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彼得一世改革时期是俄国欧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便改变俄国远远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的状况。教育改革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如彼得一世改革时期的一位首席大臣戈洛夫金伯爵（Г. И. Головкин，1660—1734）所说的，“欲拔俄国于愚昧无知之境，跃登世界荣耀宝座”，离开有文化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离开熟练的技师和工程师，离开医生和教师是办不到的。[24]为了解决极度缺乏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才的问题，彼得一世政权在教育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延聘西方专业人才时，要求他们在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的过程中向俄国人传授科技知识；大量派遣贵族青年出国学习；开办各种世俗学校并且要求教会所办学校侧重世俗知识的传授。改革是在尖锐的斗争中进行的。一部分名门贵族打着为维护古风而斗争的旗号起来反对改革。有的大贵族甚至把派他们的子弟出国学习航海术的做法视为与“大贵族荣耀”的观念背道而驰，有的反动集团在其散发的传单中把彼得一世描绘为反基督者。[25]先进的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出发，围绕着如何使俄国社会得到更快的发展问题发表了许多议论，其中谈论教育问题比较多的是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瓦·尼·塔季谢夫和伊·吉·波索什科夫。

一、普罗科波维奇的教育思想

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或译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出身于基辅一个小商人家庭。他从基辅莫吉拉学院（亦称基辅学院）毕业后到波兰深造，以后又到罗马学习，1704年返回俄国。在罗马时，普罗科波维奇不仅研究神学，而且研究文学、历史、数学，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按照一位丹麦旅行家的说法：“这个优秀人物，就其学识而言，几乎没有人及得上他，特别是在俄国宗教界更无人及得上他。他除历史、神学、哲学外，还精通数学，而且对这门科学有无法形容的爱好。他通晓各种欧洲语文，而且能用两种欧洲语言谈话，但在俄国，他除俄语外，不愿说任何外语，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用拉丁文，而他的拉丁文是不亚于任何科学院的院士的。”[26]另一位西班牙神学家则评价说：“如果对他要有什么指责，那就要指责他的宗教信仰，假如他真有宗教信仰的话。他的图书馆可供学者使用，比皇家图书馆和托罗伊茨修道院图书馆优越很多，按其藏书之丰富，在俄罗斯这个书籍贫乏的国家里，实无与伦比。”[27]这位西班牙神学家不相信普罗科波维奇是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在他的宇宙观里含有强烈的世俗因素。据说在他的图书馆里藏有3万册涉及不同知识领域的图书。[28]

普罗科波维奇回国后始任基辅学院教师。他具有卓越的演说才能。他经常发表讲演，热情地证明改造俄国文化的必要性和教育的益处。彼得一世多次听过他的演说，认定他是自己事业的支持者。1716年，普罗科波维奇被调至彼得堡，成了彼得一世进行宗教改革的得力助手。他还是彼得一世改革时期最多产的政论家。

普罗科波维奇在他的演说中从各方面为彼得一世的改革进行辩护。他在1717年10月23日的演说词里为出国旅行学习进行辩解说：“如河之流，其行愈远，愈能汇集百川而愈益波澜壮阔，力量雄伟。同样，聪明的人亦可于旅行中获益巨大。所获何益呢？是体力吗？否，体力因旅途艰苦反易减弱。是财富吗？否，除商人外，他人旅行都须花钱。然则是什么收获呢？是个人及社会的共同财富，即艺术。”[29]他强调，旅行一般地说来是能增加旅行者的智慧，特别是能提高旅行者的政治思想：“勇敢的河便是最好、最生动和正直的政治学校。”[30]在1720年9月8日发表的演说中，普罗科波维奇把航海说成是上帝为了对人类进行文明教育的手段，并且颂扬彼得一世为建立俄国强大海军所做的贡献。他指出：“圣明的创世主认为人类是彼此友爱的，所以不喜欢世界上所有各国都生产一切生活必需的果实……创世主将世界分为不同的国家以后，原期望彼此之间能够互助，能够友爱联合。但是因为人类不能在陆路交通上远近相接，所以伟大的上帝便创造了水上交通工具，使所有国家能够相互往来。由此可见，是多么需要海上船舰。由此可见，不爱船舰就是不爱自身的幸福。”[31]他感谢上帝使俄国沙皇“蔑视小船小舰”，“使沙皇的心灵热衷于舰队的建造”，并“预示用海军武装起来的海域的强大和胜利”。[32]

