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六年二月十八日，司马炎的一道诏书送到前线，对灭吴之战的后半场进行了部署：“王濬、唐彬既已攻克巴丘，应跟胡奋、王戎一同夹击夏口、武昌，再顺江东下，直指建业。杜预应镇抚零陵郡、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招降衡阳郡（治今湖南湘潭市西南）。大兵压境之下，荆州南部必可传檄而定，所以杜预等部，应分兵增援王濬、唐彬。太尉贾充，即行进驻项县。”

遵照司马炎的部署，王戎旋即派出部将罗尚、刘乔，率部与王濬合攻武昌。吴江夏太守刘朗、督武昌诸军虞昺（虞翻之子），几乎没做什么抵抗就开门投降了。

随后，杜预召集众将举行军事会议，有人认为：“百年之久的贼寇，难以短时间内瓦解。而今，春水融化，江河泛滥，对各部的驻扎和行军都会造成困难。最好等到冬季来临，再大举前进。”

杜预马上否决了这一消极建议，说：“昔日乐毅在济西（今山东西部）一战获胜，遂**，一举吞并了强大的齐国，如今我军兵威大振，势如破竹，数节之后，余下的自可迎刃而解，用不着再使什么劲了。”

说完，杜预便对各军指示了行动方略，共同目标就是直取建业。

直到此刻，一心幻想着“青盖入洛阳”的孙皓才慌了神，赶紧派丞相张悌，率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共领三万兵马，渡江西上，去抵御距建业最近的王浑所部。

舰队行至牛渚（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沈莹向张悌提出了一个建议，说：“晋国在巴蜀训练水军，时日已久，而我们驻扎在长江上游的各军，向来没有戒备，且名将皆死，年轻将领在任，恐怕都难以抵挡。所以，晋国水军必会到达此地，我们应在此布防，养精蓄锐，等他们过来，再决一死战。若幸而战胜，西岸的王浑自会退却；但要是渡江上岸，与晋军对决，一旦落败，那大事就完了！”

张悌闻言，凄然道：“吴国终将灭亡，此事无论贤愚，早已心知肚明，并非到了今天才得以证实。我担心的是，等晋军到了此地，我们军心震恐，就很难再凝聚了。如今，渡江上岸，犹可与敌决战。若是失败，大家一同殉国，死无遗恨；要是胜了，敌兵溃败，我军便可乘胜西进，在长江中游阻击晋国水军，不愁不破来敌。假如按照你的计划，恐怕士众一朝散尽，坐待敌人到来，君臣只能一同投降。到时候，就连一个为社稷死难的人都没有，岂不是国家的耻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吴烂到今天这个地步，早已是积重难返、沉疴难起，纵然周瑜在世、陆逊复生，恐怕也无从挽救，更不要说他区区一个张悌了。

对此，张悌很有自知之明，也已经做好了为国死难、慷慨捐躯的思想准备。

三月，张悌率部登岸，进兵杨荷（今安徽和县北），将占领此地的王浑部将张乔团团围困。

张乔是王浑的前锋，麾下只有七千部众，自忖打不过张悌的三万大军，于是一边紧闭城门，一边递出了请降书。诸葛靓一看，就知道这是敌人的缓兵之计，便建议张悌立刻杀进城去，干掉张乔这支部队。

遗憾的是，身为丞相和主帅的张悌，却在这紧要关头表现出了不可救药的软弱和迂腐。他说：“强敌在前，不宜跟这支小部队纠缠，况且，杀降不祥。”

杀降不祥，前提是对方真心归降，问题是现在张乔一边说要投降，一边却紧闭城门，这是投的哪门子降？

诸葛靓大为焦急，力争道：“他们是因为救兵未至，兵力太少，自知不敌，才以诈降作为缓兵之计，绝非真心降服。如果我们放过他们，继续前进，必定成为后患。”

