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是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呈递的《回忆录》（Memorial to King）中提出了有关国民教育的主张，因而也凭此步入了法国国民教育思想家的行列。

杜尔阁在1727年5月出生于巴黎，是神圣高贵的诺曼底家族的后裔。杜尔阁早年在路易斯勒—格兰特国立中学（Collège Louisle-Grand）与浦莱锡斯国立中学（College du Plessis）接受教育。在接受了人文学科的教育之后，杜尔阁进入圣·苏尔皮斯研究班学习神学。1749年，杜尔阁进入巴黎大学学习神学。然而，杜尔阁后来并未选择在当时看来前程远大的牧师职业，而是步入政界，先是出任大法官助手，后又成为巴黎议会的咨议官以及政府委员会成员。1761年至1774年，杜尔阁出任利莫斯的督抚。在任督抚期间，杜尔阁实施了许多重大改革，以实现他的重农主义理想。为此，伏尔泰曾致信杜尔阁：“你的同事向我写信，认为一个督抚不会做出什么有益的事情；而我希望您能证明一个督抚既可为国造福，又能为民谋利。”[7]实践证明，伏尔泰的期望变成了现实，在杜尔阁的治理下，利莫斯地区社会稳定富裕，人民安居乐业，俨然成为悲惨世界中的一个世外桃源、苦难国家中的幸福小国。以后，杜尔阁曾担任海军大臣、财政大臣等职。在担任财政大臣期间，杜尔阁曾试图进行财政、行政和政治改革：废除徭役，减少捐税，取消行会等，但由于特权阶级和教会的激烈反对而失败。1776年5月，杜尔阁被迫辞去财政大臣职务。从此，他不再热心于公共事务，而是潜心于学术研究，直至1781年谢世。

关于杜尔阁的从政经历，著名学者丰台涅这样评价：“杜尔阁或许是他那个时代惟一愿意也有能力辅助路易十六推行改革的人。杜尔阁推行改革的目的在于清除社会呼声强烈的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现象，以便逐步重建帝国的社会秩序。”[8]这不仅是杜尔阁作为一位重农主义经济学家的兴趣与专长所在，而且也是法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为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革主张，杜尔阁在1775年向路易十六递交了一份有关市政组织的《回忆录》，其副标题为“论培养合理参与良好社会生活的个人和家庭的方法”。《回忆录》集中体现了杜尔阁的主要国民教育思想。

在《回忆录》中，杜尔阁以凝练的文字说明了公立国民教育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教育机会公平性的严重缺失。杜尔阁没有用太多的笔墨论述关于教育发展的三个重要问题：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聘任和使用。他甚至认为任何人都难以较好地解决这三个问题。他仅仅提醒人们关注国民教育问题，在尽可能的限度内支持国民教育事业的开展。为达到发展国民教育的目的，杜尔阁吁请设立国民教育委员会承担发展国民教育的职责。

一、论改革国民教育的迫切性

在杜尔阁看来，当时法国世风日下，民风颓废，礼崩乐坏。风俗、习惯这些本应该在青少年时期即向学生灌输以培养他们形成必要的社会责任感，并构成一个民族最强有力的精神维系的东西也日渐被人们所轻视。教育仅仅注重地理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及画家的培养，却对合格国民的培养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充斥法国各地的是宗教教育。这种教育关注的是虚幻的天国事务，无助于合格国民的教育。不同的教区使用不同的宗教教材，而且对教义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宗教纷争不断。宗教教育的管理权分别掌握在彼此独立且相互敌视的人手中，教育发展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况。而实践表明，这种教育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臣民之间相互倾轧，争权夺利而不顾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

二、论“国民教育委员会”的职责与任务

为彻底矫正国民教育的这一错误导向，改变教育上的政出多门、令出多人的状况，减少日益突出的公民之间、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纷争、猜疑、嫉妒的恶劣现象，杜尔阁按照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设立“国民教育委员会”作为发展国民教育的领导机构，并果断宣布个人及个别团体的一切违背国家利益的要求均为无理要求，不能进入国民教育发展的计划之内。