《宗教规程》（1720）和《君主意志的真理》（1722）被视为普罗科波维奇最重要的论著。这两部作品都被作为解释专制君主权力本质的国家法令通过。

普罗科波维奇在《宗教规程》的宣言和绪论中集中地阐述了世俗政权高于教权的思想，论证了废除宗主教制和建立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必要性。《宗教规程》还包含了发展主教区学校和宗教讲习所的计划。《宗教规程》指出，优秀的、认真的牧师都将出自这些学校，神职人员应把自己年满10岁至15岁的孩子送进这些学校学习，学习不能毕业的人不仅可能失去充任神职人员的权利，而且还可能要缴纳人头税。必须使学生明白，不能懒惰，必须勤奋学习。《宗教规程》于1721年1月25日由彼得一世批准，但根据彼得一世的1721年2月14日的诏令，委员会被改为正教院，它成了管理东正教教会事务的最高国家机关。普罗科波维奇被任命为正教院的副主席。他要求正教院根除迷信，指出在许多圣者传和关于有灵的圣像与不朽的干尸的故事中有许多骗人的东西，并强调，不应“给人提供有毒的东西来代替有益于健康的精神粮食”。他还捍卫了人们对自然进行科学研究的权利，即使这些研究得出了与圣书相悖的结论。他认为不能从字面上而应就其寓意去理解神学的某些经文，并且说，放在第一位的应当是科学而不是神学。[33]

普罗科波维奇在《君主意志的真理》这篇论文中捍卫世袭君主制。他认为君主政权应当把国家管理的一切职能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君主最关心的事应是司法、保卫国家免遭敌人侵犯和教育，国家权力机关有权进行革新和采取急剧的改革措施。

1720年，普罗科波维奇为初等学校编写了名为《少年学习入门》的课本。他在课本的前言里指出，过去初等学校用的课本都是“用庄重的斯拉夫语而不是用口语”写的，因此孩子们不懂，而他编的课本用口语。与以往的课本还有一点不同的是，编入课本的不是祈祷文和圣训本身，而是对它们的解释。普罗科波维奇不仅关心使儿童掌握读写技能，而且关心对他们的正确教育。他写道：“……一个人少年时是什么样，长大成人时也将如此……人在幼年时得不到善的教育，将很难不作恶事。”[34]他甚至认为有必要在农民中传播文化知识。

普罗科波维奇虽有渊博知识，衷心拥护彼得一世的改革，成为彼得一世“学术侍从”的首脑，为发展俄国教育做了不少工作，他的理论观点有时也用“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论”加以说明；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摆脱经院哲学的影响，还是离不开要以上帝教导的名义讲话。这是与“学术侍从”的另一成员瓦西里·尼基季奇·塔季谢夫明显不同的。

二、塔季谢夫的教育思想

瓦西里·尼基季奇·塔季谢夫出身于贵族家庭，曾被送往国外学习，自称是彼得一世的“小学生”，对他抱着真心诚意的敬仰态度。他曾说，“彼得大帝在自己祖国疆域内找到启蒙运动的方式，为人民开拓了道路，”而他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皇帝陛下赐予的。[35]塔季谢夫像普罗科波维奇一样，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不仅掌握科学技术，对地理、历史、哲学也很有研究。“在他的大量藏书里，有洛克的《论民政管理》和马基雅维利、笛卡尔、牛顿、伽利略等人的著作。”[36]他著有种族志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书，其中包括《俄罗斯通史》。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友人关于科学与学校利益的谈话》（1733年著，以下简称《谈话》）一书中。

塔季谢夫认为，“儿童的真正乐趣是智慧”，而为了使儿童有智慧，就得让他们学习。在《谈话》中，他从“利益”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个广泛的学习纲要。塔季谢夫指出，为什么要学地理呢，“地理学不仅指明地理位置，以便在战争或其他意外事故时了解国家的一切险要地区和通道，而且指明人民的风俗习惯及气候与土地的特性，物产及财富，何者丰余，何者缺乏。首先研究本国，然后研究常与往来的外国，以确定其能否给我们以援助和他们对我们有无侵略的危险。至于国家管理，必须非常仔细了解，必须通晓一切，而不应如盲人论色，妄加推断”。应否知道物理呢？应当。“了解物的自然特性，是非常有益的。知道它们的构成，据以探讨其产生和变化，从而预断其未来发展，以利于避免危害。”[37]

