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将我们的敌人从共和国的领土驱逐出去的那一刻前，所有的法国人都须时刻准备着为军队所用。年轻人奔赴前线；已婚男子锻造武器和运输补给；女人制作帐篷和衣物，并照顾伤患；儿童将旧亚麻布制成纱布；老人则前往公共广场鼓舞军人士气，宣传共和国的团结，鼓动对国王们的仇恨。

1793年8月23日国民公会发布的《全民动员令》乃是“全民皆兵”的终极体现。这一理念，正如1789年有革命者言简意赅地所提出的那样：“凡公民皆为军人，而军人皆为公民。”通常认为，《全民动员令》标志着18世纪的有限战争向革命战争的转变，觉醒的公民们投身法国大革命，迎难而上，击败了欧洲旧秩序的军队。“战争，”普鲁士军人、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写道，“突然再度成为人民的事务，三千万之众，人人皆视自己为国家公民……此刻起，一切资源都不再有任何明确限制……也因此，敌方变得极为危险。”不过，法国直至1812年的成功秘诀里，人民革命动员(诸如思想信念、战场新技术以及革命政府发掘法国社会的能力)究竟扮演了多大角色，引发了此后历史学家们的怀疑。

对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明确把握，在1789年前数十年便已现雏形，并于大革命期间最终成熟。法国革命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合法政府只能从法兰西民族中产生这一理念上的(这正是拿破仑加冕后自称“法兰西人的皇帝”而非“法兰西皇帝”的原因)，一系列政权无一不在竭力鼓动公众的爱国精神。在此进程中，他们的确激励了许多民众投入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尤其是在岌岌可危的1792—1794年间。当战况愈演愈烈时，这样的运动无疑具备某种道德上的影响；随着战况愈演愈烈，在法兰西的对手之间亦会出现类似的“倒影”。女权主义革命家希罗瓦涅·德·梅里古(Théroigne de Méricourt)[1]曾经腰间别着手枪出现在国民公会上，她强烈要求法兰西女性获得组建“亚马孙军团”(Legions of Amazons)并参战的权利。由于女性没有政治权利，自发地为祖国(patrie)而战则成了获取完整公民权的一种方式。男女公民筹集着“爱国捐款”，并将其呈予公会、以助战事。有的女性特意仿效古罗马贵妇于国家危难之际放弃华服的事迹，捐出了自己的珠宝首饰。

《全民动员令》不仅将男子编入军队，还明确征集全国物资，招募成千上万的工匠以增产军械火器。巴黎的卢森堡花园(Luxembourg Gardens)变为露天的枪炮工坊，锻锤声和风箱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贵族宅邸、修道院甚至停泊在塞纳河畔的船只，皆改为了工坊。凭着举国上下艰苦卓绝的努力，5000名巴黎工匠一年制造出了145,000支滑膛枪，一间工厂一天里就能制作出30,000磅火药。通过大规模征兵、动员劳动力、毫无保留地开发资源，战争渗透进了法兰西社会各个角落，这不仅是“全面战争”，亦是一场人民的战争。

全民动员的努力也延伸到了军队中。当局决定以爱国主义推动征兵，并保证他们的牺牲将会为祖国所铭记。士兵们被告知他们是公民而非奴隶：革命政府坚持士兵们拥有投票权；开拔前夕，地方政府会出面宴请他们并于席间公开讲话，表达人民对士兵保家卫国的鼎力支持。士兵退伍(或伤残)后，将得到退休金(抚恤金)；一旦阵亡，家属也会(因失去养家之人)获得赡养。

不过普通士兵们究竟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热忱的推动尚无定论，尤其是因为动机本就不可捉摸，难以量化。例如，有人想必会问，当地方政客们对紧张的年轻士兵们宣扬国家大义时，有多少人在仔细聆听呢？(见图5)然而，据法兰西士兵们的私人往来信函看来，他们中有些人的确是出于强烈的公民意识和爱国情怀而战——这些信件并非用于公开宣传，因此理当是真挚可信的。一位过去是农夫的年轻士兵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称，现在他的生命属于国家：“你们的儿子要么衣锦还乡，要么为了保卫祖国而牺牲了。”1793年冬，另一位士兵见到敌方逃兵跑到法兰西一侧来时，越发坚定了对大革命的自由信念：“他们横跨结冰的河面而来，因为他们再不愿做奴隶，他们渴望自由。”他继续补充道，胜利后士兵们会把桂冠“同我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情人”分享。

