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魁梧、乔装打扮后的，在我们这些卫士、医生、秘书、公安部长……一大群人的簇拥下，走到田间，来到社员跟前想聊聊天，这实在是有点天方夜谭。社员们本来专心致志地正在农作，见了这么一位前后簇拥一大群人的不速之客，一个个眼睛瞪得老大，好奇、好笑，使得他们全部放下了手中的活，眼睁睁地打量着眼前的这群神秘人物，特别是把脸和头蒙得严严实实的。

“老乡们好啊。”说话了，并且向社员伸出了手，可是社员们胆怯地一个个往后缩，而且把手藏到了身后。

火了，愤怒地用双手将口罩、墨镜、帽子稀里哗啦地摘下扔到了一边。“我说不要么，不要么！”

“啊！是！”

“！万岁——！”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社员们像条件反射一样地蹦了起来。那宽广的田野里到处是正在农作的农民兄弟，一听主席就在他们的田头，纷纷丢下手中的锄头和耕牛，立刻蜂拥而来，不一会儿就聚集了几百人。

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便不容分说，架起，迅速走出了“包围圈”。

“你们让我留下，让我留下么！”气呼呼地嚷着，可没有人听他的，我们的任务是让他越快离开现场越好。

又一次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反倒招来了一肚子的气。就这样，一次一次地想突破“封锁线”，可最后总是一次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久天长，变得无可奈何。

“银桥，你是最了解我的，老不让我接触群众，是不行的么！”有时，他只能在我面前发几句牢骚，希望得到我这个卫士长的一点同情。每逢这时，我便站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他诉说，也不去打断他的话。我只有一个想法：让他出出心头气，这样也许会好受些。虽然我内心极为理解和同情他，可我行动上必须站在中央的纪律一边，因为我是卫士长，我的第一位最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好。

“主席，请坐下，我给您梳梳头。”这是我惟一能做的事情。梳头能平静一个人的情绪。

多么可怜的啊，我梳着梳着，不止一次地滴下了眼泪。

“银桥，你怎么啦？”

“主席，我要是能替您分担点事该有多好啊！”一次，我说着竟“哇”地哭出了声。

一把将我搂到他的怀抱，不停地拍着我的后背，两眼溢满泪花，什么话都没说……

说实话，革命一生，有过许多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也有这样的妻子，但真正了解内心世界的人极少。平常，与那些并肩战斗的领导同志是从不谈他个人的内心痛苦与忧郁的。本来是可以作为妻子去分担一份丈夫有时不便对外人掏出来的忧郁和痛苦的，可从来没有，反倒经常给找来麻烦，所以，也基本不在面前亮出他的内心世界。我是他的卫士长，又朝夕相处在一起，加上他老人家总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所以平时有什么心里话爱跟我唠叨。虽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无法替一个伟人去解脱什么，但却愿静静地聆听他老人家发泄心中的各种情绪。

在我跟随他的十几年间，这种情况很多。跟我谈他心情的时候，很随便，什么时候都有，或在我为他按摩时，或在他散步时，也有他老人家专门把我叫来“聊一聊”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一老一少达成了很深的默契。

“银桥，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可以写，要如实写。”我在《走向神坛的》和《走下神坛的》两本书中，曾经记述过这样的话。这是的原话，一点不假。我的理解是，在自己看来，有许多别人或外界并不了解的事情，我李银桥了解，因此，他希望我向他的人民，向这个世界真实地全面地介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或把他当做神一样去宣传，或把他当做“魔鬼”一般去咒骂。

在活着的时候，有些事他自己也是难以辩解的，包括他在农业合作社、“反右”、“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他是党和国家主席，对一些重大决策问题无疑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许多事除了领导责任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恰恰是造成我们党、国家、人民遭灾的根由，而对这些，胸怀博大的又能说什么呢？不了解事实真相和内情的人又总是把这种错误或悲剧都归咎于我们的最高领袖。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在评论犯的错误时曾说过的话：的一些错误，也有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领导人的责任，因为有些政策、决议，政治局是集体举手通过的，出了问题，能说只是一个人的责任吗？事实就是这样，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我可以列出几件这样的事件，此处暂且不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中央对他老人家规定的行动纪律也便越来越秘密和严格。这是一生许多痛苦事中令人烦恼的一件。

为了尽可能地帮助他减少一点痛苦，作为卫士长的我，总是希望在不违反中央纪律的前提下，能创造一点“自由”给。

只要心思到，机会总会有。

1956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结束回国时，亲自到机场送行。但飞机起飞后，忽然对我说：“银桥，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吧！”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然我不能这样做，在请示有关部门并征得同意后，我便向提议：“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馆吃过，很有味道。”

听后即说：“行，听你的！”

因为是早晨，饭馆还没有到营业时间，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也比较保险，我便这样“胆大妄为”了。即便这样，我还是吩咐把坐的车和其他车辆停得相对远些，怕引人注目。饭馆门口设了两个便衣哨兵，进饭馆的就和我们身边的四五个同志。

“怎么这么早呀，同志？”老板客气地与我打招呼。

我说，好久没来了，馋得慌，所以同几位“朋友”一早就来了。老板一听，很高兴地给我们张罗起来。

座位上的不易被人注意，再说店主又忙着手中的活，饭馆内又没有其他顾客，所以我心中踏实了许多。我转身瞥了一眼，见他脸上很快活地左右环顾着小饭馆的一切。

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来了，并不怎么爱吃羊肉，没几口便放下了筷子，剩下的时间便又开始打量这家平民开的小饭馆。我知道他吃饭是假，出来看一看是真，所以心里也会很高兴的。

