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主少国疑、权臣当道、内部政局不稳，这对东吴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

东吴赤乌四年（公元241年，曹魏正始二年）春，吴零陵（治今湖南永州市）太守殷礼上奏孙权，提出了一个全面进攻曹魏的计划。他在奏疏中说：

“如今，上天厌弃曹氏，曹丕、曹叡父子相继丧亡，当此龙争虎斗之时，竟然让一个幼童坐上了君王之座。臣建议，陛下应御驾亲征，征调荆、扬二州的全部人力物力，青壮的编入军伍，老弱的负责后勤运输。同时，请蜀汉出兵陇右，配合进攻；然后，把主力交给诸葛瑾和朱然，命其直指襄阳；再命陆逊、朱桓率偏师进攻寿春；陛下则进军淮河以北，攻击青州和徐州。

“如此一来，魏国的襄阳、寿春被我军围困，长安以西又要抵御蜀军，许昌、洛阳等心脏地带势必空虚。而我军四路并进，其国内必定生变，会有臣民做我们的内应。届时，两军将帅对决，他们顾此失彼，若一军战败，则三军离心。而我军则乘胜北上，攻城略地，必能平定中原。

“然而，倘若我们不举全国之力投入战场，而是像从前那样只出动少数部队，轻率出击，那就不足以成就大业，稍有失利便撤退，致使军民疲惫，声威受损。总之，屡屡出兵的结果，只能令战力衰竭，绝非上策。”

殷礼这个“全面开战”的计划，理论上是没有错的，因为东吴的综合国力远不及曹魏，所以小打小闹根本没用。想要战胜曹魏，只能全面动员、倾尽国力，才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从实操层面来看，这个计划却显得过于冒进，大有孤注一掷的味道，而且太过理想化，缺乏相应的后备方案——举全国之力打一场战争，万一最后失败了怎么办？岂不是连自保都成问题？

计划好提，但孙权作为最终决策者，决心却没那么好下。

经过一番考量，孙权还是否决了这个计划。

当然，他之所以否决，既可以说是出于审慎，也可以说是出于保守。毕竟这一年，孙权已经六十岁了，过去的雄心壮志已然渐渐消泯。跟北定中原、统一天下比起来，毋宁说，孙权现在更在乎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帝宝座，以及如何把现有的江山平稳地传给下一代。

即使雄才大略如曹操，在六十一岁那年打下汉中后，不也生出了倦怠之心，没有乘胜南下、扫平益州吗？孙权如今的保守与倦怠，跟当年的曹操基本上如出一辙。

不过，保守归保守，趁曹魏现在“主少国疑”，打一仗还是很有必要的，说不定能捞点儿便宜。

这一年四月，孙权部分采纳了殷礼的建议，虽没有举全国之力出战，但还是派出了四路兵马，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曹魏发起了进攻：

东线，命卫将军全琮出建业，进攻寿春；由威北将军诸葛恪予以策应，出皖口（今安徽怀宁县东），进攻六安。

西线，命征北将军朱然出乐乡（今湖北松滋市东北），进攻樊城；由大将军诸葛瑾予以策应，出公安（今湖北公安县），进攻柤中（今湖北南漳县东）。

可是，正如殷礼所言，打曹魏，不拼尽全力是没有用的。眼下孙权四路出兵、两线开战，貌似声势浩大，实则出动的兵力并不多，对战果也没有特别大的期待，所以结果只能跟以前一样——雷声大雨点小。

东线战场，魏征东将军王淩和扬州刺史孙礼，联手迎击吴军，与全琮所部在芍陂（今安徽寿县西南）会战。全琮战败，迅速撤退，只一个回合就偃旗息鼓了。而负责策应的诸葛恪，在六安似乎也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西线战场，魏荆州刺史胡质从宛城出兵，轻装急进，驰援樊城。当时城池已被吴军朱然部围困，属下建议胡质说：“敌军兵力不少，我们恐怕不宜太接近城池。”胡质却道：“樊城城墙低矮，守兵又少，必须火速赴援，否则就危险了。”随后，胡质率部进抵樊城，与吴军在城下对峙。守军原本惶惶不安，见援兵抵达，这才安下心来。

然后，这场围城仗一直打了一个多月，朱然攻不下城池，胡质也赶不走他，双方陷入了相持状态。而负责策应的诸葛瑾进抵柤中后，也没能打下来，只是在城外袭扰抄掠。

此时，司马懿虽然已被剥夺实权，但毕竟还是朝廷的太傅和辅政大臣，身负社稷安定之责，且若想保持对朝政的影响力，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新的战功。因此，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在洛阳安坐不动。

