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北伐曹魏，首要目标就是关陇地区，即关中和陇右（也称陇西）。

从汉中进攻关陇，主要有东、中、西三条进军路线可供选择。

东路，从子午道穿越秦岭，可直趋长安。子午道开辟于秦末汉初，历来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要道，当年刘邦在鸿门宴后，被迫由灞上到汉中就汉王位，走的就是子午道。三国时期的子午道，全长一千余里，其中八百里以上穿行在山间，而其核心路段“子午谷”，长六百六十里，地势尤其险峻，道路异常崎岖。相比于其他两条路线，这条路最难走，危险程度最高，但若出奇兵，可直接威胁关中重镇长安。

中路，走斜谷道，可进攻郿县。这里有两条河流，一条叫褒水，向南流入汉水；一条叫斜水，向北流入渭水。利用两条河谷开辟出来的道路，就是斜谷道，又名褒斜道。这条路虽然同样要穿越秦岭，但比子午道好走一些，所以在秦汉时期，由汉中向关中和长安运送物资，大多取此路，不取子午道。

西路，出阳平关，再出祁山，可进攻陇右。《三国演义》中所谓的诸葛亮“六出祁山”（其实真正出祁山只有两次），说的便是这条路。祁山位于今甘肃礼县东北，有“地扼蜀陇咽喉，势控攻守要冲”之称。相对于子午道和斜谷道，这条路要好走得多，既相对安全，又有利于后勤运输；但其缺点有二：一是绕了远路，二是只能威胁曹魏的西北边陲，离关中和长安太远，不足以对曹魏造成强有力的打击。

开战前，诸葛亮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主要就是商议进军路线和相应的作战方案。时任丞相司马的魏延就是在这时候，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子午谷奇谋”，即出动一支精锐，走最危险的子午道，出其不意，直取长安。

魏延之所以敢提出如此冒险的计划，首先是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其次是对敌人有充分的了解。

此时，镇守长安的是曹魏的安西将军夏侯楙。

此人来头很大。他既是曹魏名将、开国功臣夏侯惇之子，又是曹操的女婿，娶了曹操之女清河公主，而且是文帝曹丕的发小，关系非同一般。所以曹丕刚一即位，就把镇守长安和关中的重任交给了他。

然而，来头大不等于本事大。这个夏侯楙，其实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性无武略，而好治生”（《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就是军事上一窍不通，却很善于经营家业。说白了，就是爱钱，也很会搞钱。除了贪财，夏侯楙还很好色，家里侍妾成群，所以跟清河公主的夫妻关系非常糟糕。

曹魏派这么一个毫无武略又贪财好色的家伙来镇守长安，对蜀汉而言不正是天赐良机吗？

因此，魏延便大胆地向诸葛亮提出了建议，说：“夏侯楙胆怯无谋，若给我精兵五千，带足五千人的口粮，从褒中（治今陕西汉中市西北）出发，沿秦岭东行，从子午道一路向北，不出十日，便可进抵长安。夏侯楙一看我兵临城下，必定弃城而逃。到时候，长安就剩下督军御史和京兆太守等一帮文官，不足为虑。至于粮秣给养，一部分取自长安军粮，一部分取自百姓，足以解决。魏国若想集结兵力，最快也要二十来天，而丞相亲率主力出斜谷道，可赶在魏国援军之前抵达。如此，则咸阳以西之地，便可一举平定。”

魏延摩拳擦掌，信心十足，可诸葛亮听完后，却当头给他浇下了一盆凉水，直接否决了他的提议。

诸葛亮认为，此计太过凶险，不如西出祁山，从相对平坦的大路进军，以常规作战方式扫平陇右，这才是可保无虞的万全之策。

众所周知，诸葛亮一生谨慎，所以他的这个战略计划，也是出于安全和审慎的考虑，与魏延的冒险奇袭之计，恰成鲜明对照。

那么，魏延的“子午奇谋”与诸葛亮的“西出祁山”，究竟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呢？

这是一个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迄今为止，支持魏延与支持诸葛亮的两派观点仍旧针锋相对，吵得不亦乐乎，谁也说服不了谁。

支持魏延的人认为，基于“蜀弱魏强”的客观事实，蜀汉要伐魏，就必须行险出奇，打闪电战，一举夺取长安，据有关中。由于关中在地理位置上居于关东与陇西之间，且长安本是西汉都城，又是东汉和曹魏时期的陪都，其政治意义非同寻常，一旦拿下长安和关中，既能斩断曹魏中央与陇西的联系，又能极大地振奋蜀汉的人心和士气，所以“子午奇谋”绝对是北伐的上上之策，可媲美当年韩信的“暗度陈仓”，却被诸葛亮弃之不用，实在可惜。

