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医学与药物学(1 / 1)

明代医学在中国古代传统医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涌现了李时珍、王肯堂、陈实功等一批有突出贡献的医学名家。他们的名字也和他们留传给后人的著作如《本草纲目》、《六科诊治准绳》、《外科正宗》等一样千古不朽。

李时珍《本草纲目》书影

李时珍(1518—1593年),字东璧,晚年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蕲春)人。李时珍祖上几代行医,他从小就深受医药知识的熏染。14岁时,李时珍考取了秀才,但此后三次乡试均未中举。从嘉靖十九年(1540年)第三次落第起,他立志弃绝科举,一意钻研医学。李时珍在民间行医多年,还在楚王府和太医院担任过医官。在长期行医过程中,他广泛地接触了从汉至明代诸家本草文献,并将书本知识与行医实践和调查所得加以对照,发现了旧本草的许多不完善处,从而萌生编撰一部新的本草著作的想法。当时,随着宋元以来海外交通的发展,阿拉伯等国的医药书籍及海外诸国药材品种陆续传入中国,这一情况的出现也要求产生一部新的全面总结祖国本草学的典籍。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李时珍毅然独自动笔编写《本草纲目》。经26年的艰辛努力,三易其稿,终在万历六年(1578年)完成。

《本草纲目》共52卷,190万字。全书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序言、凡例、目录及附图,其中附图计1160幅,为李时珍、李建元父子所画。第二部分为《序更》(卷一、二)、《百病主治药》(卷三、四)。《序更》包括41部历代本草的简介、引据的医书和经史百家文献、摘录的祖国医药学的经典理论和经验常识。《百病主治药》则介绍了127种疾病的治疗药物。第三部分是正文内容。这里,李时珍把所收录的1892种药物分成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16部;每部又细分成若干类,共60类;各类之下分列所属药物,每一药物则按“释名”、“集解”、“修治”、“气味”、“主治”、“发明”、“正误”、“附方”八个方面加以详细解说,举凡药物的名称来由、别名、产地、形状、采集、加工炮制、药味、药性、适应病症、一些药物功用的新发现、旧本草所述药物的讹误、以该种药物为主剂的11096个验方等无不涉及。

《本草纲目》是一部既带有总结性又富于创造性的著作。它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旧书讹误的订正。如宋唐慎微的《证类本草》误将葳蕤(滋补强壮药)与女萎(止痢消食药)混为一谈,李时珍在“葳蕤”条“正误”栏特别指出:“其治泄痢女萎,乃蔓草也。”五倍子能收敛止血,可治久痢脱肛、水火烫伤,还可解毒,旧本草或将之收入草部,或将之收入木部,李时珍考察后认为,五倍子是“虫窠也”。此虫即蚜虫,五倍子是蚜虫寄生于盐肤木而形成的虫瘿。其他如天南星和虎掌原是一种植物,旧书却误为两种药。旋花能益气续筋,属旋花科,山姜属姜科;黄精是一种补药,无毒,钩吻却有剧毒,但有的本草误言“旋花即山姜”、“黄精即钩吻”。兰花是兰科植物,可作观赏用,兰草是菊科植物,可治感冒,宋药物学家寇宗奭却言“兰花为兰草”。天花粉为栝楼根,栝楼则是栝楼的果实,宋名医苏颂竟认为天花粉和栝楼是两种植物。硝石也称火硝(主要成分是硝酸钾),芒硝又名水硝(主要成分是含水硫酸钠),历代本草皆不清楚二者的成分差别,错加解释。对上述这些错误,李时珍皆一一加以订正,防止了谬种流传。

第三,广录旧本草所不载,但实有功效的新药种。李时珍在行医中发现三七对跌打损伤的疗效很高,便将它收入《本草纲目》,并详细记载了其名称由来、药用价值及疗效。曼陀罗又名山茄子,有麻醉作用,东汉名医华佗曾创制“麻沸散”,但后来此药失传,无人知其如何制取。李时珍根据民间传说曼陀罗花酿酒可致人笑、舞的说法,通过实验证实了曼陀罗花的麻醉功能,因而将它记入《本草纲目》。如今,曼陀罗的麻醉作用已通过大量临床实验得到证实。巴豆长期以来被作为泻药使用,独元朝王海藏言其亦可止泻,但并未加以论证。李时珍仔细研究后确认巴豆是热性药物,可以祛寒,用以治疗因胃寒而致腹泻类疾患。依此药理,他为近百名此类患者解除了痛苦,从而在《本草纲目》中为后人留下了巴豆用量大可以致泻,用量小又有止泻功能的宝贵论断。朱砂对咽喉肿痛有良好疗效,当时只有武当山人采之;半边莲,田边湿地多有生长,可治毒蛇咬伤,但这些药在旧本草中皆无记载,赖李时珍将其收入《本草纲目》。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自己发现、收集的药物有374种,亲手收集的验方有8160个,约占全部验方的3/4。

第四,用科学的态度驳斥炼丹家们的迷信妄言。古代炼丹家们鼓吹服食黄金能成仙,服用以水银、铅、锡、雄黄、硫黄等炼成的丹芭能长生不老或成仙。对此,李时珍陈言人的血肉之躯并不能承受“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肠胃”,并举古今食丹药致死者的悲剧事例告诫人们不可相信方士们的谎言。但同时,李时珍也客观辩证地指出水银、丹砂、黑铅、雄黄等百余种金属矿物类药材的药用价值,并言明其毒性,指出用时必须十分慎重。