张悌不听，还安抚了张乔，仍让他留驻杨荷，然后率部继续西进。

没走过远，吴军便与晋扬州刺史周浚所部正面遭遇。两军列阵之后，沈莹率本部精锐和五千敢死队，率先对晋军发起冲锋。可他们一连猛攻了三次，却始终无法撼动晋军的阵脚。沈莹只好撤退，但部众在后撤时却秩序混乱，队列不整。晋将薛胜、蒋班抓住战机，立刻发起进攻。吴军不敌，节节败退，张悌、沈莹等将帅拼命阻止，却毫无作用。

就在这时，不出诸葛靓所料，诈降的张乔又从东面杀了过来。

腹背受敌下，东吴的三万大军终于全线溃败。

诸葛靓一边带着数百亲兵突围而出，一边派人去找张悌。让诸葛靓没想到的是，张悌找到了，可他却拒绝逃亡。诸葛靓只好又杀了回来，亲自去接他，苦劝道：“社稷存亡，自有定数，不是你一个人所能挽救的，何苦在此等死呢？！”

张悌怆然涕下，说：“仲思（诸葛靓字），今日便是我的死期了！想当初，我年少之时，就受到你家丞相（诸葛恪）的赏识提拔，常担心自己不能死得其所，有负先贤的知遇之恩。如今，我以身殉国，正是死得其所，还要往哪儿逃呢？你别再拉我了。”

诸葛靓当然不能扔下他，遂强行要拉他上马，可张悌就是死活不肯移动半步。诸葛靓万般无奈，只好流泪而去。

等坐骑走出百余步后，诸葛靓回头望去，张悌已被敌兵砍倒在了血泊之中。

当天，除了诸葛靓及少数部众逃出生天，沈莹、孙震等一共七千八百名将士，都被晋军砍下了首级；余众或是逃散，或是被俘，三万大军基本上全军覆没。

消息传到建业，朝野震恐。

张悌率领的这三万兵马，是吴国最后的精锐，如今一朝覆灭，足见东吴之亡就在旬日之间了。

接下来，晋国这几路大将，谁能抢先攻入建业，谁就能独得灭吴的首功。

值此微妙的时刻，有人高风亮节，不愿居功，却也有人处心积虑，想要抢功。

大战之初，司马炎曾有诏命，指示王濬一旦进入建平郡，就要受杜预节制；进抵建业附近，就要受王浑节制。可对于天子的这道诏命，杜预却不是很赞同，他对诸将说：“王濬若攻克建平，则顺流东下，**，且威名已经建立，不应再让他受制于我；若是连建平都攻克不了，那又如何受我节制？”

当王濬挺进到西陵后，杜预给他写了封信，说：“足下既已摧毁东吴的西部屏障，便应该直取建业，讨伐盘踞多年的贼寇，拯救东吴民众于水火，然后凯旋还朝，此乃旷世大功！”

王濬见信，深知杜预高风亮节，乐见他建立大功，同时也在暗示他不一定受王浑节制，大可自取建业。王濬心中大喜，立刻把杜预的信转呈给了皇帝司马炎。

攻克武昌后，王濬更是信心百倍，遂率领舰队日夜兼程奔赴建业。

此时，贪图大功之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周浚歼灭张悌兵团后，其麾下别驾何恽便撺掇他说：“张悌统率东吴最后的精锐，在此被我们歼灭，吴国朝野莫不震恐。如今，王濬已攻克武昌，所向皆克，东吴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我部应迅速渡江，直指建业，大兵压境，夺其胆气，定可不战而生擒孙皓！”

周浚深以为然，便命他去向主帅王浑请示。

何恽道：“王浑碰见大事就糊涂，且生性谨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必定不会听从。”