司马懿旋即主动请缨，上奏曹芳：“柤中的汉人和夷人共有十万之多，被隔在汉水之南，流离无主。而樊城被围已一个多月，局势危险，臣愿出兵征讨。”

然而，司马懿的奏疏呈上后，迎来的却是一片反对之声。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议者咸言，贼远来围樊，不可卒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就是说，朝廷的主要决策者们都认为，敌人远道而来，围困樊城，难以在短时间内攻下。而且，他们在坚城之下受挫，已经显露出不攻自溃之势。所以，朝廷应该考虑的是用什么样的长远策略御敌，而不必在此时劳师远征。

史书没有明说反对司马懿出征的这些“议者”都是谁，但大概率就是何晏、丁谧那帮人。他们很清楚，司马懿一出手，很可能会再立新功，这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司马懿据理力争，再次上奏，说：“边城受敌而安坐庙堂，疆场**，众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晋书·宣帝纪》）

“安坐庙堂”这四个字，用得十分巧妙。明面上，司马懿是在说自己责无旁贷，不能坐在洛阳不动；暗地里，却是在嘲讽何晏、丁谧等人尸位素餐，只会在庙堂上争权夺利，却无视社稷安危。

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不仅占据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制高点，而且暗中给反对者扣下了一顶大帽子。何晏、丁谧等人不便再反对，只好闭嘴。

同年六月，司马懿率军南征，迅速进抵樊城。时值盛夏，南方炎热潮湿，不利魏军久战，所以司马懿一到，便命轻骑到吴营前挑战。此时吴军已在樊城外坚持了两个多月，士气低落，而对手则是刚刚投入战场的生力军，朱然自然不敢迎战，只能闭营固守。

司马懿算准了这一点，开始对吴军大打心理战，一边遴选精锐，组织敢死队，一边大张旗鼓，天天操练，摆出一副要大举进攻的架势。

这一招果然奏效。朱然知道自己再待下去也捞不着便宜，且很可能被司马懿一口吃掉，旋即在某日深夜悄悄拔营，撤出了战场。

司马懿等的就是这一刻，遂命全军追击，在三州口（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东）追上了吴军，轻而易举地打了一场胜仗。据《晋书》记载，司马懿这一仗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不仅“斩获万余人”，且缴获了吴军的大量“舟船军资”。

当年七月，司马懿凯旋。朝廷因功增加了他的食邑，与前共计一万户，同时把他的子弟十一人全部封为列侯。

至此，一度被边缘化的司马懿又狠狠地刷了一回存在感。他不跟曹爽一党玩下三烂的阴谋诡计，而是玩了一场堂而皇之的“阳谋”——用实实在在的军功说话，用有目共睹的贡献说话。对此，不仅朝野上下都很服气，连曹爽及其党羽也没有话说。

当然，“阳谋”也是谋，比如司马懿出兵的时机就掐得很准。他主动请缨时，吴军已在樊城打了一个多月，而等他到了战场，又过了一个月，吴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必然低落，而魏军在兵力和士气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岂有不胜之理？

所以，这回的军功，与其说是司马懿凭实力打出来的，不如说是凭权谋捞回来的。当然，权谋也是一种实力，而且是一种更可怕的实力。

司马懿的权谋，不仅体现在他运筹帷幄就可以决胜千里，更体现在他建立大功之后，仍能保持谦恭低调的做人之道——用《晋书》的说法，就是“勋德日盛，而谦恭愈甚”。

他有一个同乡叫常林，在朝廷担任太常，年纪比较大，司马懿每次见了他，都要恭恭敬敬行拜见之礼。以司马懿的身份和地位，大可不必这么做，可他却愿意这么做，也乐意这么做。

古往今来的许多牛人，真正让人佩服的地方，往往不是他们功业有多大、地位有多高，而是不论功业多大、地位多高，都能始终保持不骄不躁、戒慎恐惧的低姿态。

司马懿如此，清末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同样如此。在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处处可见其超人般的道德自律和对子弟在立身处世上的严格要求；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缺斋”，更足见其对“天道忌盈”这一中国传统智慧的深刻领悟。

