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周明哲保身,邓艾功高震主(1 / 1)

蜀汉在这个时刻,以如此仓促的方式灭亡,当然主要是因为邓艾发动千里奇袭,出人意料地兵逼成都;可与此同时,谯周以三寸不烂之舌反复谏降,最终说服刘禅,显然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谯周传》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刘氏一族能免除灾祸,蜀国臣民能得以保全,都是出于谯周的谋划。

言下之意,仿佛谯周立下了什么名垂青史的不世之功。

当然,如果站在魏国和晋朝的角度,谯周的确“居功至伟”,但如果站在蜀汉的立场上,结论恐怕就不该是这个样子了。而陈寿之所以如此推崇谯周,原因很简单:

其一,他是谯周的同乡(都是巴西郡人)兼得意门生;

其二,谯周和陈寿师生二人,后来双双成了魏国和西晋的臣子——谯周因谏降之功被司马昭封为阳城亭侯,迁骑都尉,后来在晋朝官至散骑常侍;陈寿也在魏、晋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侍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

居于魏、晋的政治立场,陈寿当然要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谯周劝降刘禅之举给予高度肯定了。然而到了后世,历代史家对谯周的批判却不绝于耳。

比如稍后的东晋史家孙盛,便对此评论道:“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

按照春秋的大义,国君与社稷共存亡,卿大夫与职守共存亡,何况刘禅已是天子(比春秋的国君规格更高),岂可受辱于人?谯周劝国君苟且偷安,忘却礼义,贪图利益,希望获得微不足道的荣宠,糊涂啊!

在孙盛看来,当时邓艾虽已兵逼成都,但蜀汉未必不可一战。因为那时,还有蜀将罗宪“以重兵据白帝”,另一大将霍弋“以强卒镇夜郎”,何况“蜀土险狭,山水峻隔”,不利于邓艾的步兵展开行动。若蜀汉君臣乘船南下江州,一边向南中征兵,一边向东吴求援,加上还有姜维、廖化等人率领的蜀军精锐,怎么会走投无路?又何必担心一定会灭亡呢?

所以,孙盛的结论就是:“禅既暗主,周实驽臣。”

刘禅固然是一位庸懦之主,但谯周也确实是个无能之臣。

孙盛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姜维利用剑阁天险成功抵挡了钟会大军,只有邓艾一支孤军深入巴蜀腹地,若刘禅坚持抵抗,召集四方勤王之师,完全有机会将邓艾“瓮中捉鳖”。可见,彼时的形势绝非谯周所描述的那么不堪。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曾在《读通鉴论》中怒斥谯周,说:

“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人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之不灭,憯矣哉!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周塞目箝口,未闻一谠言之献,徒过责姜维,以饵愚民、媚阉宦,为司马昭先驱以下蜀,国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禄;非取悦于民也,取悦于魏也,周之罪通于天矣!”

王夫之身为一辈子不肯剃发的“有明遗臣”,痛心于明朝覆亡、山河易主,对历史上著名的“投降派”谯周自然是深恶痛绝。所以,他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立场和情绪,对谯周的批判稍显过火(如骂他“罪通于天”),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不过,他从《仇国论》这一角度分析谯周,却不失为切中肯綮的评价。

在历史上,谯周是以痛批姜维的《仇国论》出名的。如果说,谯周骂姜维是出于公心,是替国家和社稷着想,那么居于同样的立场,他难道不更应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祸乱朝政的黄皓吗?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他敢于长篇大论声讨姜维,却从无只言片语斥责黄皓。

究其原因,恐怕就在于,反对北伐能够讨好大部分苟且偷安的益州士民(饵愚民),而批判姜维又能在无形中巴结权宦黄皓(媚阉宦)。如此一举两得之事,谯周何乐而不为呢?

