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恪的这场攻城仗打得一塌糊涂，而紧接着的撤兵行动，更是令人大跌眼镜。

他竟然没有组织人手去照顾和运送伤病员，而是异常冷血地把他们抛弃了，导致大批伤病员要么被扔在土坑沟壑中等死，要么就成了魏军的俘虏。

在吴军撤退的一路上，几乎随处可见横陈于地的尸体，耳边也充斥着伤病员的呻吟、哭泣和哀号。

如果说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能把战败之责全都推到诸葛恪一个人头上，那么在撤兵过程中发生的这些惨剧，身为统帅的诸葛恪就是罪魁祸首了。

因为这些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只要诸葛恪把士兵当人看，只要他还有起码的责任感和同情心。

遗憾的是，权力似乎吞噬了诸葛恪的人性。所以，一路上的“士卒伤病，流曳道路”，他看不见；一路上的“存亡哀痛，大小嗟呼”，他也听不见。相反，打了一场大败仗且人为造成了大量部众死亡的诸葛恪，却“晏然自若”，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竟然优哉游哉地“出住江渚一月”，即跑到长江的小岛上住了一个月，就像是出来旅游度假一样。

直到来自朝廷的诏书接二连三地催他回朝，诸葛恪才不情不愿、慢慢悠悠地启程返京。

“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三国志·诸葛恪传》）

因此，朝野上下都对他大失所望，怨恨和憎恶之情也随之滋生。

同年八月，诸葛恪率军回到建业，进城时还大张旗鼓，“陈兵导从”，搞出了很大阵仗，仿佛他不是败归，而是凯旋。

回到府邸，诸葛恪立即把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令孙嘿叫到跟前，厉声叱骂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接二连三给我下诏？！”

孙嘿大为惶恐，告辞而出后，赶紧称病回家躲了起来，连班都不敢去上了。

诸葛恪出征的这几个月来，朝廷有关部门奏准幼主孙亮，任命了一批官吏。诸葛恪认为这些任命都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遂全部作废，另行遴选。随后的日子，他的性情越来越暴躁，工作方式越来越严苛，各级官员动辄获罪，以致每天要向他奏事的大臣们都战战兢兢，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

此时的诸葛恪，当然知道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同时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所以，他特意把内宫外朝的禁军侍卫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人。然后，刚刚经历惨痛失败的诸葛恪非但没有丝毫反省，更没有吸取教训，反倒变本加厉，又开始筹划一场新的北伐了——“复敕兵严，欲向青、徐”。

就是说，刚刚回到建业的当月，诸葛恪就又接连下发了战争动员令。这回的主攻方向，是曹魏的青州和徐州地区。

毫无疑问，此时的诸葛恪，已经变成一部彻头彻尾的战争机器了。

别说国弱民穷的东吴经不起他这么连番折腾，就算是国力相对强大的曹魏，也绝不敢如此频繁地发动对外战争。

所以，在骄纵自负、穷兵黩武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的诸葛恪，注定要落入一个身死族灭的万丈深渊。因为到了这个时候，除了死亡，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了。

事实上，早在合肥惨败发生之前，蜀汉就已经有一个明眼人，预见到了诸葛恪面临的危险。这个人，就是曾向费祎发出过警告的张嶷。

他写信给时任侍中的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诸葛恪堂弟），说：“孙权刚驾崩不久，吴主幼弱，诸葛恪受托孤重任，何等不易！昔日，周公与成王是至亲，且富有才干，尚且有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诽谤他要篡位；霍光受托孤之任，也有燕王刘旦、盖长公主、上官桀阴谋叛乱。最后，是有赖于周成王和汉昭帝的明智，才避免了灾难。之前我常听闻，孙权一向紧握生杀大权，从不下放权力，是直到临终前，才仓促把后事托付给诸葛恪，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此外，吴楚之人，性情冲动，诸葛恪远离幼主，深入敌境，恐怕不是良策。虽说东吴纲纪仍在，上下也还算和睦，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以古鉴今，今时与古代并无不同。除了你能向堂兄进献忠言，谁还肯尽心劝谏呢？希望他班师之后，能够加强农业生产，施行德政，如此则数年之后，我国与蜀国便可同时大举北伐。”

