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达发作了所谓的第一次精神崩溃，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我们两家碰巧都在巴黎，一天，司各特约我到雅各布路和圣佩雷斯街拐角的米肖德饭店和他一起共进午餐。他说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我请教，此事对他而言是天大的事，我的回答必须是绝对的实话。我说我将尽力而为。每当他要我针对某事讲绝对的实话，情况往往变得非常棘手。我每次都会“尽力而为”，但说出的话一定会叫他生气（不是当场发作，而是事后生气，有时是他琢磨了许久之后才生气）。我的话会变成火药桶，有时可能会将他和我一起毁掉。

午餐时他喝了酒（这次不是餐前喝酒），但酒精没有对他产生作用。我们谈写作，谈我们所认识的人。有些人最近没露面，他向我询问那些人的情况。我知道他的人际关系出了大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并非他心里想谈论的事情。我耐心地等待他说出压在心里的事情，以便提供“大实话”的建议。可是他迟迟不肯开口，非得等到饭都快吃完了才一吐为快，就好像做生意请人吃饭一样最后摊牌。

当时，我们正在吃樱桃小馅饼，正在喝最后一瓶葡萄酒。只听他说道：“你知道，除了跟塞尔达以外，我从没跟任何女人睡过觉。”

“不知道。这我倒不清楚。”

“我还以为跟你提起过呢。”

“没有。你提起过许多事情，唯独这一点没提起过。”

“我要向你请教的正是这一点。”

“好呀。洗耳恭听。”

“塞尔达说像我这样的生理状况，绝对无法讨女人的欢心，而这正是叫她郁郁寡欢的根源。她说这是一个关于长短的问题。自从她说了这话之后，我的感觉就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必须知道真实情况。”

“那就到办公室验证一下吧。”我说。

“办公室在哪儿？”

“就是洗手间呗。”

我们从洗手间回来，又在餐桌旁坐下。

“你完全正常，”我说，“十分健康，一点毛病也没有。你从上看你的下部，就觉得好像缩短了，其实不然。劝你到罗浮宫去看看那些人体雕像，然后回家在镜子里瞧瞧自己的侧影就知道了。”

“那些雕像的比例也许并不精确。”

“非常精确。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

“可是，塞尔达为什么要那样说呢？”

“还不是为了叫你上不了阵呗。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是一种老掉牙的策略。司各特，你要我对你讲真话，我也就不兜圈子，直截了当说出了大实话，这对你是有好处的。按说，你应该让医生看看就知道了。”

“我原先就没有找医生的想法，只想听你说一句大实话。”

“那你现在相信我吗？”

“我也说不清。”他说。

“走，咱们上罗浮宫去，”我说，“沿这条街走，过了河就到。”

我们过河去了罗浮宫。他注意察看了那些雕像，可是对自己仍存疑虑。

“说到底，这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长短问题，”我说，“而是一个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也是一个角度问题。”我建议他垫个枕头和别的一些什么东西，试一试或许对他有用。

“有一个女孩对我非常好，”他推心置腹地说，“可自打塞尔达说了那话以后……”

“别管塞尔达说什么，”我说道，“她的精神是错乱的。你一点毛病也没有。你应该有自信才对，那女孩要你干什么，你满足她就是了。塞尔达说那话只是想毁掉你。”

“那你是不了解塞尔达。”

“好吧，”我息事宁人地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吧。你约我来这儿吃饭，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回答时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可是，他仍疑虑重重。

“咱们去看看画展怎么样？”我问，“除了《蒙娜丽莎》，你还看过什么好画？”

“我没心思看画展，”他说，“我约好了要在里茨饭店的酒吧跟几个人会面。”

多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的一天，乔治（司各特住在巴黎时，此人还是里茨饭店酒吧的一名侍者，如今已是该酒吧的领班）问我道：“老爹[128]，人人都向我打听菲茨杰拉德先生，他是什么人呀？”

“难道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那时上这儿来的人我全都记得，唯独不记得他。现在可好，人们只打听他。”

“那你跟他们怎么说？”

“瞎编呗，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什么能叫他们高兴就说什么。不过，请告诉我，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他是20年代初的一位美国作家，后来在巴黎和外国待过一段时间。”

“可我怎么就记不起他来？他算得上是一个优秀作家吗？”

“他写过两本非常棒的书，另外还有一本没有写完。了解情况的人都说他的书精彩极了。他不但写长篇，还写短篇。”

“他常来这酒吧吗？”

“我想是的。”

“可你在20年代初是不来这酒吧的。我知道那时你很穷，住在另一个地区。”

“那时我一有钱就去柯里伦饭店打牙祭。”

“这我也是知道的。咱们俩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也记得很清楚。”

“奇怪，我一点也记不得他了。”乔治说。

“那些人都死啦。”

“可是，有些人对死去的人仍念念不忘，老是问这问那的。请你把他的情况跟我讲一讲，以后写回忆录时用。”

“我会讲给你听的。”

“那是哪一年来着？记得你跟冯·布利克森男爵[129]有天晚上来这里喝酒……”他笑吟吟地说。

“他也死啦。”

“是啊。但我对于他却没有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的第一个妻子妙笔生花，写东西写得简直棒极了。”我说，“她写过一本关于非洲的书，也许是我读过的描写非洲的最精彩的书—— 这里面只除了塞缪尔·贝克勋爵所撰写的那本关于阿比西尼亚境内尼罗河支流的书。别忘了把这些写进你的回忆录。谁想你对作家这么感兴趣。”

“好的。”乔治说，“那位男爵可是个叫人难以忘怀的人。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走出非洲》，”我说，“布利基[130]一直为他第一个妻子的才华感到十分骄傲。其实，那本书尚未问世好久以前我们就认识了。”

“不过，人们只向我打听菲茨杰拉德先生的情况。”

“他来这儿的时候，正是弗兰克当领班。”

“是啊。那时我还是个侍者。你也知道侍者只是个跑腿的。”

“我打算写本书，回顾我早年在巴黎的生活，里面有对他的追忆。我把话说在前边，这本书是一定要写的。”

“非常好。”乔治说。

“我要把我和他初次相逢时的情景原原本本写在书里。”

“非常好。”乔治说，“这一来，要是他来过这里，我会记起他的。毕竟，见过面的人，你是不会轻易忘掉的。”

“观光客呢？”

“那自然会忘的。不过，你说他是这儿的常客吧？”

“这个地方对他有着重要的意义。”

“你就按你记着的情况写吧。要是他来过这里，我会记起他的。”

“到时候再看吧。”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