退一步说,即便谯周并无谄媚阉宦之心,但不敢对权宦发难,分明就是在明哲保身。而这样的明哲保身之人,先是振振有词地反对北伐,后又大义凛然地谏降刘禅,其背后的动机能有几分公心呢?究其实,恐怕出于自身利益(以及益州士族利益)的成分还更多一些。用今天的话说,这其实就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

由此可见,虽然谯周最后谏降刘禅之举,客观上的确保全了刘氏一族和蜀汉百姓,令战火得以平息、生民免遭涂炭,但正如王夫之所言,他这么做,与其说是“取悦于民”,不如说是“取悦于魏”。毕竟事后,谯周得到了司马昭封赏的“亭侯”之爵,这可是他在蜀汉干了大半辈子都未曾有过的荣宠。因此,王夫之骂他以“国亡主辱”换取自身的“利禄”,并没有骂错。

除了学者,历代也有不少文人对谯周颇为不屑。如唐代诗人罗隐就有诗云:“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大意是:刘备和诸葛亮奋斗终生打下的千里河山,最后却被刘禅轻易抛却了;就此而言,蜀汉的两朝文武(也代指能文能武的两朝元老诸葛亮),都应该痛恨谯周。

另外,清代诗人袁枚也曾写诗讥讽谯周,说:“将军被刺方豪日,丞相身寒未暮年。惟有谯周老难死,白头抽笔写降笺。”

费祎不幸遇刺时,正值壮年;诸葛亮北伐身死时,也尚未暮年。只有谯周活到六十几岁了还不死,白发满头还要忙着写降表……

得知刘禅已向邓艾投降,其五子北地王刘谌悲愤莫名,对刘禅说:“若真到了势穷力屈、大祸临头的地步,就应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为社稷而死,再到地下去见先帝,为何要投降?!”

可刘禅根本不听。刘谌万念俱灰,当天,入太庙祭拜了刘备之后,先杀了自己的妻儿,然后就自杀了。虽然在今天看来,刘谌这么做对妻儿很不公平——凭什么以一己信念去剥夺妻儿的生存权?但若以古代的价值观来评价古人,这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气节。

是故,历代史家皆对此交口称颂。如毛宗岗就说:“刘禅虽懦,幸有北地王之能死,为汉朝生色。”清代的《通鉴辑览》亦称:“北地王慷慨捐躯,凛凛有生气。”即批判刘禅的昏庸懦弱,赞叹刘谌的临死不屈。

蜀亡之际,为国捐躯的名臣之后还有两位:张飞之孙张遵,与诸葛瞻、诸葛尚父子同日战死;赵云次子赵广,阵亡于姜维从沓中败退的强川口一战。

对于刘禅的主动投降,邓艾大喜过望,立刻回了一封信,让张绍带回,表示嘉许和欢迎。

随后,刘禅派太仆蒋显前往剑阁,命姜维等人放下武器,就地向钟会投降;同时,又派尚书郎李虎,将全国军民的户籍档案一并送交邓艾。据记载,此时的蜀国共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数日后,邓艾率部进抵成都城北,前来受降。刘禅带着太子刘璿、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自缚双手,把棺材装在车上(史称“面缚舆榇”,是古代君主战败投降的仪式),出城来到了邓艾的大营前。

邓艾持节出迎,解开他们的捆绑,焚毁棺木,然后将刘禅君臣迎入了大帐之中。

同日,邓艾约束麾下将士,入城之后,不得掳掠,且要安抚百姓,恢复原有的正常秩序。然后,邓艾参照东汉初年大将邓禹“承制”(代表皇帝)拜隗嚣为西州大将军的先例,拜刘禅为“行骠骑将军”,以刘璿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

同时,邓艾又对蜀汉百官进行了重新任命,根据其原有职位高低,分别授予魏国的官职,有的直接纳入了自己的麾下。此外,邓艾又命师纂领益州刺史,以部将牵弘等人分领蜀中各郡太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种种举措,是超出邓艾职权范围的。

邓禹当年给隗嚣封官,是真的奉了光武帝刘秀的旨意,而如今邓艾大肆任命原蜀汉君臣和自己麾下的将领,却是他自作主张,事先根本没有向魏国朝廷和司马昭请命。

此举,无疑给邓艾接下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要树立权威,光封赏官职是不够的,找一两个“坏蛋”来收拾也十分必要。于是,邓艾锁定了权宦黄皓,很快就将其逮捕,扔进了死牢,准备择日诛杀。

然而,在蜀汉朝廷弄权多年的黄皓,手上多的是黄白之物。他以重金贿赂了邓艾的左右亲信,最终居然逃走了。史书后来再没有关于此人的记载,只说“卒以得免”,就是侥幸逃过了一死。

对蜀汉灭亡负有重大责任的这么一个大奸大恶之人,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倒溜之大吉,实在是极大的讽刺。

