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战、海战共同凸显出战争可怖的一面，而冲突程度之广，已隐约可见20世纪“全面战争”的痛苦端倪。交战各国还竭力动员其民众加入争斗。如我们所见的那样，法国人热衷于此，但其敌手也不遑多让。1812年，克劳塞维茨认为：“如今的战争并非国王与国王、军队与军队间的交手，而是一国人民对另一国人民的战斗。”政府、教会、知识分子、媒体、文化组织以不同方式激励人民加入战端。不过，正如许多旧政权政治家看出的那样，发动群众存在着风险。一些官员主张，唯一能够顶住拿破仑攻击的方法是借鉴法国革命的某些改革。正如普鲁士改革家格奈森瑙指出的那样：“大革命令全体法国人民在社会、政治上平等，从而颠覆了昔日权力平衡。倘若其他国家希望重铸平衡，它们必须采用同样的手段。”他补充说，这意味着借用“大革命的军械库”。

然而，尽管全体交战国均实行了改革，但各自程度不尽相同。多数情况下，其社会、政治核心结构并未变动，甚至军队只做了修修补补而非彻底改造。大部分欧洲政治家无意大幅改变原有秩序，更遑论放弃绝对君主专制了。他们一些变革的灵感在战争爆发前便诞生了，源于1789年前的“开明专制”。政府还面临特权利益(例如贵族和教会)的挑战，后者拥有足够的力量去阻碍改革。最激进的方案出现于普鲁士，这部分是为了回应1806年耶拿耻辱的惨败，但也因为它和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开明改革一脉相承。

不过，虽然普鲁士对联盟最终的胜利贡献颇多，但保守的奥地利、俄国军事上的成就也举足轻重，甚至居功至伟。1812年以后，从持之以恒、投入兵力以及外交领导力来看，俄国对打败拿破仑作出的贡献恐怕超越了其他任何一个盟国——仅奥地利在1813年末至1814年投入的军队略胜一筹。[1]这说明，拿破仑归根结底并不是败于彻头彻尾的改革，而是败给了大体未变的旧政权。这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爱国热忱多大程度上是联盟胜利的因素之一？

民族主义，大体而言指的是对拥有特定民族、政治身份认同之人的忠诚感，并且相信该民族应尽可能地统一、独立——它对那段岁月中的拿破仑当然有所回应，但它往往还停留在学者群体中的“阳春白雪”而非“下里巴人”。1807—1808年冬季，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2]的柏林演讲常常被誉为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大声疾呼；但他自命为普鲁士知识精英，是“本民族美德直接、重要的化身”。群氓只有经过长期教化才能成为“人民”(Volk)的一分子。除了一些著名的例外，欧洲精英分子通常对动员民众小心翼翼，因为这样做对既有秩序造成的后果难以预料。近代历史学家对于将民族主义列为人民的推动力也更加谨慎。在研究是什么促使人民作战及人民认为自己为何而战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几乎在每个地方，战争都令身份认同更为清晰，但这很难解读为完全渴望民族统一和独立推动下的抵抗。相反，他们更关注昔日的虔诚、教会、国王、行省、城镇。对于同代人而言，1808年后西班牙的反法抵抗运动彰显出民众起义的力量，但与此同时也坐实了关于“暴民”破坏力的成见。

西班牙

1808—1814年西班牙抵抗拿破仑的斗争，被作为“独立战争”铭记，这意味着从法国铁蹄下赢得民族自由的战斗。半岛战争的确这样画上了休止符，而起义也从西班牙议会(the Cortes)获得了某些政治指导，后者由各省“洪塔”(junta)[3]于1810年召开并经广泛选举产生。在加的斯(Cadiz)举行的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抨击西班牙旧政权的法律，包括新闻自由及废除异端裁判所(那时主要已成为一套审查制度)。1812年宪法将改革推向了顶峰，并打造了一个君主立宪政体，它的起始三条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西班牙为自由独立之国……权力属于整个民族。”然而，如果说议会试图为自由奋斗的话，那么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则未必心有戚戚。最近对游击战的研究已无情地戳穿了这种神话，例如1814年成为胜利者的著名游击队领袖胡安·马丁·迭斯(Juan Martín Diez，绰号“无畏”)便将其动力诠释为：复仇、荣誉和爱国精神的融合。