这么大的事，周浚终究不敢自作主张，还是坚持让何恽去请示。

结果不出何恽所料，王浑的答复是：“我接到的诏令，是驻防长江北岸，在此抵御吴军，不可轻率冒进。周浚虽然勇武，但岂能以一人之力独平江东？若是违背诏令，胜了也不见得有功，万一败了则是重罪。况且，皇上已命王濬受我节制，你们现在只要把舰船备好，等王濬到达，再一同出发。”

何恽仍不死心，继续劝道：“王濬万里远征，所过皆克，身居如此大功却来接受节制，从没听说有这种事。且明公位居上将，见到机会，自应前进，岂能每件事都听诏令？如今乘胜渡江，十拿九稳，何必多所疑虑而滞留不进？我部上上下下都对此深感憾恨啊！”

然而，不管何恽怎么说，王浑就是不为所动。

事实上，王浑并不是不想抢这份大功，而是自以为有皇帝的诏令在，王濬反正要受他节制，不论如何，最后功劳都是他的。所以，他一点都不着急。

可是，王浑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王濬绝非任他摆布之人。他这样稳坐钓鱼台，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攻灭东吴的不世之功，拱手送给了王濬。

此时，王濬的楼船舰队已从武昌顺流东下，直奔建业而来。对于这支舰队的庞大规模和盛大军容，史书给出了这样的描绘：“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威势甚盛，吴人大惧。”（《资治通鉴·晋纪三》）

孙皓急命游击将军张象率一万水军前往抵御。这个张象倒也干脆，在江上迎面看见晋军的大旗，二话不说就降了。

眼看晋国水军如入无人之境，东吴朝廷顿时乱成了一团。

大难临头之际，人们总是习惯于抓一个人出来泄愤，仿佛只要拿一个坏蛋祭天，老天爷就会帮世人消灾免难。眼下，孙皓跟前有一个宠臣，名叫岑昏，以阴险谄媚博得孙皓宠幸，位列九卿，平日里喜欢大兴土木，百姓深受其苦。如此祸国殃民之人，这种时候最适合拿来祭天了。

于是，孙皓身边的数百名近臣和亲信，便一同向他叩首请愿，说：“敌人日渐逼近，我们的将士却不愿拿起武器，陛下该怎么办？”

孙皓说：“这一切，究竟何故？”

众人异口同声道：“都是因为岑昏！”

孙皓喃喃道：“既如此，当以这个奴才谢天下百姓。”

众人大喊一声：“遵命！”遂一拥而上，把这个倒霉蛋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就拉走了。等孙皓回过神来，想派人去阻止，岑昏早就被愤怒的人群剁成肉酱了。

眼看社稷就要亡了，而朝中几乎已无将领可用，孙皓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恰在此时，一个叫陶濬的将领，之前是率部要去广州平叛的，可还没走到武昌就听说晋国水军已大举东来，当即折返回朝。

此时此刻，孙皓见了他，就像见到了救命稻草，连忙问他有没有办法对付晋国水军。

陶濬根本无心御敌，却随口忽悠道：“巴蜀修造的战船，都很小，只要给臣二万人，乘上我军的大船，足以破敌。”

孙皓又惊又喜，立刻授予陶濬节钺，把最后的二万人交给了他。

然而，让孙皓绝望的是，当天夜里，这最后一支二万人的部队就全体逃亡、作鸟兽散了，连大忽悠陶濬也没了踪影。

稍后，司徒何植（孙皓舅父）、建威将军孙晏，也忙不迭地投降了王浑。

众叛亲离之下，孙皓彻底绝望，只能投降。

可是，此时晋军的王浑、司马伷和王濬，正从三路快速向建业逼近，狼多肉少，该向谁投降呢？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建议，派出三路使者，同时向三人奉上降表，这样最稳妥。

孙皓随即照办，然后写了封手书，告谕群臣，先是进行了一番深刻的自我批评，然后说：“如今，大晋王朝平定四海，正是英雄豪杰施展抱负之际，诸位不要因为改了朝廷、换了正朔就丧失大志。”