前前后后也就个把小时，可这一天一整天都很愉快。“银桥，以前我最不爱吃羊肉之类的东西，嫌它有味。不过，今天的羊肉泡馍，还是很有味道。你说他们怎么做的？”

我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去。”

高高兴兴地点点头，说：“对，下次再去。不过，得换个地方，看看什么的也行，不一定要吃饭。”

当时我想，也就说说而已，他那么忙，是很少有时间的。

可我想错了。

一天，吃过晚饭，突然对我说：“银桥，你忘了我们说好的事？”

我一愣，没能想起什么事来，便问：“主席，我们说好的什么事啊？”

冲我诡秘地笑笑：“出去吃羊肉泡馍呀！”

坏了，他又想要溜出红墙了！当时我心头“咯噔”一下，希望能阻拦他，于是便打起了退堂鼓：“主席，现在都关门了，恐怕吃不上了。”

“哎，不一定非得吃羊肉泡馍么，只要出去走走，找个老乡聊聊也就可以么。”看来他是一定要出去了。无奈，我只好向有关部门请示了。

也不知咋的，“上头”竟破天荒地同意作一次“微服私访”。

过程非常简单：我陪他到北京市区的一个叫丁家花园的地方，到一个普通平民家看他们养的**。主人姓丁，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因为是乔装打扮的，再加上主人可能眼花，另一方面他也绝对不会想到中南海里的伟大领袖竟然会跑到他的花房来跟他聊起养花之道，所以他始终没认出。

虽然这次“微服私访”的时间是短暂的，却感到莫大的享受，回中南海的途中，我一直听他老人家哼着京戏。

没有比到人民群众中与普通人进行无拘无束的聊天、谈话更能使开心和快乐的了。久居红墙内的他，多么渴望热热闹闹甚至是骂骂咧咧的平民生活。

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至高无上的神，恰恰他是一个充满生活味和感情味的人。他不情愿过那种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深宫”式的孤独生活，他向往炽热的生活，向往充满生机的环境。他的这种心情强烈无比，以致一次又一次地惹到了“麻烦”。“麻烦”多了，中央有关部门对他的纪律就越严格，最后终于使得他自己也慢慢失去了“走走”的信心了。

那是又一次“下不了黄鹤楼”的事件。事情发生在1958年8月13日这一天，当时，上午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后，正逢午饭时，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而不是到由天津市委安排好的地方去吃饭。

谁都犟不过他，于是只好就近选了一家饭馆。那便是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天津市公安局对饭馆作了布置，到处都是便衣哨兵，一般是不会有外人进得来的。偏偏吃饭时，大概感到憋得慌，便凑近窗口朝街头瞅了一眼。事情就这么巧，偏偏这几秒钟的时间，恰巧被饭馆对面楼上的一位正在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

“？！啊，是！万岁！”那妇女先是惊喜，继而便放开嗓子高呼起来。这一呼不要紧，正阳春饭馆四周的人全都惊动了，听说就在饭馆里，那兴奋劲就甭提了。

不一会儿，大街上，小巷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边喊口号边朝饭馆拥来。虽然他们没有亲眼看到，但那种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热爱之心，使得他们像潮水一般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刹那间，正阳春饭馆四周被挤得水泄不通，沸腾的人群高呼着口号，恨不得把饭馆都给掀翻了。

我和卫士们以及随从的有关同志知道今天又要遇到麻烦了，因为这是繁华的城市街头，撤都难撤。交通早已瘫痪，警察们也跟着群众一起往饭馆拥来，他们也想争着看一眼。

“快点想办法，这样会出事的！”我着急地朝天津市有关领导说道。

却在一旁乐呵呵地说：“不用担心，让我跟群众说一声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不行不行，您一露面，一说话，会把整个天津市的几百万人全引到这里来的！”我们几个断然不答应。想了想，也就没有再说要出去了。

有人提议，请市委的领导出去跟群众作解释，劝导大家离开现场，好让安全离开。可根本不顶用。群众是非要见一见不可，无论我们怎样地解释、劝导，甚至乞求，群众就是不走。

无奈，从中午一点左右一直到下午六点多，我们整整被围困了五个多小时。后来，天津警备区想了一个办法：派一个排的兵力，硬是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挤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饭馆门口。一群剽悍精壮的战士连同我们几个卫士好不容易将连拉带扶地保护上了汽车。身材魁梧，平时坐“华沙”是坐不进去的，那天竟然被战士们硬塞了进去。

上了车，却依然寸步难行。战士们就分成前面开道，后面推车的两股力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冲出了重重的“包围圈”。

事后，一位天津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在收拾现场时，光捡到的鞋帽、钢笔和手表就达七筐半！

那年在北戴河，因为群众喊万岁，聊不成天而发脾气。今天面对天津市民的热烈欢呼，看到如痴如狂的紧紧追随他几里远的群众，他老人家的脸上露出了陶醉的笑容。

“又是一次黄鹤楼。”事后，他又只说了一句话。

从这时起，只要再露出“随便走走”的意思时，有关部门就会立即搬出黄鹤楼和正阳春的例子，使不得不打消原本的主意。他伟大的一生，却在“黄鹤楼”和“正阳春”面前不得不止步。久而久之，他老人家也慢慢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也不像过去那样，因为长时间见不到群众而发脾气了。

然而，他的心却依然时刻想着他的人民，想着他的党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