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反应

战争的爆发在所有交战国的主要城市都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城市的这种兴奋情绪不一定代表整个舆论。法国当时是一种坚忍的听天由命的态度，这可能也是所有被征召入伍的农民的态度，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土地，让妇女和儿童来耕种。但是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支持他们的政府。这不是君主国家之间的“有限战争”。战争现在成了国家大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家教育计划反复灌输国家的意识，旨在培养忠诚和顺从的公民。的确，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国家的概念及其所有的军事装备和遗产获得了一种准宗教的意义。征兵制帮助了这一教化过程，但对它并不是必须的。英国直到1916年才开始实行征兵制，但是其公众舆论和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一样，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浸透了达尔文理论的思想家来说，战争被看作是对“男子气概”的一种考验，而舒适的城市生活再也无法提供这样的“男子气概”。对于一个“适合生存”的国家来说，这种“男子气概”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在西方民主国家仍有影响力，但它也被广泛视为道德堕落的征兆，尤其是在德国。

这种好战情绪使战争的到来受到许多知识分子和旧统治阶级成员的欢迎，他们热情地接受了自己战争领导者的传统职能。艺术家、音乐家、学者和作家竞相向政府提供服务。尤其是对艺术家们来说，包括意大利的未来派、法国的立体派、英国的旋涡派和德国的表现派，战争被看作是他们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方面，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们一直在为争取这种解放而斗争。城市里的工人们期待着在这里找到一种令人兴奋的喘息之机，他们希望能从日常生活的单调中得到短暂的解脱。在西欧的民主国家中，在政府宣传的支持下，那些不那么热心的人也被这种民众意见裹挟。在文化程度较低、更靠东的发达社会中，传统的封建忠诚受到宗教的有力强化，在大规模动员方面同样有效。

而且必须记住，所有的政府都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奥地利人在为保护他们历史上的多民族帝国而战，以对抗他们的老对手俄国所引发的瓦解。俄国人是在为保护他们的斯拉夫同胞而战，是在保卫他们的民族荣誉，是在履行他们对盟国法国的义务。法国人在自卫，抵抗其传统敌人完全无端的侵略。英国人是为了维护国际法而战，也是为了先发制人，以应对自拿破仑时代以来欧洲大陆的最大威胁。德国人是为了他们仅存的一个盟友而战，是为了击退来自东方的斯拉夫威胁，因为后者与嫉妒他们的西方对手联手，扼杀了他们作为世界强国应有的崛起。这些是各国政府向其人民提出的说法，但是人民不需要政府的宣传鼓动。他们本着一种简单的爱国责任精神加入了军队，参加了战争。

德国军事作家科尔马·冯·德·戈尔茨(Colmar von der Goltz)在19世纪末的著作中曾警告说，未来欧洲的任何战争都将导致“国家的大迁徙”，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914年8月，欧洲军队动员了大约600万人，将他们投入对邻国的战争中。德国军队入侵了法国和比利时。俄国军队入侵了德国。奥匈帝国军队入侵了塞尔维亚和俄国。法国军队越过边境进攻德国的阿尔萨斯-洛林。英国派出一支远征军帮助法国，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圣诞节前到达柏林。只有意大利人谨慎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在三国同盟中，意大利的义务仅包括一场防御战争，不可能招致英国的敌意。如果“协约国”(后来众所周知的法俄英联盟)获胜，意大利可能会获得它从奥匈帝国所要求的土地。如果“同盟国”(奥德同盟)获胜，它可能不仅会赢得与法国争夺的边境地区尼斯和萨伏依，还会赢得法国在北非的属地，为它已经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的地中海帝国锦上添花。正如他们的总理以可爱的坦率所宣称的那样，意大利的政策是由神圣的利己主义所指导的。

入侵比利时

我们已经看到，所有交战国的军事计划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要想不让战争成为灾难性的，就要速战速决，而成功的进攻是速战速决的唯一途径。这种信念在柏林最为强烈。按照总参谋部的估计，如果要调集足够的兵力来对付和击败预期中俄国在东部的进攻，必须在6周内击败法国军队。要想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像施里芬所计划的那样，借道比利时对其形成包抄之势，这一操作的目标不仅是要击败法军，而且要以一场“没有明天的战役”(Schlacht ohne Morgen)围而歼灭之。施里芬的继任者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即小毛奇)是曾在1866年和1870年领导普鲁士军队取得胜利的陆军元帅老毛奇的侄子，他修改了该计划，以便更好地抵御法国可能对德国南部的入侵，并避免入侵荷兰，因为如果战争真的拖延下去，一个中立的荷兰将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 一战结束后，小毛奇被指控破坏了施里芬计划，但后来的研究表明施里芬计划在后勤上是不可能的。德国入侵比利时早已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比利时边境沿线修建的铁路设施暴露了这一点，但法国和英国的参谋人员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是，后勤和人力的限制将把德军的行动限制在默兹河右岸。只有通过1911—1912年的军事改革而增加的两支军队，以及非常规地使用预备役部队作为前线部队，才使得小毛奇得以实施施里芬计划，并发动了一场让协约国完全措手不及的大规模进攻。

