紧追，一路追到了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北）。此地的西北面不远处，就是氐族酋长杨千万据守的兴国，韩遂往这边逃，显然就是想把曹军引入腹背受敌之境。

在距略阳城三十里外的地方，夏侯渊命部众稍事休整。有人建议稍后直接进攻韩遂，但也有人建议，应先北上攻击兴国，以免腹背受敌。

夏侯渊略加思忖后，同时否决了双方的提议。他说：“韩遂部众精锐甚多，而兴国的城墙也十分坚固，所以，咱们两边都不打，索性北上长离川（今葫芦河），直接去打羌人的老巢。韩遂的部众多是羌人，必然会去救他们的家乡。倘若韩遂准许羌人离开，那他的兵力就会削弱；如果他率部援救长离川，那我们便跟他野战，必可将其生擒。”

随后，夏侯渊命辎重部队原地待命，然后亲率一支轻骑北上，直趋长离川，攻击羌人的部落营地。韩遂闻讯，果然率部来援。众将发现韩遂兵力甚强，建议挖掘壕沟，修筑营寨，先稳住阵脚再伺机决战。

夏侯渊却不以为然，道：“我军转战千里，为的就是在机动中歼灭敌人，若缩在营垒之中，弟兄们士气一衰，就打不了硬仗了。敌军虽然人多，但很容易对付！”

曹军旋即擂鼓进攻，果然大破韩遂军。

韩遂经此大败，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其部将阎行发动兵变，攻击韩遂，然后投降了夏侯渊。韩遂的势力越发削弱。他彷徨无计，一度想去投奔刘备，被人劝阻。一年后，韩遂又纠集了数万羌胡兵马，准备反攻阎行，但未及开打就被部将麹演、蒋石杀了，终年七十余岁。

夏侯渊击败韩遂后，乘胜进围兴国。氐人酋长杨千万弃城而逃，仅带少数亲兵投奔马超，余众皆降。夏侯渊越打越顺手，觉得还不过瘾，索性继续北上，大举扫**盘踞在高平（今宁夏固原市）一带的匈奴屠各部落，一战便将其彻底扫平。

夏侯渊不愧是曹军中屈指可数的悍将。在此次战役中，他把曹军最擅长的长途奔袭、机动作战和野战能力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个人的机敏、果决和勇猛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同年十月，夏侯渊又奉曹操之命西征，平定了凉州人宋建割据的枹罕（今甘肃临夏市）。宋建自汉末大乱后便在此割据，自立为“河首平汉王”，还修筑王宫，设置百官，嚣张了三十余年，却一战就被夏侯渊收拾掉了。

其后，夏侯渊又派张郃渡过黄河，进入小湟中（今青海大通一带）地区，逼降了盘踞在这一带的诸羌部落。

经过上述几场战役，夏侯渊彻底**平了整个陇右地区，为日后曹操进攻汉中铺平了道路。

曹操对夏侯渊的赫赫战功大为赞赏，随即拜他为征西将军，还送给他八个字：“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三国志·夏侯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