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不喜欢诉苦，不过现在不是诉苦，我是将自己所经历的时代解释给大家听。我的困难从出生就开始了，我是生为残疾，长于忧患，后来背井离乡，现在病残到这个地步，基本上已经是瘫痪之人。我依靠着我的病床和病**的那些设备，包括电动的吊兜——可以把我从**吊到椅子上，再从椅子上吊到**。椅子是个电动轮椅，让我可以自由移动。医院替我在家里布置这个病房，每个礼拜会派医护人员来了解我的情况。所以我是一个待走之人，待走以前，他们想要照顾好我。

从开头讲起。我是双胞胎之一，还是早产儿，生产的时候先母又生了一场病，由于双胞胎的养分为两个人共有，养料完全不够。我处在比较下面的位置，所以我是哥哥。在下面位置的胎儿只能吸收上面胎儿用剩的养料，于是我的肌肉就没有足够的营养。在该发展肌肉时，我的肌肉没有成长的机会。这使我在六个多月大的时候就提前出生了，我的关节和骨头被肌肉绊住不能成长，但成长过程中养料转换成骨质，所以机能都在，扭曲的骨头长得非常结实，只是位置不对。扭曲的骨质在脊椎里不断增长，就会压迫神经。所以我是高度残疾之人，出生时能活下来就已经不容易了。幸亏当时教会医生知道用现代的医学知识，把我放在育婴箱抚育。医生告诉我，七八岁以前不会动刀，七八岁以后想办法开刀。七八岁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逃命都来不及，还开刀吗？所以从那时开始一直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才开了五次刀，把两只脚矫正过来，可也不过是矫正到可以走路而已。那时我在芝加哥大学[2]读学位，前两个学期上课，第三个学期开刀。那段日子并不好过，可我熬过来了。九年前，我又开了两次刀，把脊椎骨重新整顿。到了现在，我的脊椎骨再一次不听话了，这次的结果是几乎瘫痪——我不能站了。

我在残疾之中过了一辈子，说不幸也不幸，说幸运也幸运。幸运的是在厦门传教士基督医院出生，他们用当时最进步的知识和医术，让我活着，我的一条命没丢掉。更幸运的是，父母并没有因为我残疾而不疼我，我们弟兄两个，父母都当宝贝一样爱着。我的兄弟姐妹对我很爱护，我的双胞胎弟弟等于是我的手脚，是我的眼睛。他出去跑一圈回来告诉我，那边树上有麻雀在吃小虫子。外面小孩子在吵，他就跑过来说：“外面好热闹，我们出去看看。”他就抱我出去，我们一起看看热闹，诸如此类。再到后来，他上学，我不上学，他放学回来就告诉我，他在学校看了什么、学了什么。

这都是我一辈子感激的事情，但我必须自立，要慢慢学着怎么样才能不被抱、不被喂，学习自己吃饭、自己挪动。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工具，我坐在小竹凳上，自己往前拉，半寸半寸地挪。再后来慢慢就学习站起来，每一道关口挣扎过去。母亲含着眼泪，静静地在旁边看；兄弟姐妹尽他们的力量帮忙。可我不要帮忙，自己挣扎着来。母亲看到我学着站起来的时候，在旁边真是提心吊胆，随时准备扶。但是她忍住不扶，让我挣扎过去。

到后来我长大以后，同学和朋友对我很爱护，没有人欺负我，都在帮助我，这也是我的幸运。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特殊照顾。我没有读过初中，刚开始就读高一。高一的时候我有很多科目落后，因为这些初中的科目在家里是无法自修的。而我的学校辅仁中学给我优待，让我第一学期先试读，通过试读考试后再正式入学。我第一次月考就通过了试读考试。在辅仁中学，一路读上来同学们都很爱护我，愿意帮我的忙。特别是有个小班，最后几名的同学跟我一样，放学以后再学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由功课最好的同学辅导，温习当天的功课，弥补我的不足。大家互相帮忙，一起温习，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每个人都把自己学到的、理解的知识输送给别人。我相信我那个班是辅仁中学相处最和谐的一个班，也是后来进入学术界人数最多的一个班。这些都是我的幸运。后来我到大学，到研究所，帮助我的人无处不在。在芝加哥，医院免费替我开刀，一分钱不收。这一辈子，我虽然残缺，但是得到了特别多的恩惠和保护，也感受到了特别多的温暖。这使我能够撑到今天，所以我感恩，我不抱怨。

我生于忧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每个人都在逃难。我还算运气好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是前线的最后一关、后方的第一道。他从武职转文职，在战区帮助那里的组织单位，支持前线的后勤工作，包括供应粮食和服装，以及发动民团的支持。我们一直待在前线附近，经常要逃难。日本人过来了，我们近则在湖北的几个县流转，远则逃到四川去，进川、出川，我们挪了好多次，见证了无数灾害，看见了无数人的死亡。