比利时人在列日修筑了重要的防御工事，为应对德军的入侵做了准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国人使用了他们的主要“秘密武器”——机动攻城火炮，尤其是来自奥地利斯柯达工厂的重型榴弹炮，其炮弹能击穿钢铁和混凝土，把守军打得溃不成军。到了8月17日，他们已经扫清了道路，德军开始通过比利时。在德国军队的前面是大量的难民，他们的车子堵塞了道路，上面载着他们所能抢救的所有财物。难民将成为这个世纪其他战争的典型特征，这些人是庞大的、可怜的难民队伍的第一批。留下来的人受到侵略者的残酷对待，其目的是防止1870年法国人开始对侵略者发动的那种破坏和暗杀的“人民战争”。在德国人眼中，到处都是破坏分子和游击队员，即使他们并不存在，他们射杀了大约5000名比利时平民，不分青红皂白地放火烧毁建筑物，其中包括中世纪时建立的鲁汶大学。关于他们暴行大肆夸大的报道在英国传播开来，加强了公众对这场战争的支持，这场战争很快被视为一场反对野蛮的德国军国主义的“十字军东征”——这一观点也传播到了美国一些有影响力的地区。如果说入侵本身还不足以刺激英国进行干预，那么德国军队强行占领的方式产生了几乎不可抗拒的压力，迫使英国进行干预。

马恩河战役

与此同时，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将军(Joseph Joffre)也向南部发起了进攻。他最初进军阿尔萨斯-洛林，主要是为了满足民意，然后向北进攻德军的侧翼。法国军队所到之处都遭受重创，主要是在与德军的遭遇战中，德军的重炮经常在法国人的轻机枪还没来得及开火之前就将其摧毁。因此，当德国的包抄战术开始发挥作用时，法国军队已经在撤退了。德国军队的右翼是冯·克鲁克将军(General von Kluck)的第一军，他们于8月20日通过布鲁塞尔，两天后在工业城镇蒙斯遇到了协约国军队的左翼。在那里，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Sir John French)指挥的英国远征军的两支部队被匆忙派往前线，刚刚就位就遭到了攻击。由于他们的法国盟友站在他们的右边，他们被迫撤退，在闷热的天气里，这次撤退持续了两周之久，直到9月初，施里芬计划失败，协约国发起反攻，德军的整个战略崩溃了。

所谓的马恩河战役的故事已被讲述了无数次，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声称自己是最大的功臣。也许最令人信服的评论来自霞飞将军，他后来说，他不知道谁打赢了这场战争，但他知道如果这场战争输了，谁会受到指责。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克鲁克奉命横扫巴黎西部和南部，以包围并彻底歼灭法军。但在8月30日，他决定与其实施这一雄心勃勃的行动，不如先与左翼的冯·毕洛将军(General von Bülow)的军队保持联系，因为法国的反攻延缓了他们的行动。因此，经小毛奇同意，他把前进的路线转向了巴黎的东南方。与此同时，霞飞一直在利用他的铁路网把部队从他的右翼调到巴黎地区，现在他们威胁着克鲁克暴露的右翼。9月4日，霞飞停止了他的主力部队的撤退，同时派出这支新的军队来对付克鲁克。当克鲁克部署应对时，他的左翼和毕洛的右翼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开始向这个缺口进军。在卢森堡前线后方150英里处，小毛奇只从他的军队指挥官那里收到一些零碎的信息，这让他感到不安。他已经派了两支军队到东线，那里的情况似乎很糟糕，而这削弱了他自己的力量。9月8日，他派他的情报局长亨茨上校(Colonel Hentsch)去查看情况，并全权处理此事。亨茨发现两个军部都处于混乱状态，并确认了各自撤退的倾向。德军全线退回埃纳线，法军和英军谨慎地跟在后面。在那里，德军建立了自己的阵地，在未来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进行了成功的防守。

第一次伊普尔战役

小毛奇即使在状态最好的时候情绪也不太稳定，现在精神崩溃了，接替其指挥德军的是战争部长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和所有人一样，法金汉深知在冬天来临之前取得胜利的重要性。他催促他所能得到的每一支队伍，通过在北方包抄协约国，尽其所能拯救施里芬计划。霞飞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他把前线北段的指挥权交给了最善于鼓舞人心的下级指挥官费迪南·福煦将军(Ferdinand Foch)。坚守海岸的是剩余的比利时军队，在10月6日不得不撤退之前，他们曾在安特卫普短暂停留。来自英国的紧急救援部队勇敢地援助他们，但是于事无补。英国远征军现在有三个军团，在10月30日德国开始进攻时，他们刚刚在伊普尔附近的比利时人右边占据适当的位置。

