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对中国革命事业和运动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他一生忘我地工作。当问及他的贴身卫士，每天投入的工作时间是多少？他们都摇摇头说：“无法核算。”

“的一天，与我们普通人过的一天不一样，他的一天是四十八小时。”卫士长李银桥作了这样一个权威性的、常人又难以理解的结论。

李银桥这样解释：计算的一天，不能单从早晨起床、中午吃饭、下午上班这样来看。因为平时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从下午开始，并且一直要到第二天清晨，这时他才开始睡上四五个小时，然后再继续工作，到第四天的清晨，或者更晚些。如果不是有重要活动，的工作时间就是这样反复循环。因此说他的“一天”实际上是四十八小时，这四十八小时中除了吃两三顿饭外，便是四五小时的睡眠时间，其余的时间基本上是埋头在案头、床头，甚至是在厕所里批阅文件、看书、找人谈话等。

李银桥回忆说：“解放战争初期，我在给周恩来当卫士时，就知道中央几位领导的精力都是惊人的充沛，常常一天工作一二十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不睡觉，后来我到那儿当卫士，才算真正发现的精力是最充沛的。当时中央的五大书记，除外，还有、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由于的工作时间是以四十八小时为‘一天’来安排的，刘、周、朱、任等领导同志因有重大事情总是要同一起开会商量，所以他们也经常要跟着连轴转。这几个人中朱老总年岁最大，也就最先熬不过。五大书记开会时，我们卫士要在现场搞些警卫、服务工作，所以有时我也要到会场，领袖们一开会就是通宵，常常会议开着开着，的精神、思维越来越活跃，而朱老总则要打起瞌睡来。

除非是就重大决策进行表决时叫醒他外，一般情况下和周恩来总是笑笑，摆手说：‘别叫醒他，让老总多休息一会儿。’连续几十个小时工作，和周恩来一般没什么问题，任弼时同志可就够呛了。他有高血压病，过度紧张就容易头晕。一到不舒服时，我就看他头向后一仰，靠在沙发上合眼眯盹儿一会儿。这个时候，其他几位书记忙劝他早些去休息。这时任弼时便赶忙敲敲他的大烟斗，说：‘我比你们都年轻，你们能坚持工作，我倒回去先休息，那怎么行呢！我应当比你们多做些事才对呀！’他话是这么说，工作中也是这么做的，可后来还是他最先累垮了。建国后不久，敬爱的任弼时同志就病倒了。惟独，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他工作一个通宵，就像我们干了一个上午似的。我们卫士组正常情况下是三四个人轮流值班，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几个小伙子也顶不上一个人。”

“从人的生活规律而言，的这种工作时间似乎对身体并不十分有利，他自己有没有或者别人是否劝过他改改这种习惯？”我们进而问李银桥。

“有过，但很难奏效。”卫士长说，“记得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位老乡、老同学，当时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叫周世钊先生，他到北京来看望，了解到的这种按月亮办事的工作习惯，过后曾专门写信给劝他改改这一习惯。在周先生这一年生日这天给他回信说：‘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说，将这看做大事，不看做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可是始终没有能改过来，据我了解，这种习惯一直到他患重病不能动时才得以改正。

“记得1957年5月，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京访问，在离开北京时，到他下榻处送行。伏罗希洛夫紧握着的手，动情地说：‘我最亲爱的同志，听说您每天不分昼夜地工作，又天天熬夜，我真心痛啊！记住，为了您的中国人民和您亲爱的苏联人民，请您无论如何也别再熬夜了。过去我也通宵工作，结果身体垮了。希望您这样做：太阳一出来您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您就向它告别，去休息。’伏罗希洛夫见我也在场，便说：‘哎，亲爱的卫士长同志，我说得对吗？您得督促您的主席这样做！’当时我非常感谢苏联同志说的这些话。说心里话，我和卫士们不知多少次劝平时注意休息，少熬夜，可根本不听，后来，我们渐渐发现这四十八小时的‘一天’是的特殊规律，旁人根本无法改变他这种工作与生活习惯。”

“人，毕竟不是机器，年复一年，长期这样下去，会影响的身体呀！”我们感慨道。“可不是嘛。”卫士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是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大国的领袖，他的一言一行，以至一冷一热，都影响极大。为了既不打乱他的特殊生活规律，又保证他的身体健康，我们这些兼管他衣食住行的卫士，为此没少花心思。从某种意义上讲，保证好的睡眠，让他适度地休息，这是我们卫士们所担负的两大最艰巨的任务。关于保证睡眠的事，前面已经讲了。这里再讲讲有关我们调剂劳逸结合，适度休息方面的事。”