正所谓旁观者清。张嶷所言，其实就是在暗示诸葛恪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所以不必急着对外征伐，而要严加防范来自内部的变乱。

我们不知道诸葛瞻后来有没有给他堂兄诸葛恪写信，但就算是写了，肯定也没用，因为诸葛恪不可能听进去。

除了张嶷，曹魏也有一个明眼人，比他更进一步，准确预言了诸葛恪的结局。

此人就是时任汝南太守的邓艾。

就在诸葛恪惨败班师之后，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死，其国大臣人心不齐，且东吴的世家大族皆有私人军队，足以违抗朝廷之命。诸葛恪刚刚接掌朝政，缺乏大臣的支持；而他又不懂体恤部众、建立根基，却急于对外征战，滥用民力，倾全国之兵，困于坚城之下，以致死者数万，载祸而归，这正是诸葛恪的获罪之日。从前，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这些人，都深受当时君主的信任，但君王一死，仍不免失败，何况诸葛恪的才干远远比不上这四位前贤，又丝毫不担忧大患将至，他的灭亡，指日可待了。”

当邓艾发出这个“神预言”时，吴国朝中有个人已经准备动手了。

这个人，就是四位顾命大臣中最末席的孙峻。

当初要不是孙峻力劝孙权，诸葛恪也坐不上权臣的位子。如今诸葛恪滥用手中的权力，搞得天怒人怨、物议沸腾，孙峻自然认为自己有必要也有资格出来收拾局面。

当然，孙峻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他这么做，根本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利用朝野对诸葛恪的怨恨将其除掉，然后取而代之。

为了确保诛杀诸葛恪的行动顺利实施，孙峻首先是在幼主孙亮面前极力构陷，称诸葛恪阴谋弑君篡位。

此时孙亮年仅十一岁，什么都不懂，自然任由孙峻摆布。

同年十月，孙峻以幼主孙亮的名义，在宫中设下酒宴，邀请诸葛恪入宫。据《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在入宫之前，诸葛恪发现了一连串不祥的预兆，看上去颇为诡异：

先是在前一天夜里，诸葛恪就觉得心神不宁，所以“通夕不寐”，整晚都没睡着。到了第二天早上，诸葛恪起床盥洗更衣，竟然“闻水腥臭”，就是洗脸的水闻上去有腥臭味；紧接着，仆人帮他更衣，竟然连衣服也发出了臭味。诸葛恪大为奇怪，命下人把水和衣服都换了，结果竟“其臭如初”。

诸葛恪“惆怅不悦”，但皇帝的邀请没理由不去，只好硬着头皮向外走。就在这时，他家的狗居然咬住了他的衣服，不让他走。诸葛恪自言自语道：“犬不欲我行乎？”便转身回到了屋里。可是，坐了片刻，诸葛恪还是决定入宫，刚一起身，“犬又衔其衣”。诸葛恪很不耐烦，就命下人把狗赶走了，旋即驱车入宫。

当诸葛恪的车驾来到宫门口时，孙峻早已在宫内埋下了伏兵。他担心诸葛恪万一不肯入宫，事情必然泄露，遂亲自来到宫门口迎接。

一见车驾到来，孙峻赶紧迎上前去，欲擒故纵道：“使君若是尊体不适，此宴自可延后，我可代使君启奏皇上。”

诸葛恪答：“不必了，我这就进去。”

当时宫内其实也有诸葛恪的人，毕竟他是首席顾命大臣，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心腹。比如散骑常侍张约、朱恩便是。二人察觉今天宫内的气氛有些异样，便偷偷给诸葛恪递了张字条，上面写着：“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

大意就是：今天这个宴会不太对劲，可能会有变故。

诸葛恪一看，立刻掉头，准备打道回府。如果他就此扬长而去，那后面的东吴历史就要改写了。可就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诸葛恪碰见了滕胤。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相关史料记载了两个不同版本。《三国志》记载，诸葛恪对滕胤说：“我突然腹痛，没法赴宴了。”滕胤压根不知道孙峻的阴谋，便劝他说：“你自从班师回朝，都还没入宫觐见。今日皇上设宴请你，你也到殿门口了，还是进去比较好。”