图5　博伊利的画描绘了征兵者及其亲属表现出来的矛盾情绪

但那是“恐怖时期”——法兰西士兵和百姓被共和国宣传“轰炸”，又被反复告诫失败后反革命清算的可怕后果。这种恐怖也采取各种严苛方式来确保军队奋战到底：中央政府及其代表团成员、从巴黎派来保证对军队进行控制的政治委员，毫不手软地处决那些据信“玩忽职守”的司令官。一个似乎在普通士兵心头留下了深刻烙印的例子是：1793—1794年间，84位将军被斩首或枪决，还有352位被除职。因此，这些早期冲突只是特例，虽然此时爱国主义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但历史学家们所能见到的大部分书信中充斥着恐惧、疲惫与绝望。1794年6月，当时在伊普尔(Ypres)一带同英国人战斗的应征兵皮埃尔·德拉波特(Pierre Delaporte)写道：

法律令我参军保卫挚爱的祖国。为此我离开了我同样挚爱的亲友……为了和同袍们扛起责任，我不得不攻击素未谋面之人，他从未伤害过我，谁能相信……他们的初衷与我们无异……刀光剑影之下，双方都常常忘记所有的人道。

当许多法兰西士兵逐渐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老兵并发展出专业精神后，革命的民族主义便退潮了。他们的忠诚转向军队本身，尤其是那些引领他们的卓越领袖：拿破仑只不过是其中一员。其部下或许依旧热爱法兰西，但忠诚首先表现为职业自豪感并献给了自己的杰出将领。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人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已和1793年公民士兵的共和狂热相去甚远了。

法兰西军事力量的源泉之一来自战术、组织和后勤。虽然这些脱胎于大革命，却不完全是“革命的”。它们是旧政权军事理论家应对七年战争灾难的产物。在1789年以前，王室军队几乎在各个层面(从战略、组织到武器装备)都进行了试验。采纳了皮埃尔-约瑟夫·布尔塞[2](Pierre-Joseph Bourcet，法国参谋，在山地战中对独立编组进行了试验，并于1775年发表了成果)的理念，军队重新编制为独立的师团，每个师都拥有自己的步兵、骑兵和炮兵。通常情况下，军队沿着一条更窄的补给线行军。法军各师团会彼此分散越野，但保持定期联络。每个师团的力量都足以抵挡人数占优的敌人，并坚持到其他师驰援。由于各自拥有不同路线，法军能够快速移动，依靠数量优势，因地制宜，最终围歼敌军。革命党继承了这种观念，而拿破仑将师扩大为军(corps)，每个军由一名元帅指挥，并配之以高效的参谋体系：1805年奥斯特利茨会战期间，大军横扫德意志，便是该战术教科书般的范例。

一旦处于战场，法兰西革命军还会将旧政权的其他构想付诸实践。例如，法国人擅长发挥轻步兵(chasseurs)作用，他们作为散兵被用于侦察敌情，寻觅对手弱点，骚扰敌人，主力列阵时提供屏障，并以步枪射击动摇敌军(这在1806年的耶拿战争中尤为奏效)。这样的部队——在主力之外作战，由下级军官指挥，拥有很大自主权，令他们对将法国军队改组为平民军队的观念感到亲近。

法国人还灵活地运用炮兵：战斗前预先轰击敌人阵线。此外，还采用了旧政权专家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尔(Jean Baptiste de Gribeauval)[3]引入的轻型火炮，在步兵发起突击前集中火力攻击敌弱点。虽然多数18世纪的步兵通常以最大化火力，使用线列战术进攻；法兰西革命军突袭时却为纵阵(column)：窄而深的队形，一列又一列轮番攻击，牺牲了火力但换来了冲击力。线列步兵则以火枪保卫两翼。因此法国战术被称为“混合阵形”(ordre mixte)——兼有线列和纵阵；这也是旧政权理论家雅克·德·吉贝尔(Jacques de Guibert)[4]1772年所提出的概念，1791年成为新军事条例中军队部署的标准样式。一旦纵阵突破敌军，骑兵将涌入空隙、将其击碎。

