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纪录者—梅里

《世界报》一开始就在发刊词中宣布，它有权评判和提出建议。

它说：“本报的第一个宏愿就是保证读者得到明确，起初和尽可能迅速、完整的新闻。但是，我们的时代不是人们可以满足于观察和描述的时代了。”

【管理方圆】

△《世界报》

伯夫—梅里于1902年出生。年轻时，伯夫—梅里与自由天主教有着一定的联系，带着这种背景，他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他的教授已经为他在布拉格法语学院准备了一个教书匠的职业，这时他刚刚16岁。伯夫—梅里在这里呆了10年，因此他有机会接触到天才的托马斯·马萨里克的民主思想，感受到希特勒德国日益增长的威胁，也接触了正规的新闻工作。

根据传统，布拉格法语学院的教师担任巴黎报纸的记者。刚开始时，伯夫—梅里担任了《晨报》和《新闻报》的记者，到1935年，他成为《时报》驻布拉格的记者。他利用这家法国官方报纸提请人们警惕希特勒的军国主义的潜在威胁，要求捷克人起来反对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

此时，法国抵抗运动在戴高乐将军的指挥下，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戴高乐将军虽然被迫流亡海外，但他仍利用无线电来直接指挥着武装抵抗力量团以上作战单位，在社会各阶层的抵抗运动主要也是在戴高乐将军的统一领导之下。

伯夫—梅里起初只是在于里阿格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秘密的战斗，后来直接到法国南部投入公开的武装斗争，参加了卡斯特尔城迫使5000名德军投降的著名战斗。

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解放运动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创办一份报纸取代第三共和国的传统半官方报纸——《时报》。《时报》

一向反映法国政府的观点，它为法国的金融和工业界所有，它的社论由他们牢牢的控制着。戴高乐致力于法国各种报刊机构的根本改革，但是，到1940年为止，这一改革措施很明显的付之东流了。

因此，戴高乐将军同意，新创办的这份报纸将得到保证不受官方的直接控制。就这样，这份报纸先天注定为一个奇异的混血儿，一部分是法国的官方日报，一部分是自由独立的喉舌，这也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挑选的编辑这家新报纸的人员的才能。伯夫—梅里作为一名靠个人奋斗而取得一定成功的人，一个反法西斯的新闻工作者和抵抗运动知识分子而被相中，也就注定他将在此后25年中控制这家报纸。

于是，伯夫—梅里积极开始筹划，1944年10月份，他联合30名青年记者发起了这家报纸的创办活动。12月18日，被命名为《世界报》的报纸创刊号开始发行。

《世界报》一开始就在发刊词中宣布，它有权评判和提出建议。

它说：“本报的第一个宏愿就是保证读者得到明确，起初和尽可能迅速、完整的新闻。但是，我们的时代不是人们可以满足于观察和描述的时代了。”

它在第五期就欢呼第二共和国的统治力量激进党的重建，同时发出警告说，旧的党魁必须代之以抵抗运动的人。

因为战时纸张的严重缺乏，《世界报》不得不在一个月内降为现在这种小报的形式。纸张配给减少50%意味着《世界报》一周只能出版14万份2页的报纸。伯夫—梅里对这种现象很不满意，在1945年1月中旬，他和其它两位巨头商量，不想两人都有此同感，于是三人拍板决定，他们宁愿出版一份内容更充分的报纸，减少报纸的印刷量的一半，只印刷7.4万份，把报纸改为4页，尽量高效率地使用配给的纸张。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报纸的财政很快好转，而且有可能在1945年4月以前偿还100万法郎的政府贷款，这在当时还是唯一一家这样做的报纸。

1945年，《世界报》平均每天印刷10.8万份；第二个年头，它的发行量跃升为16万份；到第三个年头，报纸的经营情况已经稳定下来，而且还储存了600多万法郎。结果很快招来巴黎其他报纸的愤怒抗议，说政府偏袒《世界报》，慷慨大方地配给纸张，还把官方广告给它。