由此，持该观点的人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诸葛亮固然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军事方面的才干却十分有限，谨慎有余而胆略不足，用兵只知“以正合”，不知“以奇胜”，以致一生中五次北伐都劳师无功，始终打不到曹魏的要害，只是徒然消耗蜀汉的国力而已。

支持诸葛亮的人则认为，子午谷一向被称为“死亡之谷”，其险峻程度超乎想象，历史上从未有人成功通过子午道袭取长安。即便魏延顺利通过，拿下长安，但此时的长安历经多年战乱，早已破败不堪，蜀军的粮秣给养一定会出问题。魏延想在无险可守的关中平原以战养战，难度太大；且曹魏的关东援军一旦反扑，其进军速度一定会比诸葛亮走斜谷道快得多，所以魏延凶多吉少。总之，“子午奇谋”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是冒险，甚至可以说是荒诞。

反观诸葛亮的“西出祁山”，从战术层面上讲，进可攻，退可守，且路途虽远，但后勤运输更为便利，是既稳妥又可行的计划。若是从更高的战略层面上讲，则“西出祁山”几乎可以说是蜀汉集团多年规划的大战略。早在二十多年前，诸葛亮的“隆中对”就已提出，蜀汉的整体战略便是“跨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如今，除了“西和诸戎”这一项，其他战略目标基本都已达成。而诸葛亮所说的“诸戎”，指的就是陇右一带的羌人和胡人。由此可见，西出祁山，扫平陇右，其实是蜀汉集团早就确定的战略方向，也是势在必行的重大战略步骤，绝非诸葛亮的权宜之计或一时兴起的产物，更不能用“谨慎有余，胆略不足”来概括和评价。

总之，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正是因为蜀汉的国力弱于曹魏，才应该以“蚕食”之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陇西为北伐基地，由西向东渐次推进，而不能贸然出兵长安，企图一口吞掉关中。

综观上述两种观点，可谓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

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我们不能因为魏延之策没有被采纳，就认为一旦实行定有奇效，就只盯着“子午奇谋”的各种亮点而无视诸多不利因素。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忠义形象而“为尊者讳”，一意替他的北伐战略辩护，而不去分析其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或者对诸葛亮本身的局限性视而不见。

历史上，诸葛亮的北伐的确是失败了，我们固然可以探讨其失败的原因，也不妨追究他的决策失误和个人缺点，但不能据此认定，魏延的战略就一定能成功。同理，虽然历史上从未有人能通过子午道袭取长安，但我们也不能据此认定，魏延就一定不能。

结论好下，可出于假设的结论意义不大。对于历史上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这个蜀汉北伐的战略问题，固然可以争论、辨析，也可以拥有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但所有的争论和辨析，只是为了尽量廓清历史迷雾、厘清逻辑谬误，同时尽可能地从更为宽广的维度去接近历史真相。倘若立场和观点先行，那么所有人都可以从史料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可这么做非但不一定能证明自己的正确，反而有可能窄化我们解读历史的视野。

因此，在关于蜀汉北伐战略这一千古争讼的问题上，我并不打算选边站队、拥护哪一方的观点。说到底，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是容易的，可有什么意义呢？

解读历史，重要的不是找到确定的结论，而是学会辨析和思考；有意义的，也不是拥有某种立场和观点，而是在容纳各种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同时，获得一种全局性的视野，以及一种更透彻、更清明的理性。

诸葛亮确定了“西出祁山”的战略计划后，故意放出假情报，扬言蜀军要从斜谷道进军，进攻郿县，然后命赵云和邓芝进据箕谷（今陕西太白县），布下疑兵，吸引魏军主力。

曹叡得到情报，立刻任命曹真为“关中战区司令”（都督关右诸军），相当于撤换了花花太岁夏侯楙，然后命曹真率大军进驻郿县，严防死守。

见疑兵之计奏效，诸葛亮旋即亲率主力，西出祁山，进攻陇右，正式拉开了北伐曹魏的大幕。

自从刘备兵败夷陵后，蜀汉一直寂寂无闻，此刻突然倾巢而出，大出所有人的意料，魏国朝野无不震恐。而几年来养精蓄锐的蜀军一上战场，也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精神面貌，军容齐整，号令严明，令陇右一带的曹魏官民颇为胆寒。于是，短短一个月内，魏国管辖下的天水郡、南安郡（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安定郡便望风而降，相继归附了蜀汉。

三郡叛降的消息犹如一场飓风，自西向东席卷而去——传到关中，“关中响震”；传到洛阳，魏国大臣们也全都蒙了，“未知计所出”（《资治通鉴·魏纪三》）。

危急时刻，反倒是年轻的魏国天子曹叡显得颇为镇定，说：“诸葛亮一向躲在巴蜀的群山后面固守，如今却自己送上门来，要按兵法来看，诸葛亮必败无疑。”