《本草纲目》所创制的16部大分类及60类小分类的药物分类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空前的本草学著作,而且在化学、矿物学等方面也有较大的贡献。该书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传入日本,后又陆续传入朝鲜及欧洲各国,对此后各国的药物学、植物学、化学、矿物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曾经引用《本草纲目》中关于金鱼颜色形成的史料来说明动物的人工选择。

李时珍一生除了钻研本草,著有《本草纲目》外,在脉学、诊断学以及一些中医理论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今存其医著尚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已佚的还有《医案》、《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白花蛇传》等。

王肯堂(1549—1613年),江苏金坛人,生于官宦之家,青少年时期博览群书,尤留意于医学,故很早就精于医道,于内科、儿科、针灸及外科手术等方面达到很高的造诣。他曾医活过因难产致死的孕妇,为落耳者成功地实施过再植手术,以高超的外科技术为一病人割除了眼窝边的毒瘤。王肯堂还擅长情绪疗法,他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会直接导致许多疾病的发生和转化,从病因入手,运用情绪疗法可治好一些针药不能奏其效的患者。有一位数考方中的举人,因喜悦过度,导致坐立不安、饮食难进之疾,王肯堂以猛推患者落水的办法,使之受惊猛醒,疾患顿去。

在广泛收集众家医学文献的基础上,王肯堂总结自己多年行医的经验,费时10年,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编著成《六科诊治准绳》。该书共44卷,220万字,分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幼科、妇科六科。全书内容极为丰富,参验脉症,辨析透彻,涉及多种疾病的诊治,后人曾以“博而不杂”、“详而有要”之语赞誉之。王肯堂的其他医著还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25卷、《医镜》4卷、《医论》4卷。

陈实功(1555—1636年),字毓仁,又字若虚,江苏南通人。他少年立志攻医,一生行医,济人无数。陈实功的医术,尤以外科见长。曾成功地完成难度极大的截肢、断喉一类的吻合手术。在探索摘除鼻息肉的方法上,他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设计了一个精巧的手术器械,即用两根细铜筋,筋头各钻一个小孔,以丝线系孔使两筋相连,连线长约5分。手术前,陈实功将麻醉药滴入患者鼻孔,然后将两根筋头伸入鼻内,用两筋头的丝线把息肉从根部绞紧,然后向下一拔,息肉即可摘除,只需再止血消毒,便圆满地完成了治疗。对于吞咽钉、针患者的救治,陈实功的方法是用乱麻筋一团搓成龙眼大小,再用线穿系好并留线头在外,将乱麻筋团浸湿后,让患者急速吞下,针头必会刺入麻团,只要抓住线头立即从喉中扯出,针亦相随而出。此外,关于下颌骨脱臼整复法、痔瘘的各类疗法、皮肤病的治疗等,他都有独到的技术。陈实功虽长于外科,但他特别推崇祖国中医学的整体观点,既重视体表疾患的局部治疗,也重视患者机体的内在改善,坚持外治内治相结合的原则,从而达到了标、本并治的效果。

晚年,陈实功总结其四十余年行医救人的经验,著成《外科正宗》(1617年)四卷。该书共计21万字,有插图30余帧,论述外科常见病100多种。第一卷总论痛痈的病源、诊断及治疗。第二至四卷对外科其他常见病分别介绍各家提出的病因病理观、临床症状、诊断要领、用药和手术的适应症、禁忌症。其中多数附有治疗病案,如前文所述断喉吻合、摘除鼻息肉等病例皆收录其中。书的最后列举了自唐至明以来常用的内服外敷有效方剂的药物组成。在这部书中,尤其可贵的是陈实功对各类肿瘤病,包括癌症在内的诊断和治疗,都进行过有意义的探索,并作了十分真实的记载,为后人留下颇多的启示。《外科正宗》在我国古代外科类书籍中有“列症最详,论治最精”之誉,是中国古代外科学著作中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中国古代在免疫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关于天花的防治,发明了人痘接种法。该法是取天花患者的衬衣给被接种的人穿用或将少许天花患者的痘浆或痘痂植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轻度天花,而获得免疫力。我国种痘术发明于何时,尚未能定论,但至迟在16世纪中叶,这项技术已使部分人受惠。至清代,人工接痘法又有所改进,并传入俄国及欧亚各地。1796年英国人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年)发明牛痘接种法后,人痘接种法才渐被取代。

在温病即传染性热性疾病的研究上,明代亦有突破性进展。洪武元年(1368年),王履(字安道,江苏昆山人)著成《医经溯洄集》,从病理学上明确指出了温病与伤寒不可混称,从而为后人突破张仲景《伤寒论》的旧框架,重新认识和研究传染病开拓了新途径。明末著名医学家吴有性(1582—1652年,字又可,江苏吴县人)在总结亲身考察经验的基础上,写成《温疫论》2卷、补遗1卷。在该书中,吴有性正确指出,温疫病与伤寒病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伤寒病因是“外感风寒”,病邪从毫毛孔窍侵入,而温疫病则是由口鼻传入人身的某种“戾气”(细菌、病毒之类的病原体)生成的,两者病因不同,治疗方法也有所不同,并介绍了分清疫毒、对症下药的治疗方案及有效方剂。《温疫论》丰富于温疫病治疗学的内容,为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