尽管游击队不太可能与议会的自由主义者心有灵犀，但他们似乎也与教会和国王保持了距离：许多队伍实际上是靠打劫前者而幸存下来的。大部分游击队领袖作战是为了自身利益，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对加的斯的政治指导如此抗拒。在普通游击队员看来，结束游击生涯、加入正规军并非一种受欢迎的选择。历史学家迈克尔·布勒斯(Michael Broers)曾指出，尽管许多游击队领袖试图通过议会的官方认证而获得合法性与体面，但最能壮大自己的还是那些擅长打家劫舍之人。

很多游击队员充其量仅仅觉得，他们在为自己的省份、村庄作战，而非为了西班牙。即便如此，历史学家查尔斯·埃斯代尔(Charles Esdaile)的研究表明，游击队也会洗劫自己的家乡，他们实际上与土匪无异(参见图10)。通过劫掠，战争亦能让人发家致富。并非所有游击队原本便想犯罪：他们可能是因法国暴政揭竿而起，抢夺战利品是其文化的一部分，是生存的手段，并非初衷。不论动机如何，如布勒斯所说，将这批游击队将领联结起来的恐怕是一种共同文化——荣誉感和复仇催生了某种领导风格；然而他们对西班牙人与法国人施加的并无区别的暴力，也为之抹上了另一重色彩。

图10　戈雅的版画描绘了西班牙游击队残忍而模棱两可的动机

游击队对于威灵顿公爵麾下的英国-葡萄牙联军击败法国人发挥了多少助益，历史学家们也心存疑窦。虽然他们可能造成了法国180,000人伤亡，牵制了法国军力，为盟军提供情报并阻止勾结卖国；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从未成功阻碍法国集中兵力与盟军作战。威灵顿公爵仔细调研后写道：“游击队虽然积极活跃并且通常情况下给敌人造成了很大困扰，但他们军纪过于涣散；除非法国人数量处于绝对劣势，否则他们很难做出成绩。”

不过，法方证据显示，他们可不仅仅是“造成困扰”而已。正如历史学家约翰·托恩(John Tone)提出的那样，双方以牙还牙的可怕循环意味着，不论这些战士是英雄抑或匪帮，法国常规的内政治理体系(宪兵、民政当局、法庭)都陷入了瘫痪，于是法军始终无法在西班牙建立稳固统治并以此为基础与联盟的正规军作战。如果说游击战既非为了实现民族解放，亦非为了教会和国王；但对法国人而言，它则是不折不扣的消耗战。

普鲁士与奥地利

普鲁士的经历颇有不同。普鲁士改革主要推手卡尔·冯·施泰因(Karl vom Stein)[4]与卡尔·冯·哈登贝格(Karl von Hardenberg)[5]的目的是：通过给予臣民安全范围内尽可能多的自由，让这个受挫的国家焕发活力并赢得公众支持，同时保留君主及官僚体系的权力。1807年9月，当柏林街头响彻法军的脚步声时，哈登贝格在里加宣布：“改革从积极意义上看是一场革命……它不是经由自下而上或外部的暴力推动，而靠的是政府的睿智。”

施泰因和哈登贝格认可：为了获得对改革及君主政体的支持，让公众部分参与治理是必需的。二人都谈到要引入一部宪法，因为，诚如施泰因在1807年6月写的那样：“这一民族虽并非白璧无瑕，却拥有高贵的活力、勇气以及为了自由和祖国的牺牲精神。”然而，对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国王而言，一部宪法显得过于“激进”而遭到他的抵制。不过，其他改革依然重要：1807年的《十月法令》(The October Edict)宣布，从1810年11月起废除农奴制。对土地所有制的限制被全部解除，地方政府实施改革，犹太人被赋予了更多公民权，行会权力削减，税收体系大改。但军队改革未能实现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6]“人民军队”(Volksarmee，以法国的“全民皆兵”为样板)的设想，因为对腓特烈·威廉而言，这过于极端了。

