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既激动又依恋的心情，跑回家专门取出一本黑皮面的学习练习本，随后跑到那儿请他题词留念。抓起笔，想了想，便在练习本的扉页上写下了下面的两行字：

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一九五○年七月十二日

大概因为我是的卫士，而且又是最信任的卫士，所以我的面子极大，一听说我要去上学了，几位中央领导干部都为我题了词。

朱总司令的题词是：

提高文化是学习一切的先决条件。

朱德一九五○年七月十三日

的题词是：

学好本事，做好工作，不图虚名，自有你的好处。

七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的题词最长：

加紧学习，提高文化，不骄不躁，好好地学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

李银桥同志

周恩来一九五○??八??十二

后来，邓颖超大姐知道后，也给我本本上题道：

学好本领，做好工作。

李银桥同志

邓颖超一九五○??十??十六北京你们一定会非常惊叹吧！是的，当时我也非常激动、兴奋，我知道中央领导这么热心为我题词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与他们相处得好；二是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老一辈、人民领袖，出于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关怀，希望我们成为一代既有政治觉悟，又有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带着首长们的嘱托，我满心欢喜地去补习学校上学。可是到那里一看，傻眼了：哪里是学校啊！一个空荡荡的大院，没有课堂，没有黑板。学校的学生中有老头，有年轻人，乱哄哄的。我大失所望，加之跟随多年了，一离开他便总觉得有什么不踏实的，心里成天七上八下，于是，我硬着头皮坚持了一个星期，便回到了中南海。

一见我，先是一愣，问清情况后，便高兴地说道：“回来好啊！回来就继续工作，你瞧，这一个星期，我也不知像是缺少了什么似的，现在你回来了，我很高兴。”

我说：“主席，我也一样，人在学校心里总惦念着您！”

“好啊好啊！”喜形于色，过来拍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地说：“我们俩合得来，合得来。”

不久，我便被提拔为副卫士长，正卫士长是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兼的。从那短短的一个星期，我深切地感受到我是多么离不开呀，而也同样非常希望我在他的身边。从那以后到1962年，我再也没有离开。关于1962年我离开，如果不是有人从中作梗，也许他老人家会让我伴他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十四年。这是后话。

大概是因为我外出学习没有学成这件事触动了，1954年的一天，叫我与叶子龙一起到他办公室：“有件重要事跟你们说。”

我和叶子龙去后，非常慎重地告诉我们：“最近我要办一件事，就是给你们警卫战士和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办个业余学校。这个学校的开支从我的工资里拿出。因为学生都是我身边的人，都是为我在工作，所以不能再让国家掏钱了。”

当他把这一重要决定告诉我们后，又习惯地吮吮嘴唇，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我身边的同志都是些好同志，但文化程度都太低，不学习不行。教育不普及，文化不提高，国家就永远也富不起来。”

的这几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坎上。他老人家对我们这些普通战士、年轻一代多么关心，并且用自己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钱为我们办学校，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

警卫中队的战士、我们卫士班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个个激动万分。

让我们从他工资中拿出钱后，请了管理员张国兴同志为我们七十多名学生每人买了课本和笔墨、字典、地图、作业本等学习材料与用具。又以个人名义，请来了王近山、朱进礼、周启才等五位老师，给我们教授语文、数学、地理、政治、自然等课程。

业余学校的课堂设在一溜小平房里。每天除值班人员外，大家都去上课，一般上下午各上一堂课，每堂上两小时。

十分关心这个业余学校，有空就来转转，特别是对我们几个卫士的学习情况，他更是关心，经常要检查我们的作业本。

在卫士中间，封耀松的文化基础差些，故他的学习情况更受的重视。有一天，封耀松从业余学校上课回到身边，便忙把作业本交到手上——小封今天得了一个大大的“5”。

“好么，有进步！”知道小封开始几次吃过“0”蛋，现在能得5分了，自然喜形于色。

谁知看着看着，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说：“你的那个老师也是个马大哈呀！”

小封紧张地凑过来，踮起脚尖瞅着作业本。那上面是这一天的作业，老师让默写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

用手指着其中的一行：“你看看，这句怎么念？”

“心忧炭贱愿天寒。”

“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原来是你给扰乱了么。”说得幽默，小封直抓头皮窘笑，脸早已红了。

“再念念这句。”

“晓驾炭车辗冰辙。”

“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抓起他的笔，一边帮小封改正作业，一边喃喃道：“虚有5分，名不副实。”

于是，小封的作业由5分变成了3分。

“怎么样，服不服？”

“服。”

笑了，说：“学习就得认真，我们中国的字不像洋文，一笔一画都有讲究，可不能随便少了多了。这次错不能全怪你，老师没看出来也说明警惕性不高，不过，你自己以后要提高警惕呀！”

小封赶忙点头，表示一定记住。

业余学校的同志们称是“校长”、“第六位老师”，对此当之无愧，因为那五位老师每人只教我们一门功课，可哪门功课都教我们。从查字典、四则运算，到地理、历史、时事，他老人家都要为我们上课。别的不说，就那个“的、地、得”的用法，不知给大家讲过多少遍。