上述战术的运用，给予敌方暴风骤雨般的痛击，带领法国在关键歼灭战赢取胜利。这可谓“革命战争”与旧式战争策略上的重大区别：18世纪的职业军队开支浩大并且作战频繁，因此指挥官致力于巧胜——威胁摧毁敌军交通线，促使和谈，而非在一场血腥大战中浪费人力与资源。同时代英国军事专家亨利·劳埃德(Henry Lloyd)[5]将军写道，这样的战争能够以几何般的精确施行，令军队“无须被迫交战地开展战事”。[6]法国革命者与拿破仑的表现却大相径庭。

他们咄咄逼人的战术源于——机会来临时，领导者不惜决一死战的坚定意愿。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改革便产生了如此的领导层。拿破仑曾说，“每个法国士兵背包里都有一顶元帅帽”——真相虽较平淡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所有人都得以晋升(1789年前仅贵族享有资格)。法国大革命让大批富有经验的士兵成了军官——1800—1814年间，只有不到5%的上尉及以下军官来自旧贵族阶层。1792—1814年，2248名将军中至少67%没有贵族血统。1804年拿破仑册封的18名元帅，仅5人声称具有贵族血脉。拉纳(Lannes)出身于农民家庭，奥热罗(Augereau)的父亲是个仆人[7]，1808—1815年身为那不勒斯国王的穆拉，则是个旅店老板的儿子。至少在军中，“任人唯贤”的革命原则不是天方夜谭。其他欧洲军队亦不乏类似晋升，但并不算普遍。在俄国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卫队(Preobrazhensky Guards)[8]中，6%的军官为战功卓著的士兵、劳动者或农民之子。英国军队从曾担任过民兵的富人中提拔了数百名军官，这给予了中产阶级青年前所未有的晋升机会。5%的英国军官从英勇或长期服役的士兵中提拔，但20%的委任是出资购买的；对军官的晋升常常依赖于政治关系，偏向上等阶层。

领导能力无疑是法国持续获胜的重要因素，最高阶的例子尤为明显：拿破仑不是唯一具备感召力、进取心和被同时代理论家称为“鹰目”(coup d’oeil，即深谙何时出击的眼光)天赋的法国指挥官。他们年富力强，喜欢亲临前线。爱尔兰共和派领袖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Theobald Wolfe Tone)1796—1798年身处法国，上述品质令他动容：“倘若一个人想指挥法国军队，你必须十分英勇……法国将领不仅仅发出命令，而且身先士卒。他们是高贵的人，名不虚传。”拿破仑尤其擅长兼用以身作则、宣传、赏罚分明等手段来激励士兵。1796—1797年，他在意大利前线领兵，与部下共浴枪林弹雨；他竭尽全力保障部队粮饷充足，甚至不惜将意大利原野洗劫一空；他向因勇敢而引起自己注意的士兵颁发雕花军刀。但他也会斥责未完成任务的士兵。“士兵们，我对你们很不满意……85团、39团的士兵，”他向1797年这两支溃逃的部队咆哮道，“你们不再是法国军人了!”这些犯错的部队于是恳求获得挽回名誉的机会，在下一场战斗中，他们遭受了极其严重的伤亡。

最后，他善于借助宣传手段将自己打造为富有魅力的军事天才(无论是在军中还是国内)。《意大利军团信使》(Courier of the Army of Italy)在战场士兵与国内平民中免费发放：拿破仑撰写了其中许多文章。他曾大言不惭地描写自己：“他许诺胜利，便带来了胜利。他动如脱兔，快如闪电。唯有将士们的精准与审慎可与他行军的速度媲美。他无处不在。他无所不知。他如同彗星划过云层，出现在两条河流间的堤岸。”正如历史学家戴维·贝尔(David Bell)提出的那样，这不仅仅是宣传，还是一场真假参半的“造神运动”。战斗前夕，他会巡视营地，问候士兵的健康，并为第二天的作战打气。一位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老兵后来写道：“皇帝的到来对军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每个人都坚定不移地信任他；按照过往经验，我们明白他的计划将带来胜利，为此，我们士气高涨。”