塔季谢夫对神职人员没有好感。他认为神职人员对俄国人民的愚昧无知应负罪责。他们在蒙古统治时期，“为了获得巨额收入和巨大权力，宁愿使人民愚昧无知并保持迷信；他们为此将学校和教会里的所有学习中断或放弃了”[38]。又说，“凶恶狡猾的教会执事人员”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力图“使人民不受教育，不识任何真理，而只是盲目地、奴颜婢膝地信仰他们的神话和命令”。[39]塔季谢夫高度赞扬彼得一世责令各省以及各州、县、市开办学校并由修道院出钱维持其开支的命令。他认为各修道院都有不少超过教会自身需要的收入，将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学校对国家是有益的。

塔季谢夫坚决主张信仰自由。“他信守对知识和社会生活问题的功利主义观点，证明宗教纠纷给国家带来巨大危害，并且警告说，这种纠纷都是野心勃勃的神甫和一味迷信的伪善者造成的；至于‘聪明人之间，则不会发生，因为聪明人是不会过问别人的信仰的’。”[40]他欣赏和羡慕西欧社会在宗教改革后形成的不同教派共处一城的宽容。从“天赋的理性”出发，塔季谢夫阐述了人身自由的价值：“自由当然对人是如此必要和有用，以至无论哪一种幸福都不能与它比较，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和它相配。”[41]但是，他同时是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捍卫者。

塔季谢夫在他的《谈话》中讨论了国家的政体问题。他认为，关于哪种政体方可称为最好的政体，须视环境而定：小的和不受敌人侵略的国家，适于采用民主制度；大的但没有别国侵略危险的国家，可实行贵族政体；“至于大的和有外患的国家，如无大权独揽的君主，势必不能保持完整”[42]。他以历史事实说明，在俄国必须采用沙皇专制制度，并告诫自己的儿子：“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君主的权力和荣誉，任何时候都不要听信那些吹嘘别国自由和设法降低君主权力的人们，因为这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灾害。”[43]

塔季谢夫的自由幸福观是不给予农奴的。他强调，仆役是受着不自由的约束的，他必须服从自己的主人。因为按照契约，一些人必须服役，另一些人则必须为其服役者提供衣食和保护，从这种契约便“产生了奴隶或仆役的不自由”[44]。塔季谢夫主张让农奴的子女学习读写，并主张为农奴设立学校和浴室。他指出在冬季农奴不下地劳动时让他们学习各种“工艺”，如打铁、造车、制木桶、养羊、养马、制造陶器、弹毛、成衣、制鞋等。总之，“他是主张向人民传播知识的，指出这是国家、特别是军事的需要”[45]。但他要求对农奴严加管理，指示他的管家不让农奴浪费时间，并且说：“对于犯了错误的人，有的是监狱。”[46]塔季谢夫还认为，贵族子弟与仆役及“奴隶”子弟往来在道德方面是有害的。他主张为贵族子弟单独设立学校。这一切都说明，塔季谢夫是从专制国家和农奴主的立场来论述对农民的教育的。和他相比较，波索什科夫谈论教育问题的立场又有所不同。

三、波索什科夫的教育思想

伊凡·季洪诺维奇·波索什科夫出生于莫斯科附近的波克罗夫斯基村的农民家庭。这个村后来并入首都，1680—1681年改建为工艺馆，包括由外国人（主要是德国人）指导改建的一些皇室作坊。在幼年时，波索什科夫常随父亲一道来到皇宫，到这些作坊观看工艺，并掌握了多种手艺。他当过制钱匠，研制出制币机床的模型。为演示他所发明的能改进火器射击的“射击弹弓”，他晋见过彼得一世。后来，他开办过酿酒厂、硫黄矿，还勘探过石油，担任过生产和销售伏特加酒的官方职务。晚年，他在诺夫哥罗德和彼得堡拥有房产，并且在诺夫哥罗德县买了两个拥有72个农奴的村子和一座酿酒厂，还打算开办一座纺织工厂。波索什科夫最后虽然也成了小地主兼小农奴主，但在俄国，一般认为他只是个“商人”。[47]由于个人经历，他对当时俄国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十分了解。波索什科夫最著名的作品是写于1724年的《贫富论》。这是他向彼得一世呈送的“阐述国内各种‘错误’的秘密报告”[48]，实际上他在其中提出了一个发展俄国经济、提高俄国社会生产力的广泛纲领。这时他已经72岁了。由于这部作品包含有对贵族的尖锐抨击，它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灾难：次年8月，作者被捕；1726年2月死于狱中。波索什科夫的其他作品还有《论作战行为》（或译《论战事》，写于1701年），《关于改正一切弊端的报告》（写于1704年前），《父亲的遗教》（1719年或1720年完成）等。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波索什科夫是一位俄国欧化过程中来自民间的思想家和自学成才的人。由于《贫富论》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他被认为是俄国最早的经济学家。他有关教育问题的见解是和他关于俄国重新欧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