征兵依旧仰仗初创于1714年的体系：所有身体合格的18至40岁男性均被注册在案；王国被分为各个州，每州拥有自己的团。当志愿兵不能满足需求时，便会征召登记的平民。和平时期，征召兵完成基本训练后便解散了，但会列入后备名单以响应战时征集。至1799年，这一体系为普鲁士提供了200万人的可动员兵力，并出现了旨在将普鲁士士兵从军官麾下被动的工具转变为公民的变化。鞭刑被减少；一些法国的做法，例如军团体制和“混合阵形”被引入。《蒂尔西特条约》对普鲁士军队42,000人的规模限制被“预备军制度”(the Krümper system，征召兵训练后即转为后备役)巧妙地规避，而“守备军法”(the Landwehr law)则打造了一支国家军队。以上种种努力，让普鲁士得以在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中提供了280,000人的军队对抗拿破仑。

改革者的目标是唤起普鲁士民族主义，但它常常表现为更广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普鲁士诗人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梦想着一场全德意志起义，令法兰西尸横遍野(参见图11)。弗里德里希·杨(Friedrich Jahn)[7]在柏林发起了一场体操运动，其成员不仅要求健康柔韧，还须是热爱自由、拥护平等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这意味着理想的公民军人。平等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纯粹朴实，在高校的年轻浪漫主义者中产生了回响，但在其他地方则应者寥寥。1813年，当“解放战争”来临时，大部分德意志人(以及实际上的普鲁士人)更多的是受旧式爱国主义精神的推动，聚焦于独立的王朝、邦国(Staatspatriotismus)，甚或特定地区(Landespatriotismus)。不过，传统的忠诚并未阻碍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浮现。普鲁士人要求的德意志土地，此前从来不是该国领土——因此，号召抵抗拿破仑，便不能仅仅靠激发普鲁士的爱国主义。于是，他们诉诸“德意志解放”这样的说辞——这可回溯至历史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岁月。如何运用这套说辞，取决于当地对此事的关切度和忠诚度，以及对那些遭到“并吞”的小邦的承诺。然而，上述关切和忠诚越来越以“德意志”的名义呈现，这反而令德意志民族主义更富吸引力。

图11　在这幅英国版的当代德国漫画中，拿破仑的脸是由尸体组成的。其标志性的帽子是一只代表死亡的乌鸦，装饰物是一只蜘蛛，外套是一张德国地图——标明了他失败的地点，包括莱比锡

并非全体普鲁士人都在1813年战争中热情地响应了政府的号召：随着“守备军法”的设立，许多东部地区农民宁可逃至俄占波兰，也不愿意参军。但在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中，的确涌现了一股爱国主义热潮。农民占人口的75%，但只贡献了18%的志愿兵；而具有高中或大学学历的城镇青年仅占人口的2%，却提供了12%的志愿兵。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占总人口数7%的城市工匠，提供了41%的志愿兵。其中贡献突出的还有新近获得解放的犹太人。因此，普鲁士的爱国主义体现在都市。妇女也被动员起来了。王室女眷成立了“爱国妇女协会”，鼓励女性捐款捐物并为战争出力；截至战争结束，该组织已有约600个分支机构。