诸葛恪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朝宴会大殿走了过去。

不过，如果按照裴松之注引的《吴历》记载，当时的情况恰好相反，是滕胤劝诸葛恪回府，而诸葛恪却不以为然道：“峻小子何能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

意思就是：孙峻这小子能干什么？顶多就是在酒食中下毒罢了。

《资治通鉴》就采纳了这个版本。如果以该版本为事实的话，那诸葛恪就活该一死了。理由很简单：他既然已经怀疑孙峻有可能在酒食中下毒，那又何必非赴这个“鸿门宴”不可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这一劫，过后再进行调查甚至直接把孙峻抓来砍头，不都是你这个头号权臣一句话的事吗？何苦硬要拿自己的命去冒这个不必要的险呢？

倘若《吴历》的记载属实，我们只能说，诸葛恪并非死于孙峻的谋杀，而是死于自己的骄狂、自负和愚蠢！

不论如何，诸葛恪最终还是来到宴会大殿了。

因为拥有“剑履上殿”的特权，所以诸葛恪鞋也没脱、剑也没摘就上殿了，接着拜见幼主孙亮，然后落座。

孙峻命人斟酒，可诸葛恪狐疑地盯着眼前的酒，却不肯喝。孙峻马上道：“使君的病还没好，应该备有平时服用的药酒，自可取来饮用。”

诸葛恪遂放松警惕，命随从取来自备的酒。酒过三巡后，幼主孙亮找了个借口，先行离席。孙峻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起身去如厕，然后在厕所中脱掉长袍，只穿便于行动的短衣，接着带上一把事先备好的刀，回到大殿，径直朝诸葛恪走了过去。

此时的诸葛恪，丝毫没有意识到死神已近在咫尺。直到孙峻走到他面前，大喝一声：“有诏收诸葛恪！”诸葛恪才吓得跳了起来，伸手去拔腰上的佩剑。

然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还没等诸葛恪拔出剑来，孙峻的屠刀已经落下。诸葛恪当场毙命，时年五十一岁。

当时，诸葛恪的心腹、散骑常侍张约就坐在他身边。孙峻悍然动手时，张约反应很快，也拔刀砍向了孙峻，可惜准头不够，只砍伤了他的左手。而孙峻的身手就厉害多了，杀完诸葛恪后，反手一刀，竟然把张约的整条右臂给生生砍了下来。

这时，事先埋伏在殿外的武士才冲了进来。孙峻道：“我们的目标只是诸葛恪，现在已经死了。”然后命众武士把诸葛恪的尸体和受伤的张约拖了出去，又命人清理打扫了现场，最后居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坐下来继续喝酒。

此人的心理素质，显然比一般人强大得多。

接下来，就是斩草除根、犁庭扫穴的时刻了。孙峻一边从容自若地继续喝酒，一边按预定计划，派出了好几支人马。

第一支人马，由骑兵将领刘承率领，杀向了诸葛恪的府邸。

诸葛恪共有三个儿子：长子诸葛绰，官任骑都尉，数年前卷入两宫之争，诸葛恪在孙权的威逼下，不得已将他鸩杀；次子诸葛竦，任长水校尉；三子诸葛建，任步兵校尉。当父亲被杀的消息传来，诸葛竦和诸葛建来不及悲伤，慌忙带上母亲，驱车逃离了建业，准备投奔曹魏。