波索什科夫对俄国社会落后于西方国家和必须进行改革是有明确意识的。例如，他在《关于改正一切弊端的报告》中写道：“任何人若明察东正教俄国的生活、行为和事业，都不会在任何一件事情里看到健康的东西。在教堂里没有使直接秩序仪式化，甚至学习和唱歌、民事、农事、军事、审判、商务和艺术等等方面……无论在任何事业和事物里，都无不有错。我们从头到脚都不完整，所以我们受到四邻各国的嘲笑与侮辱。他们把我们当做莫尔多瓦人，然而他们并非完全不对，因为我国到处都糟，都无秩序。”[49]对于这种非常糟糕的状况，波索什科夫认为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他指出：“由于上帝的帮助，一切毛病都可以改正。所以只要我们坚定信仰，便能将罗斯改正过来。任何洪水都不能动摇她……在宗教规章上，在军事、民事和农事上，现时一切不正之风都可改正，都可提倡真理。”[50]他又说：“许多德国人在科学上比我们聪明，而由于上帝的恩德，我们的灵魂却并不亚于他们。他们辱骂我们是没有用的。”“我们……俄国人的手同外国人是一样的……外国人并不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仿佛和我们是一样的人：技能加良好的训练，一切的人便都会有的。”[51]可见，本国的落后、外国人对俄国人的轻视在波索什科夫身上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追赶西方国家的愿望，同时也使他对外国人抱有强烈的反感。

波索什科夫从俄国平民的立场出发，分析了俄国落后的原因。他指出，俄国贵族在服军役时表现恶劣，他们对俄国的管理也不好。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贵族老爷对商人是如何加害的。他还以自己的见闻揭示了贵族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以及他们对低级神职人员的侮辱和打骂。波索什科夫还指出，外国人来到俄国主要是为赚钱，他们对俄国并非真诚关怀，完全相信他们是很危险的。他写道：“我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对我们建造海船是不高兴的，他们需要的只是自己的名利，但却要我们看他们的眼色行事。”[52]依据这样的分析，波索什科夫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波索什科夫虽然对外国人不信任，但是他懂得：为了发展俄国的生产力，必须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他在《贫富论》中写道：“外国技师来到俄国，只要他为人善良，且掌握我国前所未见的技术，就应给以住房。派十来个（或更多的）人向他学习，同他签订合同，要他尽力和无隐瞒地对这些学生施教。教授果能尽力，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便应给以合同规定的报酬，并对其尽力和无隐瞒地教授学生颁发奖状，然后送其光荣回国。所望其他技师源源而来，罗斯的技艺亦将日益增进。”[53]波索什科夫还希望俄国青年学习西方人善于珍惜时间的好习惯。他在《贫富论》中还提出了应当改善俄国“艺人”待遇的思想，认为这是对国家发展有利的。

波索什科夫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他也不是农奴制度的反对者，但是他认为“沙皇，特别是地主应该爱惜农民”，并写道：“沙皇对商人和农民应像对贵族和军人一样一视同仁，加以爱护，不使任何人陷入贫困，而使大家都能各尽己力，富裕起来。”[54]波索什科夫谴责贵族地主对农民的过度剥削。他建议彼得一世颁布敕令，在敕令中准确规定农奴对地主承担的贡赋、代役租和劳役的数额，并坚决主张把地主的土地与农奴的土地分开。他认为农奴的贡赋应当与农奴份地的面积相适应，并建议以按地产及在地产上播种的粮食征税代替人头税。