业余学校从1954年开办到1957年结束，老师教得认真，大家学得努力，七十多名警卫战士和身边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员，都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在那时，可算是“知识分子”了。

学习能如此圆满，很高兴。他说：“课堂上的知识是有限的，你们还要学专业知识，学社会知识。一句话，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学习。学习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全体同志都把他的谆谆教诲牢记在心。

1957年10月2日，给秘书林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平时，自己就博览群书，每天除开会、看文件外，就是看书看报，连吃饭、上厕所的点滴时间也不放过。

现在中南海对外开放的故居——丰泽园的菊香书屋，你们去过了吧？对，进京后，直至**前，一直住在这里。这也是我跟随他老人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菊香书屋是一个正四合院，东西南北四面皆有五间房。北房即正房的正中一间，是的小会客室，靠墙摆满了书架，东面两间是的卧室，靠北墙和东墙两面也是一排书架。这两处放的书，是我最熟悉的，因为这些都是使用率最高，经常翻阅或查找的书籍，也有些是正在阅读的书。你们也许不相信，这中间有几部光在我背上就放过好几个月呢。那是在转战陕北时，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时能丢的都丢了，可惟独舍不得丢他的书。于是，他的书一部分埋了起来，一部分让一个家在陕北的警卫战士用马驮到家里去保存，他那几部常用的《辞海》、《辞源》、《资治通鉴》，便随身带着。我当时就承担了这个背书任务。

北房的西头两大间屋、西房的北头三间屋、南房的西头两间屋后来全都成为专门藏书的屋子。古人说“家藏万卷书”，的藏书何止万卷！据我估计少说也有六七万册。你们现在去参观看到的仅是一部分，在其他几个他生前住过和工作过的地方，还有大量的藏书。

刚进北京时，大约只有十来个书柜。后来，书慢慢积累了起来，并且有了专门的图书管理员。在丰泽园的书屋，大部分是我和的图书管理员——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及卫士们，还有田家英秘书等同志，经过几年努力，慢慢建设起来的。

曾打开书屋的门，对我说：“这里有不少课堂上学不到的书籍，你们有空可以自由出入翻阅、学习，但必须给放回原位上，如果要拿走就得打个招呼。”我知道，这是的习惯，他不许随便有人动他的书，可为了我们卫士的学习，他居然作出了如此的宽谅。这使得我们卫士有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优越的条件。一生爱书，爱读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了《选集》一至四卷，使他有了近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但并不把它当做私有财产，除了买书和资助别人外，都交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存，并且从不随便作他用。

在的关心和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我们卫士班的同志也养成了自觉的学习习惯和良好风气。

解放后，身边的卫士换过几次。凡每次新来卫士，总是很关心这些虽然参加工作，但年龄还都在“孩子”行列的小卫士们。

有名卫士，平时很喜欢他，这位卫士也铁了心在身边做事。可是老人家舍不得耽误别人，便提出要送这位卫士去上学，偏偏这个卫士借理由不想走，半是爱抚、半是责备地说：“你呀，就是没志气。跟我在一起，我当然不反对，可我不能耽误你呀！总不能让你一辈子跟着我呀！好吧，我们订个协议，等你什么时候想上学了，我一定再送你去。但是，在你不想走之前，你得完成我给你定下的学习计划。”就这样，专门为这位卫士定了个学习计划，并且经常督促检查其学习情况。后来，这个卫士年龄也大了，要结婚了——除我这个卫士长以外，一般来说，卫士一结婚就要从事其他工作了，这位卫士要离开之前，他老人家说：“几年前我们有约，现在机会到了，我还得送你上学校学习。”就这样，在的亲自关怀下，这位卫士和他的新婚妻子，两人一并被送到了人民大学去学习。

“你们哪，都得向张宝金学习！他就是有志气有出息，在大学里学习好，很有上进心。”

张宝金曾是的卫士，工作一般，在香山时，因为劈木柴吵醒了，受到了的批评。但这个同志爱学文化，这一点他在我们卫士中很突出，非常喜欢。后来送他上了大学，成绩不错，张宝金在上学期间，逢节放假都回来看望，每次必见，再忙也跟他聊上一会儿。因此，总是在我们卫士面前提起这位好学习、好上进的同志，并一再要求我们向他学习。

“我十几年在身边，看到来他身边工作后来又离开他的卫士和警卫战士一茬又一茬。从来没有对这些同志日后的工作安排或者职务问题有过半点照顾，或向有关部门暗示过什么，倒是一再强调‘你们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一张嘴就是我是什么什么人’、‘我是历来反对在我身边工作的人做大官’之类的话，但惟独在学习问题上，他老人家不论对谁都关心备至。后来离开的卫士封耀松、田云玉、李连成等，都把他们送到大学去读书了。就连在他家当阿姨，后来成为我爱人的小韩，也是亲自过问上了人民大学。这就是对我们年轻一代所用的一片苦心。”卫士长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