双方都知道这可能是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战役。英军几乎把他们所有的旧式正规军都投入到前线，他们的质量弥补了其人数上的不足。法金汉用4支新成立的部队进行攻击，其中一些队伍主要由未受过训练的军龄以下的学生组成。他们以不顾一切的勇气发起攻击，在兰格马克村(Langemarck)外，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英军的步枪和机关枪杀死，这里在德国被称为“Kindermord”，即“对无辜者的大屠杀”。英军坚守阵地，于11月11日击退了德军的最后一次进攻。

第一次伊普尔战役见证了旧式英国军队的终结，也见证了西线移动战争的结束。在伊普尔周围泥泞的土地上，仓促挖成的战壕组成了一条线，从北海一直延伸到瑞士边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接下来的4年里，这条线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1914年东线战争

在东线，情况要混乱得多。从政治逻辑上讲，奥匈帝国应该集中攻击最初引发战争的塞尔维亚，而俄国人则应该尽快南下营救塞尔维亚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两国政府的目标都有分裂。俄国政府当然面对强大的压力，要求它帮助塞尔维亚人，这种压力主要是来自泛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在过去的50年里，他们一直是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扩张背后的推动力量。但来自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要求帮助法国人的压力也同样强大，通过法国的贷款和投资，他们与西方的联系得到了加强。还有一支重要的亲德派，特别是在宫廷贵族中，他们暂时选择了沉默，但随着战争的继续，他们变得越来越强大。最高指挥被政治上的对抗所撕裂，沙皇试图通过在他叔叔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cholas)名义指挥下创建两个完全独立的军队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一个在西北部的波兰和东普鲁士与德国作战，另一个在南部的加利西亚与奥匈帝国作战。

自1911年以来，当德国军队开始大规模增加时，法国最高统帅部一直敦促俄国人发起快速攻击，以尽可能多地分散德军在西线的进攻。俄国的北方集团军尽了最大努力。8月15日，当西线的德军仍被列日的要塞阻挡时，伦宁坎普将军(General Rennenkampf)率领的俄国第一集团军从东部开进东普鲁士，5天后，在贡比涅大挫德军。同一天，萨姆索诺夫将军(General Samsonov)率领的第二集团军从南方进攻，威胁德国右翼。德国人集中对付法国，只剩下一支军队来保卫东部边境。其指挥官冯·普里特维茨将军(General von Prittwitz)惊慌失措，下令全体士兵从维斯瓦河撤退。

但东普鲁士作为普鲁士君主制历史上的中心地带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被抛弃。普里特维茨被解职，取而代之的是一对令人生畏的组合——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兴登堡是普鲁士传统美德的代表，曾参与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66岁时被召回。他的幕僚长鲁登道夫是一位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在一战之前围绕扩军问题展开的官僚政治斗争中，他的能力就得到了展示，而在一战初期他的惊人之举更是彰显了他的彪悍：他开着一辆从比利时士兵那里夺来的汽车，从外围的要塞开到列日的中心，竟然靠虚张声势让防守的比利时士兵交出中央要塞。他们一到那里就采纳了普里特维茨同样能干的参谋长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上校已经准备好的计划，只保留一道薄薄的骑兵屏障来阻挡伦宁坎普从东部的进攻，而德军的主力都集中起来对付萨姆索诺夫。这一行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德国通过拦截无线电信号预知了俄国的计划，更要归功于德军的行动指挥官冯·弗朗索瓦将军(General von Fran?ois)的主动性，他不顾命令，坚决地向前挺进，截断萨姆索诺夫向南撤退的道路。坦嫩贝格战役持续了3天(8月27日至30日)，5万名俄国士兵伤亡，9万人沦为俘虏。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胜利之一，从那以后，参谋学院一直在研究它，但它对战争结果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唯一持久的结果是，在德国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像神一样受到了人们的崇拜。在随后的马苏里安湖战役中，德军又俘虏了3万人，但损失了10万人。

再往南，奥地利人像俄国人一样，目标有分裂。他们的参谋长康拉德·冯·霍岑多夫(Conrad von H偮tzendorf)的明显倾向是一劳永逸地解决棘手的塞尔维亚人，但此时他面临4支俄军在加利西亚边境集结，每天都从柏林收到信息，敦促他与他们交战，以缓解德军的压力。康拉德把两头都搞砸了。他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因为操之过急而失败。塞尔维亚人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他们击退了奥地利人，并使其损失了3万人。康拉德向北进攻俄国的波兰，结果遭遇了混乱的战斗，直到最后俄国对他右翼的威胁迫使他退回喀尔巴阡山，放弃了普热梅希尔(Przemysl)的要塞，又损失了35万人。德军对他日益绝望的呼救作出回应，越过波兰西部边境向华沙进攻。11月，当英国人在伊普尔作战的时候，一场巨大而没有结果的战斗正在罗兹(Lodz)周围展开，双方各损失了大约10万人。康拉德随后发动了一场冬季攻势，越过喀尔巴阡山脉，试图缓解普热梅希尔紧迫的形势。这一切在呼啸的暴风雪中崩塌了，普热梅希尔于次年3月投降。此时哈布斯堡军队已经损失了200多万人。

到1914年年底，欧洲军队为之准备了40年的速决战结束了，但是没有一方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