波索什科夫主张加快发展俄国工商业。他渴望提高商人的地位，指出：“国家因军队而扩张领域，因商人而增加光彩。”“商业是伟大的！所有国家都是因商业而致富的。”[55]波索什科夫在工业方面建议在本国手工工场中加工原料，以代替原料出口。他强调：“材料在哪里出产，就在哪里应用，这是非常需要的……亚麻和大麻不运到海外，在产地就地加工要比进口麻布便宜一半到2/3，这样俄国人就会富有。”[56]波索什科夫希望政府保护俄国工商业者的利益。他指责彼得一世以前的沙皇对商业事务不闻不问而由大贵族管理，外国人来到俄国都给大贵族送礼，只用几百卢布，就能赚得巨额利润，使国家遭到很大的损失。“他建议建立统一的商业公司，希望这个公司在政府监督下把整个俄国商界联合起来进行对外贸易。”[57]他还坚决主张压缩外国货，特别是奢侈品的进口，扩大俄国商品的出口。波索什科夫深知俄国私人资本发展还很弱。他建议：“为了国家的富庶，必须在开办之初，由国库出资在地面广阔和生产及食品价廉的城市建厂……向它们征税，使人们发财，国库增收。”[58]对于资力单薄的企业家，他认为应由市政机关或皇帝指定的机关贷款，以扩充其事业。波索什科夫还建议政府尽最大的努力去勘查俄国的“天然富源”，他认为这种天然富源在俄国是较为丰富的。为了发展俄国的生产力，波索什科夫还主张发布命令：“拘捕流浪街头的穷人，教以纺织技艺，将他们交给公营工厂。”他建议政府授权私营企业家“收容男女流浪人，给予教育并在教好后永远领有他们，无论他们在被抓前是什么人”[59]。

波索什科夫在《贫富论》中对俄国法治状况表示强烈不满。他指出，俄国“法官完全不爱惜人民”，并且说：“为了和睦的共同生活，我们的伟大君主应命令建立统一的法庭，无论农民或商人、贫或富、士兵或军官、团长或将军，都应受其裁判。应将法庭设立在近处，使任何俄籍的人都易于对军职人员，也像对普通人一样提出控告。”[60]波索什科夫是东正教信仰的坚决捍卫者。他是从宗教和树立君主权威的观点出发论证自己的这一建议的。他强调：“上帝即真理，他爱真理。”“沙皇是法官，又俨如上帝……因此，如像在上帝的法庭里一样，在君主的法庭里，任何人，无论贫富，无论强弱，都应受统一的法庭的制裁。”[61]波索什科夫还认为，对一切人平等的新法庭，必须以新的法律标准为依据。因此，他建议召集由各级官吏选出的代表，其中包括农民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来制定新法典。而当新法典写成后，应用“最响亮的声音向所有各族人民公告……务使无论高门第的贵族或低门第的人们，无论穷人或富人……以及农民，都不因这一法典而感到压抑或侮辱”[62]。

波索什科夫注意到，“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压制劳动居民，是因为这些居民不识字。因此，他强调在俄国普及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并主张教农民子弟识字。他写道：“要是强制农民，使他们把自己10岁和不满10岁的孩子送到教会执事那里去读书倒不错，学会识字后，最好也学会写字。我希望小村子都没有不识字的人，要能这样就好了。要给他们硬性规定：赶紧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习……”[63]

波索什科夫生活在俄国重新欧化过程中从学习波兰到学习德国的转折时期。他早年强调波兰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习。在《父亲的遗教》的篇首，波索什科夫对他的儿子提出建议说：“在少年时代的初期，重于一切科学的是致力于书本学习。不但要学习斯拉夫文的书，而且希腊、拉丁乃至波兰文的书也要学；因为有许多斯拉夫文所没有的书，都是用波兰文写的。用波兰文去研究科学比用其他语文更为方便。”[64]后来，他强调必须学习德语或法语，掌握数学和科学知识，包括建筑学、筑城学、绘制地面和海洋图的技术，了解太阳和著名行星的运行，等等。波索什科夫劝告出国学习的青年，其中包括他的儿子努力学习，扎实掌握多方面的知识。他希望他们能够成为精通自己事业的专家，以便能够代替技术不够熟练的外国人的工作，或使外国工程人员的错误能够得到纠正。[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