在《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杜尔阁提出：“对我而言，在国家所有机构中，最重要、最首要、最刻不容缓、最有益于陛下长治久安，并对整个王国发挥最大作用的机构，便是‘国民教育委员会’”[9]，必须尽快成立“国民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委员会”的工作目标在于培养道德高尚、有知识、有能力的公民，在于培养富有爱国热情的公民。为实现这一目标，“国民教育委员会”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的具体职责，即在于负责国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工作，具体负责全国所有的学园、大学、学院以及初等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工作。

具体来说，杜尔阁为“国民教育委员会”所确定的具体任务包括：督促国民教育计划的实施，深入挖掘、利用全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教育资源，提高国民教育的效益，纠正国民教育的发展方向，突破目前国民教育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培养专门学科知识渊博、思维敏捷以及富有较强的审美能力的学者身上的局限性。为国家培养爱国公民，“国民教育委员会”必须建立一种崭新的国民教育体系，而这种新的国民教育体系将着眼于为社会培养热情、公正、心地纯洁的公民。这些合格的公民将在未来的社会工作中时刻铭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信条，能够摆脱尘世杂务的束缚与限制，富有理性地思考、确定自己人生努力的方向。“国民教育委员会”应该通过制订与实施完善、高效、细致、周密的国民教育计划，在未来的国民心目中普遍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

为说服路易十六接受自己创立“国民教育委员会”的提议，进而对“国民教育委员会”的职责有一个明晰而正确的认识，杜尔阁在《回忆录》中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倾吐自己的肺腑之言：假设国民教育发展确立了相应的发展计划，拥有合格的教师而顺利正常发展的话（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可以自信地向您——尊敬的陛下保证：在所有能给您的人民谋求福利，帮助您的王国维持和平与良好的社会秩序，向您的人民传授有益的社会工作技能，提高您的威望，有助于把您的心灵与王国的一草一木紧密维系在一起的事业中，唯有发展国民教育事业，使国民认识到自己承担的社会义务，认识到自己承担的维护您的尊严与权威的义务最为重要和迫切。国民教育将帮助未来的社会成员明确自己的社会义务，并帮助他们完成这些义务，而这一切无论对个人或者对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有益的。[10]

三、论国民教育的实施

在《回忆录》中，杜尔阁还就国民教育的具体实施问题进行了设计。在实施途径上，杜尔阁认为必须从人员组织与教材选定两方面着手开展国民教育工作。就人员组织来说，每一教区设一位校长，具体负责本区儿童的教育管理工作，并向儿童传授计算、测量和机械原理的知识。在教材选定上，在遵循教育一致性原则的基础上，精心遴选教学内容，一切课程内容的选择以有益于国民意识的形成、有助于合格国民的培养为原则。为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杜尔阁还主张把一部分学有潜力的青年送进专门学院与大学接受教育，以期把他们培养成为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学科专家。不过这种教育不可违背国民教育的一致性原理，而且要考虑到学生地位与身份，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应该与他们将要从事的社会职业一致起来。[11]此外，杜尔阁还十分重视家庭在培养未来社会成员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求发挥家庭的教育功能，营造和睦、健康、幸福的家庭氛围，以对青少年发挥持久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回忆录》的命运与此后法国涉及教育改革事务的许多计划一样，未能得到当政者的接受。当时动**不安的社会形势是一个原因，杜尔阁本人在提交《回忆录》的几个月后即被革职，成为影响这一计划不能得到实施的直接原因。《回忆录》的命运恐怕是杜尔阁本人未曾考虑到的，因为他在《回忆录》中提出国民教育改革与发展计划的根本目的在于，借助国民教育的实施以挽救颓势渐显的法国王权大厦之将倾，根本无意触动封建专制政权。不过杜尔阁选择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挽救的手段是当政者所不能接受的。尽管如此，杜尔阁在论述具体国民教育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重视国民教育，视实施国民教育为国家重要职责，国家利益应该成为国民教育发展的最高原则，按照社会职业需要、个人兴趣与能力造就合格国民等国民教育思想，还是具有鲜明的理论启蒙及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