普鲁士的“解放”(改革过程有时被冠以这个称谓)在其他主要旧政权中找不到类似级别的对应物。这并非由于缺乏设想或努力，而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反法联盟大国都存在内部结构性问题，从而阻碍了它们推行普鲁士式的革新。其中，面临最大挑战的当数奥地利。奥地利人的确试图作出某些重大变革，尤其是在瓦格拉姆会战前、反法运动复苏之时。那场灾难前夕，已经出现了对德意志爱国精神的诉求。一份哈布斯堡王朝的宣言称：“我们的事业即德意志的事业。”该君主国或许能够驾驭其德语臣民中迸发的爱国心：在蒂罗尔，这种动员产生了宗教狂热——各种“奇迹”的报告(例如目睹圣母玛利亚、圣人显灵)数量大增；但它也唤起了某些政治忠诚的强力体现：正如一位农民战士所说，他要“为了上帝、皇帝、宗教和祖国而战”。虽然这与法国那种民主的、基于权利的爱国主义大相径庭，但对于国家、君主和信仰的诉求依然是一种强大的“三位一体”。

奥地利人在一个方面领先于普鲁士——他们在1808年便成立了“守备军”，[8]减少了对士兵的鞭刑，并试图让炮兵现代化，还训练了一些轻步兵营。1811年通过了新的民法。然而，即便是身处维也纳的军事改革领袖卡尔大公(Archduke Charles)也不得不如履薄冰——这个多民族帝国国内精英对任何正面挑战其特权的行为都十分敏感。许多城镇、省份历史上享有征兵豁免权：蒂罗尔与克罗地亚“军事边境”是由于它们提供了用于替代的非正规军，而在匈牙利征兵则需要得到通常桀骜不驯的匈牙利议会批准。匈牙利不被允许发展守备军，因为它既可能用于抵抗拿破仑，也有可能轻易地对哈布斯堡王朝反戈一击。当议会于1812年阻挠财政改革后，暴怒的弗朗茨皇帝将它解散了。这个君主国负债累累，经济因战争期间引入的纸币银行券(Bankozettel)所导致的通货膨胀而举步维艰。1809年，一旦面临真正交战的可能，第一支守备军营中竟有75%的士兵开了小差。因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能够维持最多425,000人的军队；虽然卡尔为了缓和民众敌意将服役期从14年缩短至10年，但他们仍然是以传统方式来集结——存在大量豁免及代偿服役的征召兵。

俄国

当奥地利政府面临动员其子民投入一场民族斗争的结构性挑战时，沙皇俄国面前则横亘着两个巨大的阻碍：首先，是它宽广的地理疆域。通信缓慢，道路常常无法通行，国家官员分布极其稀疏。因此，沙皇高度依赖贵族在其封地内征税和征兵。农奴制则是第二个问题，这是任何改革无法回避的“烫手山芋”。亚历山大一世沙皇曾经动过将帝国转为立宪君主国并解放农奴的念头——这倒不是为了对抗法国(他实际上仰慕拿破仑)，而主要是出于他本人朦胧、温和的自由主义信条。他任命了一个“非官方委员会”，其中包括像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9]这样的改革派，斯佩兰斯基在1803年悲哀地认定亚历山大身边佞臣环绕：如果沙皇解放农奴，他就会与贵族阶层离心离德，后者的富足严重依赖于农奴制而政权又不得不仰仗他们的合作。另一方面，倘若他在没有解放并教化农民的情形下批准了一部宪法，那么任何议会都必将被贵族掌控，他们随后也会杜绝对农民的解放。因此，俄国社会并未出现天翻地覆的变革——但上述改革已经让俄国试图推行宪法阻止能力令人刮目相看了。

拿破仑战争中，共有100万人从军；不过既然其中大部分为农奴，很难将其视为公民军队。至关重要的是，俄国大草原孕育了大批吃苦耐劳的快马，为帝国提供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坐骑储备。但在武器弹药的生产方面就不那么成功了：俄国极度欠缺军火所需的硝石和铅，因此只能依赖进口。帝国在产铁方面世界领先并拥有庞大的木材储备；但位于图拉、圣彼得堡以及乌拉尔山地区的军工厂无法生产军队所需的足够火枪，其品质与西方同类相比也有所不足。可能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俄国步兵战术上采用密集阵形并以刺刀攻击，用于掩护的火炮也比其他军队更为集中，以便弥补俄国火器精度上的欠缺。在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Aleksei Arakcheev， 1803年起担任炮兵总监)将军的推动下，俄国炮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1805年，俄国火炮的品质与机动性已经可与其他军队匹敌；到了1812年，俄国或许已拥有了欧洲最佳的马拉火炮。

