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着外来输入的现代教育，他们接受的教育越“先进”，他们的著作离中国本土可能就越遥远。我们的社会整体是在不断改变，不断地走向世界，可是知识分子走得太快、太远，这使得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之间基本上处于脱节状态——知识分子和大众没法交流。

普通大众不知道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知识分子们写出一本本关于某个时代或某个学者的专著，对普通大众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立志要填补这个空白，我想建造几座“桥梁”，这些“桥梁”是联通历史与现代、大众与学术之间的通道。

在我早期的著作里，我做的是专题历史研究——有专门的断代、专门的研究范围，还有很深入的小细节。我用这些细节来建构、复活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人们怎么处理与世界和周边环境的关系。这方面的著作是我写大社会、大历史著作之前必定要有的自我训练。没有这些必要的基础训练，写出来的大历史著作将会是空泛的。

在我写的书中，我主要用“网络结构”这样的观念，把许多不同的个体、群体“interlock”——互相套连起来，看它们互相刺激和互相引导后所产生的变化趋向，来指出在某个时代的某个问题上，哪种力量占主导作用。然后，再换另一个角度看另一种力量，去理解历史中复杂的变动现象。

我的工作，其实和物理学家借用量子力学去建构对宇宙的认识很类似。他们想了解宇宙中种种粒子和结构之间的互动——它们怎样从小变大，从结合到分离再到结合，如何重组改变，构成现在的物理群体和物理现象。我跟他们做的是相似的工作。

我从大的文明宇宙里边，看到大家共通的文明。每个地区性文明都带着过去的传统，也带着过去的负担，更带着过去的“工具”。人们该如何把旧的“工具”转换成新的“工具”，并把旧的负担放到一边？或者，该如何把负担转变成“资源”，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些问题都是我想要去探讨的。

比如，我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本书里特别指出，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会有一点《周易》中的观念。古与今、寒与热、干与湿等这样的观念，会在我们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间文化上有所体现——不同的方向代表了干燥或潮湿、明亮或黑暗等。这一套不断变化的大宇宙，将中国人的生活融合在一起。我的希望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把我所理解的中国社会及其历史演化进程呈现给大家。这既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过去，也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

对于大历史，威尔斯（H. G. Wells）等人都有相当著名且值得称赞的著作，但那些著作也都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的书在畅销了一阵之后，就没太多人注意了。他们的努力，在专家们的眼里就显得不够专业，过于空泛。我要尽量避免重蹈覆辙。对于每一个问题，我都尽量用专业工作中所获得的成果——其中不仅包括我的工作成果，还包括我的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同行们的收获，这些全都纳入我的写作结构之中，一起进行思考。

这是我写历史一贯的方式。这种方式与我大多数美国同事的方式很不一样，与“中国大通史”更不一样。“中国大通史”里面可以有一百个题目，这一百个题目就会产生一百个单元，但是这些单元互相之间的时代联结会显得相当生疏。

美国的大历史著作也是如此。世界史、美国史、欧洲史或者文明史都只提供了一种叙述，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我盼望，我的著作能在叙述中“解释变化”。在变化的形态、模式得到理解之后，我们才能慢慢掌握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我的问题取向，是用结构的方式来看结构的变化。“变化”本身就是我的课题。如果人类学能够体现历史变化的某个部分，能为我提供素材，那么我就运用人类学的知识。其他学科同样如此。我不固守任何一个学科，也不固守任何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