蜀国就这样一朝覆灭了,可身在前线的姜维却一无所知。

当时,姜维只得到了邓艾入蜀、诸葛瞻战败的消息,却根本不知皇帝刘禅的行止。因担心刘禅和朝廷的安危,姜维立刻率部撤出剑阁,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巴中(治今四川阆中市),准备救援成都。

钟会命部将胡烈一路追击。

数日后,姜维进抵郪县(治今四川中江县东南),终于在这里接到了刘禅命他投降的诏令。姜维万般无奈,只能奉诏,随即命部众全部放下武器,并把自己的大将军符节就近交给了魏将胡烈,然后掉头与廖化、张翼、董厥等人会合,一同前往钟会大营投降。

家国社稷竟然眨眼间就没了,蜀军将士大为激愤,纷纷“拔刀斫石”,在石头上劈砍,以发泄心中悲愤。

随后,蜀汉各郡县、要塞陆续接到了刘禅的投降诏令,遂相继放下武器投降。

东吴得知蜀汉已经灭亡,赶紧命丁奉等人全部班师。

同年十二月底,魏国朝廷(司马昭)因灭蜀之功,擢升邓艾为太尉,增加食邑两万户;擢升钟会为司徒,增加食邑一万户。

以一人之力在旬月之间灭掉一国,这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堪称不世之功。

所以,邓艾忍不住就飘了。

进入成都后,他动不动就在蜀地的士大夫们面前自我夸耀,说:“诸君幸好是碰到我邓艾,才能有今天。假如是遇到吴汉之辈,你们早就尸骨无存了。”

吴汉是东汉开国名将,曾率部攻入巴蜀,扫灭公孙述,然后纵兵烧杀掳掠,血洗成都。如今邓艾入城后,的确秋毫无犯,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心存仁慈,而是刘禅没有像当年的公孙述那样顽强抵抗。前提不一样,结果自然不同。邓艾如此夸耀,显然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刘禅主动投降这一前提。

另外,邓艾还时常对人说:“姜维固然是一时雄杰,但碰到我,他就计穷了。”

这话其实不算吹牛,从这些年双方在陇西的交手来看,邓艾确实是姜维的克星。但是,古人常说“谦受益,满招损”,却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本事大的人最容易遭到别人的羡慕嫉妒恨,所以越有本事越要谦虚、低调、内敛,才能尽量化解他人的嫉恨,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倘若因为本事大就拼命炫耀,那只会加剧他人的嫉恨,从而给自己招来祸患。

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尚且如此,在尔虞我诈的职场和官场上,就更是如此了。

此时的邓艾虽然建立了举世无双的大功,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功高”的后面往往紧跟着两个字——“震主”。所以熟读历史的人,或者深谙老子智慧的人,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会战战兢兢,如临如履,脑子里要么盘旋着“为而不恃,功成弗居”这八个字,要么就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八个字。

在这方面,历史上的正面典型就是功成身退的范蠡,反面典型就是功高震主的韩信。

邓艾若是明智的话,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益州交给别人(比如钟会),然后立刻回洛阳,把灭蜀的功劳让给钟会,把手中的兵权交还朝廷,最后乖乖待在家里,等候领导的下一步指示。

倘若如此,邓艾后面就不会死得那么难看了。

遗憾的是,他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变本加厉地试图建立更大的功劳——把东吴也一块灭掉!

为此,他专门写了一道奏疏,向司马昭呈上了自己的灭吴大计:

“发动战争,有一种情况是先制造声势,令敌人屈服,其次才是真正用兵。如今,我军可乘灭蜀之势,筹划灭吴之战。眼下吴国朝野震恐,正是席卷之时。不过,我军刚打过大战,将士疲劳,无法立即投入战斗,不妨稍为延后。我的建议是,大军班师回朝时,留下陇右兵团两万人、巴蜀兵团两万人,然后以盐铁的收入,作为军费和屯垦的费用,继而大造舟船,准备顺流东下。到时候,再派使节到吴国,对其晓以利害,吴国必定归化,如此便可不战而定。

“现在,我们应该厚待刘禅,给孙休做个榜样。我建议封刘禅为扶风王,赏赐给他财产,提供给他仆从。扶风郡有当年董卓修筑的坞堡,可做他的宫舍,再封其儿子们以公侯之爵,把扶风郡及所属各县,作为他们的食邑,以彰显刘禅归命之后的荣宠。至于吴国这边,可将广陵、城阳二郡改成封国,以待孙休。如此,东吴必然畏威怀德,望风而从!”