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法国政府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使得伯夫一梅里的《世界报》成为批评衰弱的第四共和国是强有力的舆论战场。

△投资扩大

现在，《世界报》虽然名气很大，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地位。但伯夫—梅里考虑到它需要来一次大的突破，争取更多新的读者。

伯夫—梅里决定，《世界报》继承以前《时报》的风格，要不顾利润地把它办下去，把收入再投资于该报，把编辑部30%的预算和更多的款项花在外事报道上。新闻工作者的薪水故意保持在低水平上，以表示“为《世界报》撰稿是件光荣的事”。而且，伯夫—梅里认为解放时期那种必要的节约，只发表新闻和评论以及不采用图片和黄色新闻看作一种优势。他的《世界报》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能读到这家完全严肃的报纸是一种光荣。这样，到1956年，《世界报》的发行量突然从未超过16万份跃至18.3万份，光1951年那年，它就储存了大约1300万法郎，他们用这笔钱偿付了对《时报》业主的“债务”。

当局政府的表现一时让伯夫—梅里和他的《世界报》如履薄冰。它拒绝了《世界报》在猛烈的通货膨胀之后把报价从19法郎提高到20法郎的合理要求，并且威胁，如果伯夫—梅里擅自提价，就要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另外，《世界报》在阿尔及利亚经常被莫名其妙地加以扣押或没收。虽然，在公众和政治的压力下，摩根政府假装很宽容地被说服了，在拖延了一年之后准许该报将售价提高到20法郎，但在整个50年代，该报在阿尔及利亚继续被扣押。还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和难以忍受的刁难，例如军队中臭名昭著的伞兵部队提出企图诽谤案这件事引起了外国报纸的同情，它们怀疑这是一种蓄意行为，目的是要使该报保持沉默，这个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

虽然如此，《世界报》的销量在第四共和国为生存而奋斗的希望被驻阿尔及利亚陆军于1958年发动的政变彻底击溃以后及以前一直是逐步上升的，1956年增加12%，1957年增加18%，1958年增加7%。这证明伯夫—梅里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和有效的，《世界报》在全国的辩论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然而，伯夫—梅里指挥《世界报》扮演了批评角色以后，突然出人意料地开始勉强支持驻阿的陆军的呼吁，即要求戴高乐重新上台拯救法国。起初是勉强多于支持，在戴高乐重新掌权后也只给予有条件的和临时的支持，因而，在《世界报》和戴高乐将军之间制造了一种奇异的又爱又恨的关系。

伯夫—梅里似乎有意和戴高乐将军对着干，戴高乐将军越是实行《世界报》一度倡导的、以行动自由和法国利益为基础的独立外交政策，伯夫—梅里就指挥《世界报》变本加厉地吹毛求疵。戴高乐越是向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努力，撤回法国军队，并让阿尔及利亚独立，《世界报》就越是宣传某种北非联邦和法国结成紧密联系的含糊思想。戴高乐越是主张法国拥有核武器的计划，《世界报》就谴责得越厉害。如果戴高乐举行一次他难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世界报》第二天一准发表伯夫—梅里的文章，对他的方针进行批评性的分析，这已经成为60年代法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典型特点。

如果说伯夫—梅里一直和他的《世界报》担负着时代纪录的工作的话，那么这段时间他和他的报纸基本上是一位几乎和反对者一样的严厉的监察员。

有意思的是，伯夫—梅里的战略再次成功，在戴高乐执政的几年里，《世界报》大发其财，发行量从戴高乐执政当年的16.4万份飞增至35.4万份。

《世界报》和它的主持者伯夫—梅里真实地纪录着法国痛苦的时代足迹：解放的艰苦、解放后的欢乐、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动乱、1958年和1961年的军事政变、戴高乐的半独裁、秘密军组织的国内恐怖活动等等。随着法国经济终于摆脱殖民战争重担以后的发展，《世界报》也随之而发展。在整个60年代，它的年利润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它把钱都用来再投资了，在圣但尼尔兴办新印刷厂，把意大利人路的印刷厂的印刷能力增加了一倍，同时，新一代工作者的补充，编辑队伍也扩大了——倍。