不管曹叡是故作镇定还是真的有把握，总之在这个时候，皇帝自己是绝不能慌乱的，而曹叡的表现也没有让人失望。他立刻集结了五万精锐步骑，命大将张郃率领，即刻奔赴陇西，抵御蜀军。紧接着，为了安定人心、鼓舞士气，他又御驾亲征，赶到了长安坐镇。

应该说，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开局是非常漂亮的，不但兵不血刃拿下了陇西三郡，且引起了魏国朝野上下的极大震动，颇有先声夺人之势。如果接下来能够稳扎稳打，不犯决策上的错误，那么这场北伐一定会大有斩获。

只可惜，诸葛亮还是犯了错误，而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他错用了马谡这个人。

前文说过，马谡此人还是有一些优点的，史称其“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所以诸葛亮对他非常器重。不过，马谡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眼高手低，只会纸上谈兵。刘备对此早有洞察，所以临终前特意叮嘱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国志·马谡传》）

然而，诸葛亮却把刘备的话当成了耳旁风，照旧对马谡青睐有加。

平心而论，诸葛亮器重马谡，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不一定非得因为老板一句话就弃而不用。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用。像马谡这种人，最适合他的角色就是军事参谋，也就是在沙盘前比比画画，在帷幄中献计献策。事实上，诸葛亮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用他的。此次出征，诸葛亮就让马谡以“参军”之职跟随左右，然后天天“引见谈论，自昼达夜”。

如果诸葛亮始终把马谡当谋士用，就足以发挥其“好论军计”之所长，避开其“言过其实”之所短。这才是最高明、最妥善的用人之策。可诸葛亮错就错在，竟然脑子一热，把马谡放在了一个最不适合他的位置上。

什么位置？

前锋大将。

当时，军中的魏延、吴懿等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宿将。众人都认为，应该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人出任前锋大将。可诸葛亮却无视所有人的正确建议，偏偏把这个最重要的职务，交给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

刘备若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把棺材盖都踢开。

一个只会纸上谈兵、毫无实战经验的军事参谋，就这样被诸葛亮委以重任，然后率领各军，进驻街亭（今甘肃张家川县西北），负责抵御曹魏名将张郃，还有他的五万虎狼之师。

真实的战场绝非固定不变的沙盘，真实的敌人更不是任你摆弄的兵棋，不论你在帷幄之中的推演如何出神入化，真刀真枪的战争都会分分钟教你做人。

马谡率领大军一到街亭，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对劲了，史称其“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资治通鉴·魏纪三》）。也就是说，一到前线，马谡就把诸葛亮事先所做的指示抛诸脑后了，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风范，然后给部众下了一堆命令，却都不得要领，让部众不堪其扰又无所适从；最后，他居然放弃了水源和城池，把大军拉到了街亭附近的山上安营扎寨。

也许，马谡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与擅长野战的魏军正面交锋，企图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遏制魏军，发挥蜀军打山地战的优势。这显然是一个军事参谋惯有的思维方式，应该说理论上没错。可要命的是，习惯了兵棋推演的人往往会忽略将士们吃喝拉撒的问题，所以马谡就把“喝水”这一看似最不起眼、实则性命攸关的细节给忘了——蜀军驻扎的这座山上，完全没有水源！

马谡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可蜀军上下难道就没有一个脑子清醒的人吗？

当然有。部将王平就一再劝阻，指出此举的危险性，然而极度自负的马谡根本听不进去。

悲剧就此注定，再也无法挽回。

张郃大军一到，立刻发现了蜀军的这个重大失误。于是，经验丰富的张郃马上命人切断了附近的各处水源，然后安坐在大营之中，等到蜀军上下一个个渴得嗓子冒烟、浑身瘫软的时候，才命全军发起进攻。

这一仗的结果，可想而知。多日缺水、处于虚脱状态的蜀军毫无战斗力可言，一触即溃，四散逃命。估计，那些逃出去的蜀军士兵，第一时间肯定是去找水喝。

在大军崩溃之际，唯一一支建制完整、有序撤退的部队，就是王平所部。他率领麾下的一千余人擂响战鼓，严守营垒，以至张郃怀疑敌人设下埋伏，遂稍稍延缓了进攻态势。王平抓住这个时机，集合所部及各部的残兵败将，慢慢撤离了营寨，并安全回到了位于西县（今甘肃礼县东北）的诸葛亮驻地。

蜀军在街亭遭遇惨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汉中，驻守箕谷的赵云和邓芝部难免军心动摇。曹真趁此时机发起反攻，赵云和邓芝不敌，只好撤出了箕谷。