可是，马车的速度自然比骑兵慢得多。刘承先是追上了断后的诸葛竦，将其斩杀，继而追过长江，在江北数十里外追上了诸葛建一行，不论老少全部就地诛杀。

孙峻派出的第二支人马，由禁军将领施宽率领，远赴荆州，命将军朱绩和孙壹配合，一同前往永安，诛杀了诸葛恪之弟诸葛融及其三个儿子。

随后，孙峻又命人捕杀了诸葛恪的外甥、都乡侯张震，以及朱恩、张约等诸葛恪的心腹，连同他们的三族全部夷灭。

把该杀的人悉数杀光之后，孙峻又命人把诸葛恪及两个儿子的头颅挂在了城门口，让百姓围观，同时把诸葛恪的尸身用草席随便一裹，扔到了建业城南的乱葬岗上。

昔日不可一世的头号权臣诸葛恪，就这样落得身死族灭，乃至死无葬身之地的凄凉下场。

一个叫臧均的诸葛恪旧部于心不忍，上书恳求收葬其遗体，孙峻同意后，诸葛恪才得以入土为安。

骄狂专断的头号权臣死了，东吴臣民们自然是拍手称快。

然而，踏着遍地尸骸和淋漓鲜血走上来的这个人，会比诸葛恪好吗？他会拨乱反正，引领东吴帝国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吗？

东吴臣民们很快就将发现——答案是否定的。

诸葛恪死后，群臣纷纷上奏，共同推举孙峻为太尉、滕胤为司徒。不过，一部分大臣想巴结孙峻，就放言说：“朝政大权，理应掌握在孙姓皇族之手（孙峻是孙权叔父孙静的曾孙），倘若滕胤也并列三公，似乎不妥，因为他一向声望很高，深得人心，前程恐怕不可限量啊！”

言下之意，就是想让孙峻一人独大，不希望滕胤来分权。

这一幕的幕后推手自然是孙峻本人。

于是，朝臣们又进行了一轮磋商，最后决定推举孙峻为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此外，这帮摇尾分子又非常贴心地对东吴官制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不再设置御史大夫。

自汉末三国以来，“丞相”一直是凌驾于三公、真正握有实权的最高职位，而“御史大夫”通常相当于副丞相。如今摇尾分子们废掉了这个职位，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孙峻独揽大权。

这个方案很圆满，于是孙峻当仁不让地笑纳了。

诸葛恪死后，曾经被他打压的齐王孙奋立刻放飞自我，忙不迭地把家从靠近山区的豫章搬到了长江边上的芜湖（今安徽芜湖市），并且下一步就打算搬回建业，以观时变。他的国相谢慈一再劝阻，孙奋嫌烦，就把谢慈给杀了。

事情传到朝廷，孙峻立刻以幼主名义下诏，将孙奋废为庶人，流放章安（今浙江台州市西北）。

在孙权的七个儿子中，最没脑子的恐怕就是这个孙奋了。因为每一个权臣上位之后，势必都会抓一两个典型来立威。之前诸葛恪想立威时，孙奋自己就蹦了出来；眼下孙峻正愁没典型，这小子就又一次主动往刀口上撞——一个人弱智到这种地步，不抓他来开刀都对不起他。

搞完孙奋后，孙峻并未罢手，又盯上了前太子孙和。

孙和自从被废掉太子位、贬为南阳王后，一直老老实实待在封地长沙，既不像孙奋那样有什么不轨之举，也从未与朝中大臣有何勾连，孙峻为何盯上他呢？

原因有三：

第一，孙和的王妃张氏，是诸葛恪的外甥女，孙峻想斩草除根，必然不会放过她跟孙和。

第二，诸葛恪生前曾有把京师迁到武昌的打算，还一度命人扩建武昌宫，因此民间传言说诸葛恪准备废黜孙亮、另立孙和。有了这种传言，孙峻又怎么可能放过孙和？

第三，孙峻想要立威，而齐王孙奋不够分量，光搞他一个还不足以震慑朝野，只有像孙和这种前太子，才能让孙峻达到杀戮立威的目的。

于是，废黜孙奋后，孙峻连借口都懒得找，便剥夺了孙和南阳王的玺绶，将他流放新都。可还没等孙和走到贬所，孙峻就又派使者追上了他，在半道上把他和王妃张氏一块赐死了。

至此，又一个独揽朝政、肆意杀戮的跋扈权臣，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看着孙峻的所作所为，东吴朝野无不失望至极——姓诸葛的跋扈权臣倒下了，姓孙的跋扈权臣又站了起来，如此换汤不换药，吴国的未来还有什么指望？！

是的，自从孙权废长立幼，执意把东吴帝国交给一个孩子的那一刻起，“权臣当道”就注定是东吴无法逃脱的宿命了。

所以，诸葛恪不是东吴唯一的权臣，而孙峻也绝非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