我那时八九岁。在万县的那半年，半个县城被炸掉。出了屋子，我看到地上一片光亮，房子被烧光了、炸平了。晚上不能睡，大家都笼罩在战争和死亡的阴影里，你们能够想象吗？逃难路上，几百人挤一条船，但是到了生命都在刀尖上的时候，我们的同胞都让老人和小孩先上船，壮汉留在后面帮忙把别人家的孩子、妇人送上船去，最后他们拿着枪上船。挤不上大船的人就坐小船，跟着大船划，希望可以与亲人在岸上再见。

没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灾难的可怕，以及那种吃不饱的饥饿感。当时，上百个伤兵被运过来躺在村子的晒谷场上，第一天听到他们在呻吟，第二天声音变小了，第三天声音没了——人都死光了。治疗他们的军医，没有药，没有工具，活活地截下腿来，但伤兵的命还是丢了；活人就靠高粱酒止痛，洗伤口，这多么痛苦！整个村庄的人都在逃难的路上，老人走不动了，和年轻人说：“你们走，你们走！留个种！”生产粮食的地方被日本人占领了，战火燃烧，饥荒蔓延。我父亲为了解决军民的粮食，在山崖水畔的地方，吩咐保长、当地的父老乡亲尽量种番薯。于是，在山崖水畔的地方种满了番薯，几十万的难民和村庄的几千人都有了食物保障。这种日子我们熬过来了。

我二哥十三岁就开始徒步行军，与同龄的孩子一起走几百里路到安全的地方去上学。他们自己种田，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扎草鞋、缝补衣服。

这种灾难、这种忧患，各位在今天这种安全的环境，在小康社会不能想象，但我们熬过去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以为一切都好了，可是紧接着内战开始了，我们去了台湾。以我父亲的职位，本来能拿很高的薪水，但他已经退休了。那时我们一贫如洗，一分钱没带到台湾去。当时在学校里边，下午四点钟大家下课就赶快吃饭，能够抢到一碗饭是运气。有的人真的吃了一碗饭，吃得最快的人可以盛到两碗饭。油、盐不够，白水煮豆芽就是一道菜。早餐是一勺花生十三粒——一碗稀饭，里面有十三粒花生米。我们就是这么长大的。

到美国后，我们是外国人，从学习语言开始，要适应这个环境也是不容易的。即使适应了，我们也始终是外人。很多人过不去，很多人因此性情改变。但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熬过去了，性情改变得不多。我们也熬过来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人都顺利地熬过来了。我们今天再回忆当年吃的苦，觉得是福气，如果没有那些苦难，我们不可能变得这么坚韧、这么强悍，不可能熬得住，不可能咬着牙撑过去。我想，当时在国内的那批青年也是一样，他们跟我同龄，他们跟我一样熬过了许多苦难。你们可以敬佩他们，因为他们受的苦不比我少。这种苦难铸造了我们的人格。

至于读书，我们从没有书本的抗日战争期间，到在美国读不认识字的书。那时没有书本，大家就靠互相传抄，学费就是靠公费、奖学金。生活费不够，自己打工赚。到台湾，缺书、缺设备，我们一样熬过来了。到大学，也是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一本书我们大家轮流抄，大家共享。

这些困难熬过来了，我们并不骄傲，我们也并不畏缩，这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感谢有这种经历，居然让我们熬过去了。有些人熬不过去，倒下了、病了、死了，我哀悼当年那些没有渡过难关的朋友；也有些人性情改变，乖戾了，偏激了，我对他们感到同情。因为不是他们愿意做出这些改变的，是环境太恶劣、条件太差导致的。

现在我九十多岁了，老病伤残，实际上我的医生属于老年病科，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安慰你，让你不痛苦。我前一阵神经痛，痛得不能坐，每天只能下床一个多钟头，既不能坐又不能站，幸亏有针灸。我的儿媳妇学针灸，我的神经痛被她缓解了。我感谢我的儿子、儿媳妇能够帮我做这件事。我最感激的是我的太太，她无悔无弃，任劳任怨。因为我，她有了无穷的烦恼、无穷的忧患。半夜，她还要起来看看我是否睡得安稳。

上天给了我那么多的恩惠，让我活下去，让我渡过人生的难关。我必须尽力活下去，回馈世界，让大家理解一个忧患中艰难困苦的残疾人是怎么过来的，没有畏缩，也没有放弃。我愿意在离开这世界以前，尽一份该尽的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做一天教员，跟大家谈一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