如果没有1968年那场变动，如果戴高乐将军依然掌握着法国，也许，伯夫—梅里不一定会在《世界报》蒸蒸日上时宣布退职。

《世界报》内部情绪的变化，主要源自于阿尔及利亚令人牵肠挂肚的局势。本来，《世界报》对于阿尔及利亚政策的认识一直没有得到统一，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参加这个运动只是为了反对这场战争的方法，而不是支持法国完全撤出的主张。但是，一种完全内部的，几乎是学院式的民主过程正在悄悄地酝酿。1968年，伯夫—梅里突然单独决定他的报纸转而支持戴高乐，这一决定导致一些人愤然辞职。阿尔及利亚悲剧的逐渐发展使报社内部兴起了一种工作人员协商的风气，这种风气在70年代发展到顶点，即实行内部公民投票，就是否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联盟，反对吉斯吉尔·德斯坦当总统进行投票。

《世界报》的表现，招来了秘密军组织的不满。《世界报》设在意大利人路的办事处挨过炸弹，该报工作人员的住宅也被炸过，伯夫一梅里的住宅被爆炸光临过两次。但伯夫—梅里不为所惧，他指导《世界报》发表了独特的无所畏惧的、冷嘲热讽的社论。这是法国的一场内战，在这场恐怖和原则的血腥混战中，《世界报》光荣地、无保护地站在斗争的前列。象所有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一样，它在这过程中发生了改变。

《世界报》的读者结构状况在6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8年，24岁以下的年轻读者只占读者总数的17%，而到了1968年，这个数字增长到30.5%，在同一时期内，读者中“工人”所占的比例增长了两倍，达到9%。

更重要的是，伯夫—梅里和戴高乐一样，在这关键时期离开了法国。《世界报》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迎接设置路障的这些日子，几乎是不加鉴别地报道夸大得荒谬可笑的关于在警察的残酷镇压下死亡70人的消息。当时罢工使得电话、运输和发行工作陷于瘫痪，这种情况下，《世界报》继续报道和出版，确实表现出罕见的英雄气概。因此，它的发行量跃增到空前的顶峰：5月15日64万份，5月20日74万份，6月6日发行了77万份，6月25日达到令人吃惊的82万份。《世界报》的新闻工作者在一次实际上由年轻撰稿人“5月的一代”控制的群众大会上慷慨陈词，宣布如果对他们的工作有任何来自报纸内部或外部的审查的话，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关掉报馆。这是一个暴风骤雨的时期，整个巴黎笼罩在激动情绪之中。

伯夫—梅里闻讯赶了回来，他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求冷静，发出了重新估计当前形势的信号。他亲自去了索邦大学，并且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报道，并且像平常一样，等待着戴高乐将军发话，然后自己再写社论加以评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索邦大学的一个领导人，一前外国雇佣兵集团的“加丹加人”一在为非作歹，掀风鼓浪，另一个则是右派有卷土重来的潜在危险，他们正以支持戴高乐的名义动员力量。

伯夫—梅里和戴高乐两人恢复了整个秩序，一个在《世界报》，一个在法国。

第二年，戴高乐在他最后一次公民投票中失败，于是退职。伯夫一梅里也选择了纪念主持了25周年的《世界报》创刊庆祝活动时退职，他挑选了老政治主编雅克·福韦接替他的职位。

《世界报》继续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虽然在近年有所下降，销量有所下跌，而且累计赤字1.1亿法郎，但它仍是法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同时也是世界上著名的12家大报之一。

《世界报》的成功，很好地注释了伯夫—梅里这位时代纪录者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管理之道】

伯夫—梅里的成功在于：强调办报的特色和管理的特色。这主要是对人的管理：如法国著名评论家说：“伯夫—梅里是一个把管理特色化的办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