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协约国的政治家们为达成和平协议而聚集在巴黎，他们的情况与1814年聚集在维也纳的前辈截然不同。他们不能自由地改造世界，按照秩序和正义的原则，或者是民族自决的原则，甚至是传统的均势原则。他们对仍处于战争狂热状态的国民负责，这些国民的**和偏见不容忽视。无论如何，随着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霍亨索伦帝国的崩溃，中欧的混乱日益加剧，这使人们怀疑，在莱茵河以东是否存在任何稳定的、可以实现和平的政权。

德国

会议本身就是围绕着威尔逊总统和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之间的一场心照不宣的对决展开的，威尔逊总统本人出席了会议，这或许是不明智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威尔逊的目的是在国际联盟的支持下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为此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当美国国会拒绝按照他所要求的条件加入该联盟时，他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克里孟梭的目的是要重建欧洲，使德国再也不能威胁欧洲的稳定，这得到了其同胞的全力支持，最初也得到了其英国盟友的大力支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人口只有4000万的法国面对着拥有6500万人口的德国，并且德国的工业力量和潜力也远远超过了法国。1914年以前，法国所依赖的制衡力量——俄国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法国价值数十亿法郎的投资。因此，法国认为，必须尽一切可能削弱德国。在东部，应该从德国那里夺走尽可能多的土地，建立一道受法国影响的封锁线，既要抵御来自东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入侵，又要取代俄国作为牵制德国力量的工具的地位。在西部，不仅拥有宝贵矿藏的阿尔萨斯-洛林要归还法国，而且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萨尔盆地也要归还法国。在莱茵兰，如果可能，德国在河左岸的领土应该完全脱离德国，组成一个或多个受法国保护的自治国家，作为保护法国边境的屏障。这是英国人不肯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样一个保护国只是阿尔萨斯-洛林的翻版，会不断导致摩擦。他们只同意将莱茵河左岸和右岸40英里的范围实行非军事化，在支付全部赔款之前，仍保留协约国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存在。萨尔煤田的所有权将移交给法国，但该地区将由国际联盟管理15年，届时将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来决定其命运。这是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1924年的《洛迦诺协定》(Locarno Agreement)确认了这一点，而且这一解决办法本身不太可能引发另一场战争。

德国的东部边境则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之一是恢复波兰的独立，自18世纪末以来，波兰就被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瓜分了。新波兰的核心是华沙大公国，其主要民族是波兰人，但自1814年起被承认为沙皇俄国的一部分。此时，俄国人如果反对波兰独立，或其包括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内的前波罗的海诸省独立，并不比奥地利人保留其在加利西亚的波兰领土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德国所占领的波兰地区上西里西亚、波兹南和西普鲁士则是另一回事。好几代德国人已经在这里定居了下来。更糟糕的是，新波兰被许诺可以获得通往大海的通道，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把维斯瓦下游流域和但泽港移交给它，前者人口混杂，而后者几乎全是德国人。这就要把东普鲁士从德国分裂出去，而东普鲁士在德国历史上被广泛认为是德国的中心地带。在没有1945年发生的那种大规模“种族清洗”的情况下，这可能是能够达成的最好的解决方案了，但德国人从未掩饰他们要尽早扭转这一局面的意图。

除了接受这些领土损失之外，德国还被要求解除武装，交出海外殖民地，并向获胜的敌人支付巨额赔款。它的军队被削减到10万人，并被剥夺了坦克等“进攻性武器”。被协约国的宣传妖魔化的总参谋部被解散了，空军也被废除了，其海军建设仅限于总排水量不足10万吨的船只。战胜国的理由是这将“使对所有国家的军备进行普遍限制成为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德国人利用这一点谴责这些限制，并在15年后开始重建武装力量。

德国当然失去了其殖民地，但是，由于威尔逊领导下的协约国宣布放弃“吞并”，获得这些领土的国家(主要是英国及其海外领土)是以国际联盟的名义进行“委托管理”的。协约国同样也放弃了战败国通常必须支付给战胜国的“赔款”。相反，他们要求对平民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这一定义最初是打算适用于法国和比利时被占领和被破坏地区的人口，但法国和英国迅速将其扩大到不仅包括战争贷款的利息费用和重建的一般费用等边际费用，还包括伤残士兵和阵亡者的孤儿和寡妇的永久抚恤金。这个数字如此巨大，甚至无法计算出来。和平会议将整个问题提交给赔偿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于1921年提出报告。与此同时，德国人必须预先保证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并支付2000万马克的头期款。协约国将把他们的军事力量留在莱茵河地区，以确保德国的支付，在其违约的情况下有权重新占领德国的领土。