据多方记载，阿拉克切耶夫为人难以相处，暴躁易怒并且无趣。但当他在1808—1810年担任战争大臣期间，他在不幸的农民征召兵待遇方面作出了某些改良。从1808年起，他们驻扎于后备兵站(Reserve Recruit Depots)，那里的军纪较之步兵团更加温和，专职教官会花费9个月时间精心训练士兵。独立团指挥官也试图减少鞭刑，并更加人道地对待麾下的农奴征召兵。

在农奴制背景下，很难奢谈对抗拿破仑的“人民战争”。俄国人被告知，他们正为上帝和沙皇而战。1812年3月，斯佩兰斯基被解除了亚历山大一世国务秘书职务，由保守派亚历山大·希什科夫(Alexander Shishkov)海军上将取而代之。他发布爱国主义公告，敦促全体俄国人起来保卫沙皇、祖国以及东正教。另一位保守派爱国者莫斯科市长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伯爵(Count Fedor Rostopchin，据说他后来放火烧毁了自己的城市)的文告则诉诸人民的内心本能，要求他们抵御外敌入侵。东正教教士们则告知农民，拿破仑是基督敌人的化身。有份俄国报纸的确勾勒出了一幅大规模反法起义的图景——“以斧头、镰刀、干草叉、长矛武装起来的农民为了保卫信仰和祖国，迎头痛击法国人，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不过，这却是精英阶层最担心的——他们明白，除非能够引导民众的爱国**，否则很有可能是他们自己而非法国人沦为牺牲品。叶梅利扬·普加乔夫(Emelian Pugachev)1773年领导的最近一次伟大农民起义尚殷鉴不远——起义中，政府失去了对大片俄国土地的控制，庄园宅邸被焚毁，贵族及其家眷遭屠杀。对法战争来临时，确实有人担心拿破仑会宣布解放农奴并激起又一次起义。

但结果俄国民众抵抗的对象是拿破仑，不过农民的动机很难厘清。有证据表明他们是出于对东正教信仰的挚爱：一名让三个儿子参军的农夫宣称“不能让这些恶棍畅饮东正教徒的鲜血”。苏联历史学家强调游击战中人民的爱国主义动员。1812年俄国人的确用到了“游击队”(partizan)一词，但它指的是运用小股正规轻骑兵和哥萨克袭击掉队的法国士兵；农民以提供情报和向导的方式予以援助，然而他们并非核心力量。他们确实在民兵中服役，但不是自愿——因其为地主所有，后者方能决定谁入伍从军。1812年7月作为应急手段成立的民兵队伍，于战役期间共招入了230,000人。活跃的农民抵抗运动发生之处，位于1812年夏拿破仑的行军路线上：他们是被法国劫掠食物及马匹草料的征粮队激发的。库图佐夫元帅告诉沙皇说，农民在回到村庄抵御法国人之前，将家眷藏入了森林中。此外，甚至妇女们也经常伏击敌军。

不列颠

听上去颇为矛盾，英国政府在动员人民方面面临不同的挑战：即它对自身的“自由”过于明了。英国公众对征兵、常备军的观念感到反感——二者不仅意味着接受像拿破仑那样的专制暴君，而且是对英国人自由权利的冒犯。指挥官们当然期望某种形式的强制服役，但他们获得的大多仅仅是扩充了的民兵——经过抽签征召，仅仅用于国内服役。他们只能希望在民兵中服役可以让一些人体会到军旅生涯的魅力，从而转投正规军：1793—1815年间共有146,000人这么做。从1804年起，约克公爵(Duke of York)还领导了一项改革计划，旨在改善普通士兵的福祉，并培养职业意识。士兵将脱离平民生涯，以团队荣耀为动力。这与法国“全民皆兵”的理念大相径庭：军官们训诫部下，要将团队视为自己的“故土”，将长官视为自己唯一的保护人。天主教士兵被赋予了更多宗教自由(对一支招募了大量爱尔兰人的军队而言，这一点颇为重要)，老兵则被许诺将获得退休金。