咸宁六年三月十五日，王濬的舰队经过三山（今江苏南京西南），王浑立刻派人传话，让他到大营议事，目的就是要节制他，防止他先入建业，抢走大功。

没想到，王濬根本不作片刻停留，而是继续扬帆，直指建业。他给王浑的答复只有六个字：“风利，不得泊也。”（《资治通鉴·晋纪三》）

风太大，我的船停不下来啊！

估计王浑听见这句话，一定会气得两眼发黑。

当天，王濬率领着他的八万水军，以及绵延百里的楼船舰队，浩浩****、锣鼓喧天地开入了建业西面的军事要塞——石头城。

此城是建业的门户，它的沦陷，就意味着建业的沦陷。

最后，跟蜀汉灭亡时的套路一样，吴主孙皓“面缚舆榇”，亲自来到王濬的营门前投降；而王濬则“解缚焚榇，延请相见”，然后接收了吴国的地图和户籍档案，共计四个州（扬州、荆州、交州、广州）、四十三郡、百姓五十二万三千户、士兵二十三万人。

至此，立国五十九年（自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算起），共历四帝，在三国之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东吴帝国，正式宣告覆灭。

自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董卓乱政以来，分崩离析了将近一百年的天下，终于在这一天，复归一统。

波澜壮阔、金戈铁马的三国时代，英雄辈出、异彩纷呈的三国时代，黑暗纷乱、生灵涂炭、充满了铁血与权谋的三国时代，也在同一天落下了帷幕。

东吴灭亡的消息传到洛阳，满朝文武皆向司马炎道贺。在庆祝宴会上，司马炎拿着酒杯，激动地落下眼泪，然后轻叹一声，道：“此羊太傅（羊祜）之功也。”

同年四月，孙皓被封为归命侯。五月初一，孙皓及其宗族被司马伷送到了洛阳。按照既定的投降仪式，孙皓和太子孙瑾以泥涂面、自捆双手，立在东阳门下。司马炎也按既定礼数，派使者解开他们的绳索，然后赏赐衣服、车马、良田三十顷，此后每年都会赏赐钱谷、绢帛等物。

孙瑾被拜为中郎（禁军中级武官），其他亲王皆任郎中（禁军初级武官）。此外，原东吴的文武官员，皆随才录用。司马炎还下诏宣布，孙姓皇族随同渡江的，免除田赋捐税十年；原东吴治下百姓，全部免除田赋捐税二十年。

作为一个荒**残暴的亡国之君，孙皓却没有遭到天谴，而是在洛阳过了四年逍遥日子，最后死于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年四十三。

灭吴后，王浑和王濬为争夺首功互相攻讦，几乎闹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幸亏司马炎一碗水端平，他们才不至于落得邓艾、钟会那样的下场。

同年五月，司马炎论功行赏，擢升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封襄阳县侯；增王浑食邑八千户，以京陵侯晋爵为公；封杜预为当阳县侯；封王戎为安丰县侯；封司马伷二子为亭侯；封张华为广武县侯；其余诸将及公卿以下，也各有封赏。

当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当将近一百年的乱世烽烟渐渐消散，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终于迎来了暌违已久的太平。天下一统后，西晋帝国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

然而，太平盛世是短暂的，是两个乱世之间的过渡。

此后，司马炎开始骄奢**逸，荒废朝政，仅仅过了十余年，西晋帝国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八王之乱，而西晋也在这场骨肉相残的内乱中分崩离析。

紧接着，便是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又一个将近三百年的大乱世訇然降临……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三国演义》的这句开篇语，似乎也可以做它的结束语。

苍天不语，大地缄默，长江滚滚东流，万物生生灭灭。历史总在光明与黑暗之间来回摆**，不停轮回，因为人性的高尚与卑劣总是亘古如斯，而人性内在的所有矛盾也总是根深蒂固。

所以，一切终将逝去，一切也终将重来。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