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医药知识起源很早的国家，在遥远的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医药知识。火的使用对人类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改变了人类的摄食条件，使人的身体得到较好的发育；火能御寒、防潮，在长期的生活经验积累中，人们渐渐学会用动物毛皮或植物茎叶包裹身体的某一部位来消除寒湿，用点燃的干草对身体某一部位进行固定的温热刺激来解除苦痛，这就是“熨”和“灸”的开始。他们发现尖状的东西如尖石块、荆棘刺等刺激身体的某一部位也能起到医疗作用，便把它们作为医疗工具来使用，这便是“砭”、“针”的发明。《说文解字》：“砭，以石刺病也。”以此也可以看到我国传统的针灸疗法起源之早。

我国古代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说他“一日而遇七十毒”，发明了中草药，这是我国古代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而发明中草药过程的缩影。我们祖先在历史上曾经经过一段很长时期的渔猎采集阶段，在采集野果、植物根茎、种子和矿物的过程中，他们渐渐辨认出哪些吃了对人体有益，哪些吃了对人体有害，于是口耳相传，当作医疗经验传流下来，这便是最早的“药”。“药”是经过历代人的长期实践积累下来的，用药的方法和配伍，不知经过多少人的研究和试验。

当然，在人的知识低下、把一切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寄托在神的保佑的时代，人们解除病痛的方法主要还是依靠神。因为当时许多疾病无法了解病因，只能靠宗教活动向神祈祷，这就决定了我国古代医和巫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古文字中，医（毉）字从巫，即反映了这样一个巫医不分的社会现实。

正因为古代巫医不分，我们才能够从殷墟出土的大量巫史占卜材料中发现一些商代的医学情况，使我们窥见当时的医学水平。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关疾病的资料约有五百条，涉及的疾病据现在可考者有头、眼、口、牙、喉、鼻、腹、足、趾和有关生产方面的部位和科类。卜辞把某一部位的疾病称为“疾×”，如头有病称“疾首”，眼有病称“疾目”，腹有病称“疾身”（文献记载商武丁曾患“喑疾”即喉病）。关于起病的原因，卜辞以为有以下几种：（1）祖宗降祟；（2）妖邪之蛊；（3）气候变化的影响。治病的方法，则根据以上他们对病因的分析，以祭祀祝祷为主，同时也进行一些药物治疗。我国古代的巫都有相当丰富的医药知识，《山海经·大荒西经》和《海内西经》记载，“大荒山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纷、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巫彭、巫咸的名字卜辞也常见，《书·君奭》记载“巫咸乂王家”，古代巫史都是世代子承父业的，因此巫史世家同时也是医学世家。

商代已有了中药的汤液。晋皇甫谧《甲乙经》说“伊尹……为汤液”。伊尹是辅佐商汤建立商朝的著名人物，他是从做庖厨的奴隶被提拔起来的，说他发明了煎熬某些动、植物的汤液来治病，似乎可信。倒不一定说汤液是他创始的，但他可能是集大成者，因为伊尹也是一位大名巫，他的职业需要有丰富的医疗本领。

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曾发现了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同出的漆盒中还有一柄医药用的砭镰，这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商代药物和医用器物。

西周时的医药知识较商代又有进步。成书于战国的《周礼》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时代的医疗保健情况。西周初期，巫医不分的传统和商没有什么区别，《书·金縢》记载周武王病重时，周公曾屡屡向祖先祈祷，希望他能以身代武王死，即反映了这种以巫医病的情况。西周中期以后，随着神权的动摇和礼乐文化的发展，人们认识到疾病的起因并不一定是鬼神所致，因此渐渐出现了巫医分家的趋势。《周礼》在“设官分职”的管辖系统中把巫医分属不同的部门即反映了这个趋势。《周礼》之中，“巫祝”属于“春官大宗伯”，“医师”则属于“天官冢宰”，区别很大，说明巫和医的职能已经分开了。《周礼》记载的“医”已经有了“食医”（营养医学）、“疾医”（内科医学）、“疡医”（外科医学）、“兽医”之分，还主张建立一套医政组织和考核制度，这都表现出当时医疗知识和医疗手段的进步。

春秋无神论思潮的兴起，促进了医药知识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提高。

当时已经有不少的思想家对疾病的成因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说疾病是由生活和“饮食哀乐”引起的，跟鬼神并没有什么关系。如秦国的名医医和指出，自然界存在着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如果失去平衡，就会导致寒、热、末、腹、惑、心六类疾病，“天有六气……**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寒疾，阳**热疾，风**末疾，雨**腹疾，晦**惑疾，明**心疾。”这些理论虽然现在看起来比较原始，但它把致病之因归结为自然界的因素，归结为人体内部失去平衡所致，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尤其是，这种医学理论提倡在诊断和治疗上与神巫医学分道扬镳，采取新的方法，这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春秋战国时期，诊断学、分科医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当时名医秦越人（即扁鹊）看病，已经能综合运用“切脉、望色、听声、写形（问诊）”四种方法来诊察病情（这四种诊察病情的方法，后来归结为望、闻、问、切四个字）。扁鹊长于望诊和切诊，“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在治疗上，当时常见的医疗手段已有砭石、针灸、按摩、熨帖、手术、导引、吹耳等方法，处理具体病案时，往往多种方法兼用，以取得显著的效果。这时的医学分科也已趋向专门化，如上举《史记》就说扁鹊能同时兼做“带下医”、“小儿医”、“耳目痹医”，“带下医”、“小儿医”、“耳目痹医”都是当时专科医学的名称。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专门的医学著作。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就是战国时期经脉学、灸疗学、医方集成和体育医疗的专门著作。它们分别论述了经脉的循行路线及相应病症的疗法，有的专门绘图说明某些动作对身体某些部位的保健功能，可以看作是我国经络学说和气功著作的先声。

这一时期医学上最光辉的成就是战国末期出现的大型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它以论述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针灸、经络、保健、养生等多方面的内容，为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共十八卷，一百六十二篇（各八十一篇）。书中总结了人发育、成长、壮大和衰老的某些规律，指出“心者，生之本”，“心主身之血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对神经和循环系统最早的正确记载。该书认为，人体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是维持生理正常活动的根本原因，协调一经破坏，就会产生疾病。而人体内部的机能最具重要性，“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反之，人体内部机能和抵抗力减弱，就会疾病缠身。该书对人体脏、腑、经、脉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许多疾病的症状和特点也有不少深刻的论述，是中医辨证施治理论最早的总结。它用当时流行的五行学说从理论上对生理、病理、疾病发生、发展、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分析，到现在仍有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强调以防病为主，要人们主动地防御自然界致病因素的侵袭，强调任何疾病都是可以医治的，主张人们加强对生理病理的探讨，这都是难得的医疗思想。它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观点，对中医理论的形成，也有积极的贡献。

注释

[1] 徐整：《三五历记》。

[2]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3卷，2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