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经常会引用《诗经·大雅·**》中的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这话的意思是：做事往往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却很少有能坚持到底、善始善终的。

历史上有不少帝王，都难逃这条人性的铁律。比如齐桓公小白，还有唐玄宗李隆基，都属于年轻时励精图治，老来昏庸误国的典型。即使雄才大略如秦始皇、汉武帝，还有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晚年都不可避免地犯下了许多严重错误——或服食丹药、追求长生，或大兴土木、耽于逸乐，或独断专行、滥杀无辜，或任用奸佞、残害忠良……

令人遗憾的是，被曹操誉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似乎也可以归入此列。

孙权从英明睿智走向昏聩猜忌，差不多与曹叡渐趋奢靡同步。

东吴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曹魏景初二年），即司马懿平定辽东的这一年，孙权五十七岁，虽说还不太老，却已在东吴之主的宝座上坐了整整三十八年。

当一个人掌握最高权力的时间太久，就会出现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由于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掌权者心中会有一种无所不能的幻觉；另一方面，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尤其是接近老年，脑力、体能等各方面都在逐步退化，所以掌权者心中又会生出一种权力被削弱（或被窃取）的恐惧。

这二者相互叠加，自然就会催生出一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政治毒瘤——特务统治。

因为掌握最高权力，所以皇帝认为自己有权知道所有臣民的所思所想和一举一动；也因为害怕失去权力，总担心有刁民想害朕，所以皇帝就有必要通过一个无孔不入的特务机构，去打探和监测所有臣民的一举一动，甚至所思所想。

在汉武帝和唐朝武则天的时代，负责这项工作的人被称为酷吏。这个特务机构，在宋代叫皇城司；在明代，叫锦衣卫、东厂、西厂；在清代前期，叫粘杆处。

而在此刻的东吴，孙权则任命了一个叫吕壹的人，担任“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

吕壹的本职是中书郎，即掌握宫中机要的皇帝近臣，职能跟曹魏的刘放、孙资相同。如今，孙权又给了吕壹这个新的职务，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负责监察文武百官及各州郡官员的。可想而知，这是一项不受任何人监督制约，却可以监督制约任何人的权力。

当然，皇帝除外。

所以，从吕壹担任这项职务的那一刻起，东吴的所有臣民就开始瑟瑟发抖、人人自危了。

史称，吕壹就任后，“渐作威福，深文巧诋，排陷无辜，毁短大臣，纤介必闻”（《资治通鉴·魏纪六》）。就是说，吕壹一上任就开始作威作福，利用法律条文，巧妙罗织罪名，排挤陷害无辜之人，诋毁中伤朝廷大臣，事无巨细，都要向孙权报告。

太子孙登看不下去，屡屡向孙权劝谏，可孙权根本不听。文武百官一看连太子都拿吕壹没辙，也都只好结舌钳口，默默祈祷别被这个特务盯上。

然而，总有人会被盯上。

第一个倒霉的人是前江夏太守刁嘉。

吕壹指控他在私下聚会时诽谤朝政，孙权大怒，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刁嘉扔进了监狱。参与聚会的官员全都遭到传讯，众人慑于吕壹**威，被迫承认刁嘉确实说过那种话。在被传讯的人中，只有一个叫是仪的侍中矢口否认。

吕壹遂一连多日对是仪进行了严厉盘问。同时，孙权也连下多道诏书过问此事，分明已经对是仪动了杀机。于是，满朝文武都吓得噤若寒蝉，没人敢替是仪和刁嘉说话。

面对皇帝的诏书责问，是仪自始至终只有一句回答：“今日刀锯已在臣的脖颈，臣怎么敢再为刁嘉隐瞒，自找灭门之祸，成为不忠之鬼呢？臣只是把自己知道的，原原本本，据实回答而已。”

不管吕壹如何软硬兼施，也不管皇帝怎么威胁，是仪就是梗着脖子不改口供。

所幸，孙权还有一定的理智，眼看证据链不够完整，终于还是做了让步，把刁嘉和是仪都给放了，没有滥杀无辜。

虽然此事有惊无险，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已相当严重。倘若让吕壹继续这么祸乱社稷，东吴迟早有一天会离心离德。时任上大将军的重臣陆逊和太常潘濬每当言及此事，无不忧心忡忡，乃至怆然涕下。