不过，赵云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虽然兵败，撤退时却有条不紊，所以兵员和物资基本上没什么损耗。事后，诸葛亮曾问邓芝：“街亭大军败退时，兵不顾将、将不顾兵，为何箕谷撤退时，部队建制仍能保存完好？”

邓芝答：“关键在于赵云亲自断后，而且粮草、甲仗等军需物资都没有丢弃，将士们自然不会慌乱。”

随着西线的主攻战场和东线的佯攻战场相继溃败，蜀军顿时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

诸葛亮无奈，只好下令全线撤退。临走时，诸葛亮带走了西县的百姓一千余家，将其迁到了人口稀少的汉中安置。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就这样以轰轰烈烈的形势开局，而以损兵折将的溃败收场。

这么大的一口黑锅，自然得有人来背。而这个“背锅侠”，当然非马谡莫属。

街亭惨败，马谡肯定是直接责任人，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当初无视所有人的正确意见，硬是把马谡推上前线的诸葛亮，难道不该背负更大的领导责任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难道不是诸葛亮害了马谡，同时葬送了这场北伐吗？

可最后的处理结果，却是诸葛亮挥泪斩了马谡，然后上书刘禅，轻描淡写地“自贬”了三级。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马谡是不是非死不可？

事实上，在杀马谡之前，蒋琬就提出了质疑。他说：“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资治通鉴·魏纪三》）

诸葛亮的回答是：“孙武之所以能制胜于天下，在于用法严明；晋悼公的弟弟杨干擅闯军营，大将魏绛便斩杀了他的仆人。如今四海分裂，大战刚刚开始，若是废弃了军法，如何战胜强敌？”

军法严明是对的，可因为打了败仗就杀头，显然过于严苛了。毕竟胜败乃兵家常事，若是败一仗就杀一将，不要说蜀汉本来就面临人才凋零的局面，即便是人才济济的曹魏，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况且，真要如此严苛的话，身负领导责任的诸葛亮本人，是不是也该引颈就戮？

在重用马谡这件事上，诸葛亮本来就犯了拔苗助长的错误，根本没有给马谡一个逐步历练、慢慢成长的机会，一上来就让他挑重担，指望他打胜仗，而且是面对曹魏那种强敌，这不是异想天开，跟赌博无异吗？

现在马谡败了，恰恰证明诸葛亮用人的方法错了。这正是反思和自我检讨的时候。诸葛亮如果真的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就应该给马谡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也给自己一个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

可诸葛亮偏偏把马谡给杀了，这其实不是执法严明，而是诿过塞责，是在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换言之，诸葛亮执意要杀马谡，与其说是为了维护军法，不如说是为了掩饰自己因用人失当而生出的内疚和自责，从而减轻自己的挫败感和负罪感。

此次追责，除了斩杀马谡外，将军李盛也被斩了，另有黄袭等人被剥夺了兵权，连赵云也被贬了，从镇东将军降为镇军将军。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回到成都不久，赵云就因病去世了。也就是说，在历史上被誉为“常胜将军”的赵云，人生中的最后一场仗，其实是以失败收场的。不过，最后这点小小的瑕疵，丝毫掩盖不了他身为一代名将的光芒。

在所谓的蜀汉“五虎将”中，关羽和张飞都有显著的性格缺陷；马超因不顾父亲及一大家人死活，一直遭人诟病；黄忠除了斩杀夏侯渊外，别无值得称道的事迹；似乎只有赵云，既有显赫战功，又有忠义品格，而且性格沉稳、行事谨慎，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在各方面都近乎完美的人。所以，后世也常把赵云称作“具有大臣局量的儒将”，的确是实至名归。

在处罚别人的同时，诸葛亮也象征性地“自贬”了三级，结果就是以右将军行丞相事，即职位降了，但丞相的职权却丝毫没有削弱。

这也没办法。此时的蜀汉，若没有诸葛亮总揽军国大政，恐怕连自保都成问题，还奢谈什么北伐大业。

全军上下唯一一个受到嘉奖的，就是之前曾劝谏马谡、之后又有序撤军的王平，被擢升为讨寇将军，封亭侯。

蜀军败退后，曹真一举收复了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鉴于蜀汉在祁山一线遭遇惨败，所以曹真推断，蜀汉若二次北伐，极有可能兵出散关，进攻陈仓一线，遂命部将郝昭镇守陈仓，并大力修缮城防工事。

此次北伐，蜀汉可以说是颗粒无收。唯一让人感觉欣慰的是，之前天水郡归降时，郡中的一名参军投到了诸葛亮的麾下。

此人现在还默默无闻，但若干年后，却成了威震一方的蜀汉名将，也是在后诸葛亮时代独撑蜀汉大局的砥柱之臣。

他，就是姜维。

诸葛亮经过一番考察，对姜维的胆识和智谋颇为赏识，遂任命他为仓曹掾，并参与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