然而，某些历史学家质疑，法军与其他军队的差异是否犹如过去设想的那般泾渭分明。例如，即便不如法国人那般热衷，旧政权军队也使用散兵和轻骑兵。在18世纪90年代，普鲁士步兵曾受训与法国散兵在其擅长的开阔地交战，他们的纪律更多是仰仗其专业素养、自豪感而非惩罚。奥地利人拥有蒂罗尔狙击手(不过其特权是仅在自己省份服役)和克罗地亚轻骑兵，而俄国人在1789年自夸麾下有着不少于30,000的受训散兵(Jaeger)。到了1812年，上述兵力大大增加了，不过俄国军官始终对给予农奴兵如此自主权心存疑虑。俄国人还可以征召哥萨克，他们作为轻骑兵发挥了与散兵相似的作用。法国的炮兵改良，无论是从火炮技术规格(提升机动性、标准化程度)还是从实战部署上看，皆源自普鲁士实践：由于法国在七年战争中与奥地利军结盟，格里博瓦尔得以借鉴了这种威力巨大的操炮术。[9]

无论如何，大部分军队都为了因应这场长期战争而作出了改变：到了1812年，英国可能拥有了欧洲最佳单一轻步兵部队(在西班牙服役的“轻步兵师”)，而俄国可能拥有最佳的骑乘炮兵(horse artillery)。反法同盟军最终认识到，既然拿破仑的策略依赖通过一场会战全歼对手，最佳的防御手段便是不让他如愿以偿：1810年在西班牙，英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展现了战略撤退、坚壁清野对法国人能造成多么大的损耗。1812、1813年盟军便发动反攻了。俄国人饶有兴趣地观摩了西班牙战争，早在1810年3月就制定了倘若遭受法国侵略时的类似战略。1811年8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告知奥地利政府：“如若必要，唯有通过准备为期十年的战争方能耗尽拿破仑的军队及其资源。”但要做到这一点，该国须具备大纵深(或崎岖地形)进行撤退：拿破仑在俄国、西班牙遭受了最惨痛的失败，这并非巧合。最后，某些历史学家指出一个关键因素——人数优势。法国战术涉及巨大的伤亡，可能是因为法国获胜的诀窍主要源于他们向战场投入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军队，而非战术巧妙。当联军人数上可以匹敌时，法国人便战败了。因此，法国的胜利抑或拿破仑的最终失败，取决于交战双方动员人力物力的效率。[10]

理论上，持续存在的反法同盟本应具备决定性的优势。正如同时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所说，法国战前拥有将近3000万人口，而单单俄国的人口(4000万)便已明显超过它。加上同时期法国其他主要对手——英国(1500万)、哈布斯堡帝国(2200万)、普鲁士(1070万)——纯粹以人口统计而论，盟国占绝对优势。然而，不论一个国家人口如何稠密，经济如何繁荣，欲进行战争，政府需要动员蕴藏于社会之间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机制。尽管杰出的战略战术和英勇行为能够决定个别战斗、战役之胜负，但整场战争的输赢却在于数字的平衡及交战国有效动员资源的能力。战争不仅仅是发生在战场上的问题，还牵涉到如何确保持续作战所需的人员、金钱与补给。

被占领的欧洲与拿破仑帝国

就法兰西自身国力而言，它无法单独承担拿破仑战争那种惊人的生命代价。解决方法是“开发”可划分为三部分的拿破仑帝国。首先，是巴黎直接统治的“法兰西帝国”，它在1811年鼎盛时期包括法国与低地国家；德意志的莱茵兰、汉堡、不来梅(Bremen)、吕贝克(Lübeck)和奥尔登堡(Oldenburg)；意大利的皮埃蒙特、热那亚、帕尔马、托斯卡纳、罗马；以及伊利里亚(Illyria，包括今天的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其次是卫星国，它们名义上独立，但实为拿破仑、拿破仑亲属、元帅或其他代理人的傀儡政权，包括：德意志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与贝格(Berg)，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王国、瑞士、华沙大公国。第三，则是法国的盟国，例如丹麦、巴登、巴伐利亚、符腾堡(Württemberg)，以及那些被迫加入拿破仑联盟的国家，即1807年的普鲁士和1809年的奥地利。