可是，还没等他们想出办法对付吕壹，第二个倒霉的人又出现了。

这回可不是像刁嘉那样无足轻重的离休官员了，而是堂堂东吴帝国的丞相顾雍。

吕壹向孙权检举揭发了顾雍的种种过失。具体什么过失史书无载，想必就是一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东西，而且肯定触犯了皇帝的忌讳。

孙权闻言大怒，遂将顾雍怒斥了一顿。

眼看顾雍有被罢相的危险，正直的朝臣再也无法坐视不管了。但是，直接向皇帝进谏肯定没什么用，贸然跟吕壹硬碰硬也不是明智之举。为此，黄门侍郎谢厷不得不想了一招“曲线救国”，登门前去拜会吕壹。

谢厷问吕壹：“顾公之事，现在情况如何？”

吕壹冷冷道：“不太乐观。”

谢厷又问：“依你看，若顾雍罢相，谁会接任？”

吕壹摸不准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沉吟不语。

谢厷遂自问自答道：“会不会是太常潘濬？”

吕壹一怔，蹙眉良久，才道：“你说的，很有可能。”

谢厷见鱼儿咬钩了，连忙露出关切的神情，道：“潘濬对你可是切齿痛恨啊，只是没机会下手而已。假如他今日当上丞相，恐怕明日便会对付你啊！”

吕壹如梦初醒，心中甚惧，随后便撤销了对顾雍的指控。

顾雍就这样险险逃过一劫。

当时，潘濬跟陆逊都驻扎在武昌，他得知吕壹连丞相都敢咬，顿时忍无可忍，遂赶回建业，准备好好跟皇帝谏诤一番，彻底铲除吕壹这个祸害。可一回朝，他就听说连太子孙登都无法撼动吕壹，只好打消了进谏的念头。

文的不行，那就只能动武了。

潘濬随即向满朝文武发送请柬，邀众人来家中聚宴，其中当然也包括吕壹。潘濬的计划，是打算在宴会上动手，干掉这家伙，然后再去向孙权请罪——宁可赔上自己一条命，也决意要把吕壹这个特务弄死！

然而，特务之所以是特务，就在于他的耳目无处不在。想暗杀特务头子吕壹，可没那么容易，很快就有耳目把潘濬的计划密报给了吕壹。

吕壹冷笑，遂以生病为由，婉拒了潘濬的邀请。

潘濬的计划落空，意味着非但杀不了吕壹，还很可能遭到他的报复。为了防止吕壹的反扑，正直的官员们不得不相互打掩护。

上次掩护顾雍的是谢厷，这回负责掩护潘濬的，则是时任西陵（今湖北宜昌市）督的步骘。

虽然明知劝谏没用，但步骘还是给孙权上了一道奏疏，力陈潘濬等人对社稷的忠心——不管吕壹那边会不会告潘濬的御状，至少可以提醒一下皇帝，把一碗水端平，不要让大臣们寒了心。

步骘在奏疏中说：“顾雍、陆逊、潘濬，对社稷竭尽忠诚，但最近却都寝食不宁。他们一心想要安国利民，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可以说都是陛下的心腹股肱，也都是难得的社稷之臣。陛下理应对他们给予足够的信任，不让其他官员再去监视他们的行为，或以考核为由干涉他们的工作。如果说这三位大臣在做事时有思虑不周的地方，那是可能的，但他们又岂敢欺瞒和辜负天子呢？”

步骘这么说，就是先给孙权打下预防针，以免被吕壹蛊惑。

随后，潘濬果然没遇到什么麻烦。也许是吕壹知道潘濬是个狠角色，不敢再纠缠他，抑或是步骘的奏疏起了作用，孙权不再一味听信吕壹之言。总之，这件事算是翻篇了。

但是，没过多久，第三个倒霉的人又出现了。

这回落入吕壹魔爪的，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既是朝廷大员，也是孙权的女婿，堂堂东吴的驸马爷。