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在《合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对这些要求进行了精彩的抨击。最终，这些赔偿会被敷衍了事，但在此之前，德国人已经把所有的经济灾难都归咎于此。但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强加赔款的理由，即德国被指要为这场战争的发生负责。德国人仍然几乎毫无例外地相信战争是由他们的敌人强加给他们的，他们过去5年的所有牺牲都是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此外，许多德国人觉得他们根本没有被打败。他们认为，他们被剥夺了应得的胜利，只是因为他们在停战条款上被协约国欺骗了，是被帝国的敌人、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背后捅了一刀”。即使对那些不接受“背后捅刀子”这一说法的人来说，任何德国政府的持续合法性都将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修改条约所强加的奴役性条款，如果不是将其完全废除的话。阿道夫·希特勒在这方面的成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奥匈帝国

哈布斯堡王朝的解体也留下了同样苦涩的遗产。在北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输给了捷克人，这些捷克人跟匈牙利与其同族的斯洛伐克人联合起来，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将奥匈帝国西部边境的苏台德地区囊括在内，这里有一小部分少得令人担忧的德国人。在南部，他们失去了斯洛文尼亚人，后者与匈牙利与其同族的克罗地亚人将他们的命运与塞尔维亚人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名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后来改名为南斯拉夫。他们失去了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意大利领土，包括亚得里亚海的主要港口的里雅斯特，但是许诺给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东岸的领土现在已经被“解放”的南斯拉夫人占有，因为他们也声称对的里雅斯特及其腹地拥有主权。剩下的讲德语的地区是奥地利仅存的部分，最初他们试图加入北部的新德意志共和国，但这被协约国禁止了。因此，奥地利在此后的20年里保持独立，直到1938年，由它的前公民阿道夫·希特勒完成了德奥合并，并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匈牙利人不仅在北部失去了斯洛伐克人，在南部失去了克罗地亚人，而且在东部的特兰西瓦尼亚省也被大大扩张的罗马尼亚人占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小规模内战。从混战中脱颖而出的右翼独裁者霍塞(Horthy)将军拒绝承认哈布斯堡家族退位的合法性，并宣称他只是作为摄政代表他们实行统治。他继续这样做，直到他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推翻。

土耳其

至于土耳其人，最初他们受到的对待和德国人受到的对待一样苛刻。他们不仅失去了在阿拉伯半岛的属地，落到被法国或英国控制的新国家(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手中，而且遭到意大利和希腊的入侵。意大利根据1915年的《伦敦条约》声称对阿黛丽亚拥有主权。希腊声称对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地区拥有主权，特别是士麦那(伊兹密尔)，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希腊少数民族。土耳其民众对这一苛刻的条件非常不满，促使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pha Kemal Ataturk)领导下的新政权上台，该政权将希腊人赶出安纳托利亚，并威胁要对占领土耳其海峡的英国军队采取同样的行动。经过混乱的三年之后，1923年在洛桑达成了一项解决方案，土耳其单独控制了安纳托利亚和土耳其海峡，并保证其非军事化，同时在东色雷斯获得了一个欧洲据点。士麦那的希腊人被残酷地驱逐出境，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围绕爱琴海岛屿所有权的争端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在凡尔赛达成的和平协议口碑很不好，但协议的大部分条款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所建立的新国家即使在边界变动不定的情况下，也一直存在到20世纪最后10年，当时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离，而总是动**不安的南斯拉夫分崩离析，并差点儿在这一进程中引发新的战争。法德边境稳定了下来。由于土耳其在欧洲的存在而产生的“东方问题”得到了永久的解决。但“德国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尽管战败，德国仍然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决心至少扭转对其东部边境的处理方案。由于意识形态上对苏联的不信任，由于它的东欧盟友的软弱，由于法国人民极不愿意再忍受类似的折磨，法国试图恢复势力均衡的努力注定要失败。英国人也同样不情愿：他们的国内和帝国问题，再加上日益萦绕在人们脑海中的可怕的战争形象，导致历届政府都在寻求满足德国需求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抵制德国。至于美国，他们对欧洲的干预被广泛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个永远不能重复的错误。

当条约的条款宣布时，一位有先见之明的英国漫画家描绘了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从巴黎和平会议上走出来的情景，其中一人说：“奇怪，我好像听到一个孩子在哭泣。”果然，一个小男孩躲在一根柱子后面，正在伤心地哭泣，他的头上写有“1940”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