然而，英国将领抱怨仅仅志愿役无法满足军队对“炮灰”的需求。各陆军团便借助丑陋的手法征兵：被称作“掮客”的恶棍们从大街、酒馆强制抓丁，个别民兵被胁迫“志愿服役”；而在苏格兰，地主残酷剥削佃户，迫使高地人参军。英军在其巅峰的1813年自称拥有330,000人；但有战斗力的正规军被殖民地、英伦三岛守备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作战分割。在伊比利亚，威灵顿公爵麾下从未超过60,000兵力。不过，英军相对较小的规模得到了其素质的弥补：几乎没有其他军队能够宣称自己能以两列纵深的细薄战线部署营队，并且用精准步枪射击、阻挡法军纵阵潮水般的攻势。无论如何，英国陆军人数没有计入重要的海军力量及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兵力(大部分由印度人组成)；据估计，1815年以上合计英国军力超过了100万人，从而达到了欧洲列强总体军力人数。

正如法国战士在家书中描绘了对战争的感受一样，其英国同行也如出一辙。1793年，一位沿法国北部作战的苏格兰下士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他想为国家、国王作更大贡献。据估计，如果1793—1815年间有10%的成年英国男性人口加入正规军，那么志愿兵、民兵合计就会占到六分之一。热情是上下起伏的：面临入侵恐惧时通常会高涨(如1798年和1803年前后)；1804年后开始下降；随后当1808年西班牙起义(英国媒体广泛报道并且公众也深感兴趣)的消息传来时，再度上升。

总体而言，英国政府的战争行为依赖民众的支持。这种支持从不稳定，但也从未缺席。爱国主义确切地说演变成了“不列颠”爱国主义——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颇有必要，因为军中三分之一的军官和士兵为爱尔兰人，此外，四分之一的军官、六分之一的士兵为苏格兰人。不过这里也存在着凝聚公众忠诚的价值，例如君主制，“古老的宪法”，帝国及其收益，还有老式的“恐法症”(Francophobia)。妇女(多为中产阶级)被激发出了活力与组织能力，为军队提供衣物，为战争、伤员、寡妇们募捐。许多保存至今的捐献名单上出现了妇女的名字——常常数以百计。与此同时，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激进派再度复活，他们要求政治权利并改革国会(它基于严重受限的投票权)。尽管看上去似乎与公众对既有秩序的爱国热忱相悖，但它实际上正是前者的产物：英国男女均被动员参与反法战争；在遵守公民秩序的同时，也相应提出了公民权的要求。

英国的陆战、海战虽然都很重要，但对战争作出同等贡献(如果不是更大贡献的话)的还有——金钱。凭借小规模的陆军和海上力量，英国人深知：离开了足以与法国人力匹敌的大陆盟友的帮助，他们无法获得胜利。起初英国人颇为吝啬，通过资助的方式鼓励盟友作战。一些政治家对此感到厌恶，因为看上去仿佛英国在雇用欧洲人为自己战斗——正如一位国会议员在1800年抱怨的那样：“甚至盟友也说英国人用鲜血和黄金盖满了德意志。”然而，英国的资金投入迅速增加并在对拿破仑帝国的最后一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盟友提供的65,830,000英镑中，几乎半数在1813—1815年支付。虽然这些还远远不够承担反法联盟的军费，但这笔资金让它的军队在经历多年消耗、压榨和失败后，依然屹立于战场。