他就是时任左将军的朱据，娶的是孙权的二女儿孙鲁育。

连这样的人物都敢咬，可见吕壹已经丧心病狂到什么地步了。

朱驸马这回被栽赃的罪名，是贪污。因朱据所部有一笔三万缗的公款被挪用，且不知去向，吕壹就指控是朱据贪污了。

三万缗就是三千万钱，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三国中后期，大概五十钱就可以买一斗醇酒，四百钱可买一石优质小米，一万钱左右可买一亩膏腴良田，一百万钱就可以买一栋豪华住宅。所以，三千万钱绝对是一笔巨款。

驸马居然犯了贪污案，而且案值巨大，此事立刻惊动了东吴朝野。

为坐实朱据之罪，吕壹逮捕了朱据属下分管财务的官员，然后不择手段，严刑逼供，最后竟然把人活活打死了。

朱据大为悲愤。尽管是堂堂左将军兼驸马爷，可他还是不敢跟吕壹叫板，毕竟吕壹现在无异于皇帝的代言人，你能怎么办？无奈之下，朱据只好买了一口上等棺木，把那个蒙冤而死的部下厚葬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个完全出于同僚之情和人道主义的举动，却还是被吕壹抓了小辫子。

吕壹声称，肯定是该官员替朱据隐瞒了罪行，所以朱据才会用厚葬予以回报。

孙权认为吕壹说得很有道理，便一连数日传召朱据进宫，劈头盖脸好几顿臭骂。朱据百口莫辩，又惶然无计，只好“藉草待罪”，即搬出家门，睡在草堆上，等待皇帝治罪。

眼看堂堂朱驸马就要躺平、任人宰割了，有一位军方同僚奋起援救，终于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这个人叫刘助，是一名禁军军官。他通过好几天的周密调查，最后查清，那三万缗公款是被一个叫王遂的包头工给冒领了。这家伙可能是专门承包军方工程的，不知为何鬼迷了心窍，就施展手段弄走了这笔巨款，以致险些害死了驸马爷。

至此，这起惊动朝野的“驸马贪污案”总算真相大白。孙权这才知道自己冤枉了女婿，皇帝的这张老脸一下子没处搁了。他做出一副幡然醒悟的样子，对左右道：“连朱据都被陷害，更何况其他官民？！”

恼羞成怒之下，孙权自然要拿吕壹开刀，一来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二来是顺势平息朝野公愤。

随后，孙权逮捕了吕壹，同时赏了见义勇为的刘助一百万钱。

吕壹下狱后，丞相顾雍作为主审官审问他。其间，顾雍展现出了一个丞相应有的胸怀和气度，并不因过去的事情报复吕壹。在整个审问过程中，顾雍始终秉公执法，并且和颜悦色，临了还特意问了吕壹一句：“你还有什么想要申诉的吗？”

吕壹很清楚，自己早就把满朝文武得罪光了，现在所有东吴臣民都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哪还有他申诉的机会？所以，他无话可说，只能跪伏在地拼命磕头。

旁边有个陪审官员忍不住痛骂吕壹，一口气飙了不少脏话。顾雍立刻正色道：“朝廷自有律法在，又何必如此？”

随后，有关部门上奏孙权，建议将吕壹处以死刑，有人甚至提议用“火烧”或“车裂”这样的酷刑，否则不足以彰显吕壹的大奸大恶。孙权咨询中书令阚泽的意见。阚泽说：“盛明之世，不宜再用这样的酷刑。”

最终，吕壹以常规的斩刑伏诛。

历史上，酷吏和特务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皇帝拿来当刀使的，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皇帝肯定会让他们不得好死，以此平息公愤。所以，他们最后究竟怎么个死法，皇帝其实并不关心。或者说，皇帝其实更希望他们死得难看点儿。因为他们死得越难看，臣民们就越发能够体验复仇的快意，同时越发认为皇帝英明。

就此而言，历史上的那些酷吏和特务，通常会被皇帝利用两回：第一回，利用他们来铲除所有不利于统治的因素，以此巩固权力；第二回，利用他们的死来收买臣民的心，重新塑造自己的威望。

然而，皇帝和大多数臣民都有理由让酷吏（特务）们不得好死，但头脑清醒、为社稷负责的大臣却不能由着皇帝和多数人的心意这么干。

因为历来的特务统治，其最坏的结果还不只是杀害了很多正直和无辜的人，而是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削弱了公权力的威信。这才是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最严重的破坏，因为它动摇了国家和社会的根基。