上述统治的主要作用是为战争活动提供弹药、金钱与物资。法国革命战争期间，通过严酷征税，从被占领土榨取了大量金属货币：从1794年9月至1798年11月，莱茵兰地区被征收了巨额里弗(livre)[11]，包括1795年12月触目惊心的5000万里弗。意大利也并无宽限：1796年，帕尔马被搜刮了200万里弗，热那亚200万里弗，米兰则是丧心病狂的2000万里弗(相当于五年的财政岁入)。平民百姓苦难最深，因为除了官方征税，还有额外的法军补给征用。此外，征服的土地——不论是直接被法国吞并抑或转为“姊妹共和国”，都必然需要养兵：要么直接征入法军，要么按照法国利益部署其军队。

然而，在法国能够推行上述制度的地方(尤其在拿破仑帝国内部——比利时、莱茵兰、皮埃蒙特)，它们也留下了有益的遗产。封建主义与封地的废除，公民平等原则以及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Napoleonic Code)[12]被引入帝国及其卫星国内。历经超过十年的法国革命冲突后，拿破仑凭借《1801年教务专约》(Concordat of 1801)[13]与天主教会实现了和解。它将宗教宽容传遍了其欧洲帝国，并通常反对狂热、痛苦的宗教正统主义。然而，归根结底，法国统治的三个层面是为开发人力、物力资源服务的。

然而，一切是从法兰西自身开始的。当拿破仑于1799年攫取权力后，他继承的法国已经历十年革命。拿破仑接手的“遗产”包括法国高效的新式行政管理体系——其中央集权令波旁王朝望尘莫及。法国革命战争显示了该体系在动员法国社会方面多么有效。1789年，臃肿重叠、管辖权混乱的王室官员、宫廷、行省机构被废除，代之以83个左右的省份(département)，它们成为(至今仍然是)法国主要的行政单位。最初目的是为了将地方自主权交到选出的官员手中，而如今政令可通过行省从中央直达地方推行(包括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市镇)。

虽然大革命时期便开始了中央集权化进程，但在拿破仑掌权时方才达到巅峰——他于1800年为每个省份设立了一名“省长”(prefect)。他们是中央政府的耳目、手足和传声筒，负责公共秩序及对来自巴黎法令的执行，并将行省的情势汇报给中央。拿破仑的首任内政部长、御弟吕西安·波拿巴(Lucien Bonaparte)告诫第一批省长，他们任务繁重，当务之急是：“立刻投入征兵工作……我认为税收也应优先：及时缴税如今是一项神圣的职责。”随着“法兰西帝国”的扩张，这一行政体系也相应膨胀：至1811年，从德意志北部到罗马，它内含了大约130个行省，每省均配有一名省长。

1793年的《全民动员令》尽管有些夸张，但拿破仑继承了大革命的征兵体系，打造了1798年的《茹尔当法》(Jourdan Law)[14]；它一直普遍施行至1815年。每年9月22日(法国共和历[15]的第一天，直到1806年拿破仑方才废除了它)，所有20至25岁青年男子会被列入“征兵分类”中，并通过抽签(必要时按年龄从低到高的顺序)决定参军人选。随着“法兰西帝国”的扩张，《茹尔当法》也在扩大：至1811年，从德意志汉萨同盟港口到遥远南方的罗马，法国军队都直接从当地征兵。唯有伊利里亚例外，因为该地区是与奥斯曼帝国的旧边界，克罗地亚人具有一种传统兵役制，而回报则是土地与人身自由。拿破仑的卫星国、盟国也被要求提供军队，这种“血贡”引发怨怼，人们常常逃避，有时甚至公然抵抗。而这也意味着拿破仑的军队是操多种语言的：其部下的三分之二来自法国以外，包括波兰、立陶宛、克罗地亚、德意志、瑞士、意大利、低地国家以及西班牙。在皇帝看来，这是一套他可依赖的稳固征兵体系：1800—1813年，仅在法国便征召了280万人。目睹埃劳成千上万冻僵的尸体，他曾说：“我每年能获得100,000人，巴黎一夜之间便能弥补这些损失。”然而，1812年之后，由于帝国解体，越来越多的战斗落在了法国人(而非其盟友和卫星国)自己肩上，这套系统在法国最终变得穷凶极恶。1813年，拿破仑的一位省长直言不讳地抱怨说：“我正带走每个人，到了1813—1814年将无人来维持生育及人口了。”此时，各阶层中将近50%的人口被征召了。拿破仑统治下总共有7%的法国人从军(占适宜人口的36%)。