英国能做到这一点基于两个原因。首先，在18世纪中，英国几乎发展为“军事财政国家”的雏形；其显著特征是高效、集权的税收岁入体制，以支撑军事力量。其次，英国政府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维持信誉，故而可以大量借贷，以资助战争。英国并非民主政体，但其国会限制了政府权力。然而，国会体制非但没有阻碍国家推行外交政策的努力，实际上反而加强了它。因为虽然国会代表着拥有土地的精英，不过其自身金融利益与商业、帝国的运作息息相关——至少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常常能与政府达成共识。

结果便是：政府能够提高税率、借款并用于战争，同时很少受到精英阶层的反对——虽然1799年引入的“所得税”的确不受欢迎。此外，英国能够利用其制造业、商业资源。由于国家经济增长，消费税收入在18世纪提高了，其中便包括制造业最初的扩张(稍后它将在全面工业化中腾飞)。英国制造业领先于欧洲对手，在战争中自然是一项优势——这不仅仅因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工业产品单一消费者很可能就是英国皇家海军。

另外，还有帝国带来的收益：政府年收入的7%来自对茶叶的征税；而到了1815年，对进口西印度食糖的课税，占到了其全部价值的50%。国家还从印度的英国贸易中每年获取500万英镑。精英的政治支持与制造业、商业的收益，通常会让政府的贷方相信债务得到了担保——这种信赖让英国国债从1793年的2.45亿英镑飙升至战争结束时的8.34亿英镑。它还确保了拿破仑策划的、旨在令英国财政破产的大陆封锁永远无法成真(尽管在1811年的衰退中险些实现)。商业贸易对英国推动战争的重要性，实为政府始终特别注意皇家海军需求的原因之一。

总体而言，无论是爱国主义抑或更加传统的价值观，欧洲人受上述意识形态因素鼓舞的程度参差不齐；并且，二者常常互相重叠。然而，如同本章及前文展现的那样，这场冲突的确以多种手段吸收了大量人口积极参与其中——无论他们是自愿或非自愿，无论其狂热程度多么不同。即便此战并非民族主义之争，但其斗争的激烈程度及它影响数百万人的方式，无疑让这场冲突成了“人民的战争”。

[1]　由于俄国在反法同盟中的卓越贡献，战后梅特涅曾建议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采用“大帝”尊号，被后者以“亚历山大大帝只有一个”而婉拒。

[2]　费希特(1762—1814)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奠基人之一，也被誉为德国民族主义之父。

[3]　这里的“洪塔”指的是半岛战争期间西班牙爱国者成立的地方行政机构，与法国入侵者建立的政权相对。

[4]　施泰因男爵(1757—1831)，普鲁士王国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家、改革家，曾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在位期间废除了农奴制度。

[5]　哈登贝格(1750—1822)为与施泰因齐名的普鲁士政治家、改革家，曾先后担任普鲁士王国外交大臣、首相。

[6]　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1755—1813)，普鲁士军事改革家、中将，与奥古斯特·冯·格奈森瑙共同推动改革，组建了参谋总部，并于柏林开办了军事学院。他提倡普遍兵役制，并主张军官职务对平民开放，但部分民主化改革因贵族阻挠而未能实现。

[7]　弗里德里希·杨(1778—1852)，德国教育家，德国体操协会的发起人。他从1809年起在柏林任教，开始大力推行体操运动。他发明了双杠、吊环、平衡木、跳马和单杠等现代体操标准设备。1819年，他因宣扬激进民族主义观点遭到逮捕；其体操协会被迫关闭，直到1842年方才解禁。

[8]　普鲁士的守备军于1813年成立。

[9]　全名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Mikhail Mikhailovich Speransky， 1772—1839)，出身于乡村教士家庭，从1809年起受到亚历山大一世重用并开始推行宏大的改革计划。然而由于保守势力阻挠，其大部分设想未能实现。斯佩兰斯基被誉为“俄国自由主义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