下面是卫士长讲给我们的故事——

见缝插针

如果要等着什么时候没事了，空出些时间来休息休息，那将永远是失败的，卫士们对这一点已经太熟知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多少事等着去处理，偏偏这个人又爱看书学习。因此，要从他的一天中找出一点点空闲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这一天，轮到卫士李连成值班了。卫士长告诉他，封耀松的上一班时，就没有离开过案头，得想法让“老头儿”歇一会儿，李连成接受了这个最平常也最艰难的任务。他深知，要想让歇一会儿，有时比自己去战场冲锋陷阵还要难。在工作和看书时，如果冒冒失失地走进去说：“主席，请您歇一会儿。”或者拉着的袖子说：“主席，到外面散散步吧！”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最讨厌别人突然打断他的思路。总之，冒失，在面前是绝对不可取的，李连成和所有的卫士都很明白这一点。

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李连成除了进屋给上烟换茶外，他已经十来次悄悄地从门口朝里探头，看看有没有劝休息的“战机”，可总是失望地缩回头来。

又是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长交代给自己的任务还没有任何进展，李连成心急火燎，直在门口搓手。

小伙子终于沉不住气了，提着暖瓶又一次进去了，他是想借倒茶之机劝休息休息，可他发现水杯里的水依然满着，是呀！才几分钟呢！李连成一看表就知道自己心急的程度了，他心里有些紧张，怕自己太多地走动会影响聚精会神地工作，他匆忙抽腿往后退，可又停住了，要是退出去再进来就更会打扰了，怎么办？说吧！不说，看样子是要再干上十几个小时。“不能照顾好，不能让他劳逸结合，就是我们卫士的失职。”李连成想到卫士长的话。

小伙子没了退路。

“主席，您该歇一歇了。”他小心移着步，细声细气地说，连眼都不敢直视。

没有回音，半晌，李连成才瞥了一眼。对方毫无反应，大概没有听到吧！于是，李连成决定提高嗓门。

“主席，您该歇一歇了！”

“嗯？！”突然一惊地抬起头，惊疑地问卫士，“什么事？”看，他精神太集中了，以至根本没听清卫士在说什么，还以为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

李连成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他恨自己没有把握好嗓音。“没，没有什么事，主席。”

“噢，那就别大惊小怪的！”说完，又埋头钻到他的文件堆里。

李连成大气不敢出，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他想走，可“任务”没完成又不敢拔腿。再劝吧，又怕再度干扰会引起他发怒。真是进退两难。

突然，他感到自己后腰被人轻轻地捅了一下。哟，是卫士长来了！天，救星来了！

“怎么样，老头儿没歇？”卫士长用眼神问李连成。

“可不，我连针都插不进去！”李连成也用眼神答道。

卫士长皱了一下眉头，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放下手中的文件，做起扩胸动作。

卫士长和李连成好不高兴：要歇一歇了！可是，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不是那么回事，又随手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丝毫没有想歇一歇的意思。

卫士长也着急了。他负有的责任比任何一个卫士都重。于是，他不得不采取行动。经验丰富的卫士长准确地把握着嗓音的“频率”，说话了：“主席，您该休息休息了。”

“嗯？”这下，没有受惊，也没有愠色，只是奇怪地问：“你们什么时候进屋的？”

卫士长笑笑：“我刚进来，小李站在这儿大概有二十分钟了。”

“什么事？”疑惑地问。

“该歇一歇了，您从昨天下午一直到现在还没歇，也没吃什么，时间太长了，会把身体搞垮的。快歇一歇吧。”卫士长好心地劝道。

“银桥，你们怎么知道我没休息？”微笑着问。

卫士长理直气壮了：“这还用怀疑？从小封的班到小李这一班，我们没见您从桌边挪动过呀！”

“主观，片面。”举起那只拿着书的手，笑着说，“我至少已经休息两三次了。”

卫士长和李连成面面相觑，不知又有什么“高超理论”了。

果然，只听说道：“休息有各种各样。我的休息方法便是看文件、批阅材料，或者开会、讲话时间太长了，脑子累了，我就拿一本书看看，这样不就可以像你们说的换换脑子休息休息么？”

“这……”卫士长和小李不知说什么好，似乎觉得的话并不全面，又一下想不出更有力的理论驳倒他。

“好吧，你们下去吧，我还有些急的文件要批阅。”说罢，便又钻进了他的文件堆中。

此时便不好说什么了。卫士长和小李像泄了气的皮球退了出来。“对付”，可真难啊！

“银桥啊！主席休息了没有呀？”这时，周恩来进了值班室，见他便问。

“总理，主席有二十来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不睡也不出来歇一会儿，我正着急想办法呢！”卫士长赶忙报告道。

周恩来亦感为难地拍了拍脑门：“这段时间有许多重要文献得请主席审定，他一定很紧张也会睡不好觉的。不过，无论如何你们要让他劳逸结合，千方百计地让他多休息休息。”因为有事，周恩来给卫士们留下任务便走了。

“这可怎么办？”李连成又急又想不出法子，冲着卫士长直嚷嚷。

“沉住气。”卫士长示意他安静，自己则在值班室小屋里踱起步来，忽然，他问李连成：“喂，锅炉房可以用了吗？”

“锅炉房？”李连成不明白卫士长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便说：“能用了，刚才我倒的开水就是从新锅炉房里打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