大革命果断地解决了盘根错节的财政特权、官员腐败以及包税制(它尤其不得人心，1789年前便已开始改革)，这对法国军力也至关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直接、统一的基于收入、土地的税收体系，后来还加上了对使用家仆、马车的间接征税。革命者还通过国有化及出售教会土地获得了大约20亿里弗。与此同时，革命者作为自由市场的拥趸，消除了国内关税壁垒和通行费并废除了行会。于是，拿破仑在法国继承了因有效税收系统而复苏的经济。随后，他通过全面的税收调研及对消费品(例如烟酒、食盐)征收间接税进一步完善了它。1800年，在股东们与政府支持下，他还建立了第一所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Bank of France)。不过，效仿英国以偿债基金(Sinking fund)来管理国债的尝试未能成功，因为投资人对购买其有息债券态度谨慎。

法国的公共财政体系被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欧洲。然而，尽管筹集到了巨额资金，却始终不能满足螺旋上升的战争费用需求：意大利王国的年税收从1805—1811年提高了50%，但与此同时它的债务也上涨了五倍。几乎在每个地方，当局都试图借助提高食盐、烟草、进口货物的间接税来弥补资金短缺——但由于穷人感受更为强烈，这激起了民怨。

对欧洲的盘剥采用了一种十分精巧的形式——1806年11月通过《柏林法令》实施“大陆封锁政策”(Continental System)。该政策的目标有两重：通过隔绝英国与欧洲的贸易来对它发动经济战，确保一个受掌控的法国工农产品市场。后一目标(被称作“非共同市场”或“单向共同市场”[16])仅部分实现。当然，某些欧洲经济体从中获益：随着英国进口放缓，萨克森的棉布厂商与西里西亚的羊毛纺织业者得以向东欧出口——而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比利时的首次工业起飞便是在封锁的保护下实现的。但是，拿破仑本人顽固坚持的经济口号却是“法国优先”(la France avant tout)。

事实上，法国的某些部分受益但其他部分则受损了。拜位于莱茵河战略位置所赐，阿尔萨斯成了法兰西帝国与其德意志卫星国之间贸易的中转口岸；但海港及其内陆则因海外贸易的欠缺及进口原材料匮乏而窒息。1808年，美国驻波尔多领事写道：“市内街道杂草丛生。除了两艘马布尔黑德(Marblehead)[17]的斯库纳纵帆渔船和三四艘在潮水中摇晃的空船，其美丽的港口已经荒废。”1814年帝国的崩溃恐怕并不出人意料——阿尔萨斯依旧对拿破仑效忠，波尔多人却将威灵顿公爵视作了解放者。

打击英国制造业的目标陷入了窘境，因为大陆封锁在阻止英国商品方面并非铁板一块：它唯有在拿破仑能够向其欧洲臣民提供英国进口货替代物的情况下方能奏效——然而拿破仑做不到这一点。欧洲人所需的日用品，诸如食糖、咖啡、棉花等，只能借助英国控制的全球贸易才能得到满足。英国人欣喜地在直布罗陀、地中海诸岛(例如科孚岛、西西里、马耳他)以及北海黑尔戈兰岛(Heligoland)建立了走私中心：来自英国加勒比海种植园的白糖在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18]上岸，用骡子偷偷运过群山，最终贩卖到拿破仑帝国各处。1812年，拿破仑下令在阿姆斯特丹、汉堡、法兰克福公开烧毁了价值数百万法郎的收缴的英国走私货物，令欧洲人震惊(参见图6)。但法国人也明白英国是其葡萄酒、香槟、白兰地、丝绸乃至小麦的重要市场，而拿破仑政府偶尔也会为上述货品发放对英贸易的许可证。但最具破坏性的后果是政治上的：为了执行封锁，拿破仑进行政治施压；而在两个特别重大的时刻，他诉诸了武力——第一次是他于1807年攻打葡萄牙，促成了痛苦的半岛战争；第二次则是1812年同样损失惨重的对俄入侵。