平心而论,邓艾的上述计划是颇为可行的。他固然立功心切,但仅就该计划而言,主要还是出于为朝廷分忧的公心。换言之,其对魏国和司马昭的拳拳忠心是毋庸置疑,也不能抹杀的。

然而,计划没错,错的是提计划的人。

假如该计划是由魏国任意一位朝臣提出来的,估计都会得到司马昭的赞许,可提计划的人偏偏是邓艾,这就很容易令司马昭满腹狐疑、浮想联翩了。

你邓艾刚刚立下灭蜀的不世之功,又大包大揽地想把东吴也一并灭掉,胃口是不是太大了?假如连吴国也被你灭了,那你岂不是成了一统天下的盖世英雄,将把司马昭置于何地?退一步说,就算司马昭有这个肚量,容得下你这个大功臣,可你之前没跟朝廷打半点招呼就大肆任命官员是几个意思?你还有没有把领导和组织纪律放在眼里?现在又提议留下四万兵马,并打算掌握盐铁收入,那是不是意味着益州的军政和财政大权都被你一手掌控了?万一你不去打东吴,而是打算封疆裂土,自个儿在益州当土皇帝怎么办?

还有,该封给刘禅(包括日后的孙休)什么爵位,给予何种待遇,是司马昭独有的权限,什么时候轮到你邓艾指手画脚、越俎代庖了?更不用说你还有一个顶头上司钟会呢,把人家彻底晾在一边合适吗?你如此越级上报,相当于架空了钟会,这不是在制造矛盾,给大领导司马昭出难题吗?

总之,邓艾的这个计划一提,只能招致司马昭的反感,并加深他的猜忌和警惕。

所以,司马昭都懒得给邓艾回复,只命监军卫瓘转达了八个字的口信,说:“事当须报,不宜辄行。”(《三国志·邓艾传》)

意思就是:做任何事,都应该事先奏报,不应擅自做主,想做就做。

这口气,分明就是在批评和敲打了。稍有点政治敏锐性的人,此时就该乖乖闭嘴,然后赶紧想办法补救了。

可早已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邓艾,却丧失了混迹官场最起码的敏感性和警惕性,反而觉得自己有大功于天下,那就无须事事奏报,理应拥有“便宜行事”之权。

于是,邓艾不顾司马昭的反应,再度上疏,自我辩解道:

“我奉命出征,都是遵照指示行事。如今元凶首恶已经俯首称臣,至于‘承制’任命官职,是为了安定刚刚归附的人心,我认为是合乎权宜的措施。如今蜀国举众归命,使我朝的疆域扩至南海,东接吴会,那就应早日将东吴平定。倘若等待诏命,道路往返,势将拖延时日。《春秋》大义认为:‘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如今吴国尚未臣服,疆域却与巴蜀相连,不应拘泥常规,从而丧失时机。《孙子兵法》也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我虽然没有古人那样的节操,但绝不会为了避嫌而损害国家大计!”

邓艾的这道奏疏,若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毛病,甚至还应该为他的勇于任事、不计个人得失点个大大的赞。可问题在于,世上哪有什么单纯的事?军事和政治又如何能截然分开?身为魏国实际执政者的司马昭,对几年前的诸葛诞叛乱仍记忆犹新,又怎么可能单纯从军事角度看待邓艾的这番言论?

若换个角度,从政治上看,这道奏疏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八个字——居功自傲,目无领导。

至少在司马昭看来是这样。

你邓艾大掉书袋,左一句《春秋》大义,右一句《孙子兵法》,说白了不就是师心自用、独断专行、不愿听从朝廷号令吗?才打下一个蜀国就把尾巴翘上天了,再让你打下吴国,那得嘚瑟成什么样子?你会不会索性就割据自立,跟朝廷分庭抗礼了?

所以,司马昭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邓艾大有成为诸葛诞第二的潜质。既如此,那他当然就要设法把这场潜在的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了。

而此时此刻,打算收拾邓艾的绝不止司马昭一个。

那个先是被邓艾抢走大功,继而又被他架空的顶头上司钟会,无疑比任何人都更想弄死邓艾。

至此,邓艾已经在劫难逃,只剩死路一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