所以，真正怀有公心的大臣，必然不能采取“以怨报怨”的手段对酷吏（特务）们进行复仇，这样只会加剧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伤害。真正想要拨乱反正，让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重回正轨，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直报怨”——按照国家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们看到，以顾雍、阚泽为代表的这些公忠体国的大臣，正是这么做的。

正因此时的东吴还有这帮大臣在，所以尽管孙权已经开始昏聩，吕壹的倒行逆施也一度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可东吴帝国还有自我修复的力量，还能暂时保持朝野的安定。

当然，此时的孙权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理智，因此没让吕壹在丧心病狂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点也是不能否认的。

吕壹死后，孙权试图修复与军方高层的关系，便派了一个叫袁礼的中书郎去慰问了一圈，一方面表达朝廷的歉意，一方面听取诸位高级将领对朝政的意见。

袁礼慰问的对象，包括陆逊、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潘濬等人。

然而，孙权此举，却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目的。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人，都以只知军务、不掌政务为由，拒绝对朝政发表意见，还把皮球踢给了陆逊和潘濬。而当袁礼去拜会这两人时，陆逊和潘濬则双双演起了悲情戏，没说几句话便涕泪横流，一脸悲苦之状，且眼神中还透露着恐惧和不安，反正就是不言朝政之事。

很明显，东吴这些社稷重臣此刻的做法，既是心有余悸、明哲保身，也是在用一种委婉的方式给皇帝甩脸色——我们当时极力劝谏你不听，现在你想听，我们还不想说了。

说白了，孙权跟陆逊等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再也回不到当初了。

“信任”这种东西，就像一块擦得很干净的玻璃，透明、脆弱、易碎，人们平时往往不怎么意识到它的存在；可它一旦破裂，不仅会对人造成伤害，而且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永远不可能令它恢复原状。

特务吕壹，就是一头撞碎了这块玻璃的人。

而纵容吕壹去撞玻璃的人，正是孙权自己。

意识到这帮重臣是在用消极抵抗的方式表达对他的不满，孙权很生气，便专门下了一道诏书，把陆逊、诸葛瑾等人全点名批评了一遍，然后做了一番自我辩解，说：“我听了袁礼的奏报后，内心怅然，深感困惑！天下只有圣人才不犯错误，只有绝对明智之人才能看清自己。人的一举一动，怎么可能都正确呢？我曾经伤害过诸位，拒绝过诸位的好意，那只是一时疏忽，当时并未察觉，以致今日诸君为了避嫌都不敢开口。”

接着，孙权打起了感情牌，试图重新凝聚这帮重臣的心：“我与诸君共事，从少到老，头发都白了一半，我自认为还是表里如一、与诸君推诚相见的。不论在公在私，我与诸君都是相互成全的关系。在大义上，我们是君臣，可在私情上，却犹如兄弟骨肉。我们祸福与共，悲喜相通。若是忠臣，就不该隐瞒心中所想；若是智者，就不该藏起谋略计策。在事关朝政的大是大非上，诸君又岂能袖手旁观呢？”

诏书的最后，孙权举了历史上的齐桓公和管仲为例，号召大家向管仲学习。他说：“我与诸君同在一条船上，商议朝政不找诸位又能找谁呢？从前，齐桓公做了善行，管仲没有一次不赞扬，有了过失，管仲没有一次不劝谏。若是劝谏得不到采纳，就一直进谏不止。如今，我明白自己不如齐桓公，而诸君却不肯出言谏诤，仍然心存疑虑。就此言之，我不比齐桓公差，却不知诸君跟管仲比，又如何呢？”

看得出来，这道诏书，孙权写得很用心，言辞不可谓不恳切，态度不可谓不真诚。想必陆逊等人看了之后，多少都会被他打动。

可令人遗憾的是，很快孙权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就算大臣们劝谏，且意见正确，大多数时候他也听不进去。此后，孙权虽然不再实行特务统治，但昏聩、猜忌和暴虐却有增无减，导致东吴政局发生了剧烈动**。而东吴原本还算

强盛的国力，就在孙权的一次次折腾中渐渐衰落了……

就像孙权自己讲的，他跟齐桓公还真的很像，年轻时励精图治，到老来却一塌糊涂。如此，就算他手底下有十个八个管仲，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