同样，司马懿也不止一次告诫过自己的家族子弟，说：“功业太盛太满，这是道家最忌讳的。一年四季有寒暑推移，就跟人生有福祸荣辱的变化一样，我何德何能领受这么大的功名富贵呢？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以此为准绳，差不多就能免于灾祸吧！”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人世间的铁则。所以，老子要倡导“日损”哲学，曾国藩要常常“求缺”，司马懿要遵循道家思想，目的通通都是做减法，以免物极必反，招致灾祸。

老子在《道德经》中，还说过这么两句话：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深知什么是雄壮强盛，却安守雌柔谦卑的地位，甘愿做天下的溪涧。

一切都看得清楚明白，却保持韬光养晦的状态，将成为天下的范式。

老子的这两句话，从做官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很深的权谋；从做人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绝顶的智慧。

就此而言，“老谋子”司马懿，可以说深得老子思想的精髓。

这一年，东吴可谓流年不利，不仅在战场上遭遇挫败，还有两个重要人物相继去世：一个是太子孙登，于五月病故，年仅三十三岁；一个是重臣诸葛瑾，于闰六月病故，享年六十八岁。

诸葛瑾长子诸葛恪，之所以在六安没有取得任何战绩，估计就是因为父亲突然去世，不得不仓促撤兵，回国奔丧。因诸葛恪之前已经以战功封都乡侯，所以孙权就让他的弟弟诸葛融继承了诸葛瑾宛陵侯的爵位，并统领其部众，接替诸葛瑾驻防公安。

诸葛瑾的去世，让孙权失去了一位股肱之臣。不过，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古代，活到六十八岁也算是得享天年了，所以孙权虽然惋惜，但还不至于太过悲伤。真正让孙权难以承受的，是太子孙登的英年早逝。

孙登十三岁就被立为王太子（八年后晋位皇太子），在储君之位上坐了整整二十年。其间，他礼贤下士，处理政务谨慎得体，且多次劝谏孙权，对时政多有匡弼，可以说是一个称职的太子。若非英年早逝，而是正常继位，相信孙登会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倘若如此，那后来的东吴也就不会因皇权之争而乱成一锅粥了。

孙权对孙登也一向寄予厚望，不料如今却白发人送黑发人，遂悲痛到不能自已。

孙登临终前，还不忘给孙权上了最后一道奏疏，说陆逊、诸葛瑾、步骘、朱然、全琮、朱据、吕岱等人都是公忠体国的大臣，恳请孙权多加亲近他们，“博采众议”，听取他们的谏言，同时“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多多体恤老百姓。另外，还推荐了异母弟孙和，说他“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可继任太子。

当孙权接到这份奏疏时，孙登已经与他阴阳永隔。

看着儿子留在世上的最后的笔墨，孙权忍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此后许多年，每次提到孙登，孙权都会怆然涕下，哀不自胜。

第二年，即东吴赤乌五年（公元242年）正月，孙权把时年十九岁的三子孙和立为太子。孙和之所以能够入主东宫，一来是因为孙登的举荐，二来是因为孙权次子孙虑十年前就病故了。换言之，原本排行老三的孙和如今已经变成了长子，继任太子自然顺理成章。

可是，孙和虽然成了太子，但并不等于他的储君之位就是牢固的。

因为他还有一个同母弟孙霸，年龄和他相近，估计也就小个两三岁（具体年龄史书无载），而且孙权对孙霸特别宠爱——尽管已将孙和立为太子，可对孙霸的宠爱却丝毫不亚于孙和，所有待遇几乎相同。这一点，无疑为日后的夺嫡之争埋下了隐患。

同年八月，孙权封四子孙霸为鲁王，同时命尚书仆射是仪兼任鲁王傅。

是仪虽然成了孙霸的师傅，但理智和责任感告诉他，皇帝对孙霸的宠爱不亚于太子，这对孙霸并不是一件好事，对社稷更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刚刚就任鲁王傅没几天，是仪就上疏孙权，说：“臣私下认为，鲁王天资聪颖，才兼文武，而今最适合他的，就是让他出镇地方，作为中央的屏藩和辅弼。这既符合朝廷礼制的规范，也符合海内臣民的盼望。而且，太子和亲王应该有等级差别，如此才能维护上下的秩序，彰显教化的根本。”

然而，奏疏呈上，孙权却不搭理他。

是仪并不气馁，又接二连三地上奏，可孙权始终不听。是仪无奈，只好沉默。

随着孙权的拒谏和是仪的沉默，几年后终将爆发的孙和与孙霸的“两宫之争”，就在此刻悄然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