图6　1812年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起对英国违禁品的焚烧，旨在加强拿破仑对欧洲的封锁，但同时也让已经遭受“大陆体系”商业破坏的商业社区大受打击

[1]　希罗瓦涅·德·梅里古(1762—1817)，原为歌手，后成为法国大革命前期著名演说家和组织者，1794年精神失常，最终在医院内度过了余生。

[2]　皮埃尔-约瑟夫·布尔塞(1700—1780)，路易十五时代法国著名参谋长、地图师、军事教育家，曾于1764年创办参谋学校，主要教授山地战术。

[3]　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尔(1715—1789)，法国陆军中将，火炮专家，他彻底改良了法国原有火炮，推行了新式的“格里博瓦尔体系”。法国野战炮被统一为12磅加农炮、8磅加农炮、4磅加农炮和6英寸榴弹炮四种类型。其中轻型的4磅炮重量仅289千克，有效射程达700米，每分钟可发射3发。格里博瓦尔的火炮改良对日后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中的法军表现贡献很大。

[4]　吉贝尔伯爵(Jacques Antoine 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法国军官，军事理论家，1770年出版的《通用战术文集》(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一书对法军战术影很大。

[5]　亨利·劳埃德(1718—1783)，出生于威尔士的18世纪著名将领、军事理论家，生涯中曾先后为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领兵作战，其军事理论对乔治·华盛顿、乔治·巴顿等后世名将影响很大。

[6]　这种观点与我国《孙子兵法》“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论述颇为神似。

[7]　一说为水果摊摊主。

[8]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军团为沙皇俄国最古老、最精锐的禁卫军之一，17世纪末由彼得大帝亲手创立。

[9]　奥地利人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发现，自己的火炮技术已逊于普鲁士人，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良。七年战争期间，奥地利人装备了更轻便的加农炮和更出色的榴弹炮。1756—1762年，格里博瓦尔作为盟友在奥地利炮兵部队服役，他对法国火炮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奥地利的成果。

[10]　虽然战争胜负的确很大程度依赖人力、物力的多寡，但原文认为法国人的胜利主要依靠“人海战术”还是有失公允了。事实上，拿破仑一些经典战役中，例如耶拿会战和奥尔斯塔特会战，法军反而是人数居于劣势的一方。

[11]　里弗是法国从中世纪至近代常用的货币计量单位，1里弗相当于1磅白银。

[12]　即拿破仑主持下于1804年3月21日公布的《法国民法典》(Napoleonic Code)，它基于个人主义和自由平等观念，树立了民法中民事主体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等基本原则，对大陆法系影响极大。

[13]　 该条约中，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达成谅解，在保障新教、犹太教平等地位的同时，给予天主教会适当优待。该条约一直实行至1905年方被废除。

[14]　《茹尔当法》是对《全民动员令》的制度化、长期化安排。它规定，所有20至25岁单身及无子女的男子均应服兵役，神职人员、对战争有重大作用的工人、大学生、公职人员除外。

[15]　亦称法国大革命历法，于1793年10月24日开始推行。它规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诞生之日为“共和国元年元月元日”(1792年9月22日)，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每月分为3周，每周10天，废除星期日，每年最后加5天，闰年加6天。每个月的名称皆与传统不同。例如前文所提到“热月政变”中的热月，即属于共和历的名称，相当于7月19日至8月17日。

[16]　意即其他大陆国家对法国开放市场，而法国不开放自身市场。

[17]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著名渔港。

[18]　希腊马其顿地区著名港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