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他一生进行科学探索并对科学本身价值的深入思考中形成的。

爱因斯坦在科学方面的启蒙当归功于他的父亲赫尔曼（Hermann）和叔叔雅各布（Jacob）。他们经营的电工用品商店里的稀奇装置和机器深深吸引着童年的爱因斯坦。5岁时，父亲送给他的一只指南针和他在12岁时得到的一本欧几里得几何学，更使他对科学的奇妙及明晰性与可靠性着了迷。[20]在日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过程中，爱因斯坦提出了对于科学教育独创性的见解。1930年，他在《我的世界观》中这样写道：“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1]在对科学之真的探索中，他也在寻索科学中善与美的光辉。在爱因斯坦的一生里，真、善、美的理想，成为不可分的“三位一体”。

一、科学教育之真

历史上很多科学家都将探索科学视为破译自然之谜，爱因斯坦亦然，内在的完备的逻辑论证和外部的证实的经验论证，是爱因斯坦恪守科学理论真理性的两个标准。[22]在他67岁时写的《自述》中，爱因斯坦谈到对于自然界的理解，他认为，那是一个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巨大世界，在人类面前，它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可以为人类所观察和思维的。他说：“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在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可能范围内，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23]在爱因斯坦看来，自然界已证明它是可以信赖的，而他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探索自然界的道路而后悔过。

爱因斯坦认为，人类探索科学和艺术的动机有消极与积极之分。

消极动机如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说，是试图逃避日常生活中的粗俗与沉闷，以及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爱因斯坦将之归结为修养有素的人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世界的愿望，他将这种愿望比做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通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探索的积极动机是人类试图以自己的世界体系（cosmos）来代替经验世界，并试图征服它的一种尝试。画家、诗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各有自己构筑世界的体系，以此作为感情生活的支点，寻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宁。对于理论物理学家而言，他的世界图景要求用严格精确的数学语言描述各种关系，以概念建立逻辑结构，并且严格限制主题以描述其经验领域里最简单的事件。他的最高使命是要通过对经验的共鸣为依据的直觉得到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就可以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他的世界体系。这种定律就是莱布尼茨（Leibnitz）描述的“先定的和谐（harmonia praestabilita）”。“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24]他认为，作为著名物理学家的挚友普朗克即是因此而专心致志于这门科学中的最普遍的问题，而不使自己分心于比较愉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当爱因斯坦的同事们将普朗克对科学探索的执着态度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力和修养时，爱因斯坦否认了这种分析。在他看来，促使人们探索自然奥秘的精神状态类似于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他们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除直觉思维建立概念的逻辑结构外[25]，想象力在科学的新发现中亦起着重要作用，诚如爱因斯坦所言：逻辑性可以将你从A带到B，但想象力能到达任何地方。[26]

在探索科学之客观真理的过程中，爱因斯坦极其重视凝思静想的重要，他由自己在乡间生活的经历感觉到，单调而清静的生活强烈地激发着创造性的心理活动。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表示，学院生活会把年轻人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不得不去写大量科学论文——结果是趋于浅薄，青年学子被迫写数量繁多的论文，必须尽快得出确定的结论，这种压力对于从事纯粹科学研究是有害的。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才能顶得住。就这个角度而言，青年爱因斯坦也许是幸运的。1905年，爱因斯坦在德国最有声望的杂志《物理学年鉴》（Annalen der Physik）上发表了包括相对论在内的4篇论文，这些论文中的思想震撼了整个科学界，并且改变了人们观察宇宙的方式方法。那时他26岁，是瑞士专利局一位默默无闻的审查员。也许正是因为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常鼓励有兴趣从事科学探索的青年人过清静的有助于独立思考的生活，并选择可以提供自由思考时间的职业，如看守灯塔或者灯塔船。[27]这样，他就可以在他的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他所爱好的问题，而不必担心他的努力会毫无成果。

探索科学的历史也许就是一部不断提出新问题寻求客观的依据、保持理性的怀疑精神的历史。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物理系教授乔塞姆（E. Leonard Jossem）概括了爱因斯坦对提出新问题促进科学发展的观点：学习昨天，生活今天，希望明天，重要的是不断地问为什么；一个问题的简洁形成远比其解答重要，后者或许仅仅是个数学或实验的技巧；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角度认识老问题，都需要富于创造的想象力，并标志着科学的实际进展。[28]爱因斯坦认为，怀疑的精神是科学探索与教育的灵魂。在他的经历中，他对权威的怀疑首先针对的是《圣经》与国家，当12岁的爱因斯坦发现了《圣经》中许多故事不真实时，他萌发出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轻人。这种经验引起他对所有权威的怀疑。他说：“对任何社会环境里都会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种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即使在后来，由于更好地搞清楚了因果关系，它已失去了原有的尖锐性时也是如此。”[2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评价冲击了持有将力学作为一切物理学思想的最终基础这种教条式信念的恩斯特·马赫，认为马赫的真正伟大，就在于他的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和独立性。他还批评传统大学里的科学教育，往往因袭科学界既定的结论，是“教条式的顽固”[30]，而缺乏怀疑与批判。他强调，当现有理论无法“解释”新事实时，首先必需的是新理论，需要创造的精神：“理论观念的产生，不是离开经验而独立的；它也不能通过纯粹逻辑的程序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它是由创造性的行为产生出来的。一个理论观念一旦获得了，人们就不妨抓紧它，一直到它导致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为止。”[31]电磁感应定律的创立人法拉第的一些观念，在爱因斯坦看来，其伟大和大胆是难以估量的，它们对后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同母亲的奶水一道吮吸而来的，而法拉第正是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没有背上传统思想包袱的科学家。

在科学探索中，爱因斯坦强调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假设，他所创建的广义相对论也是如此，他认为：

广义相对论一直到现在还不是理论物理学中的最后定论。无疑地，正像当初它明确建立时的那样，会继续保留下来的是：没有绝对的运动，并且必须在物理学定律中把这一点表示出来。但是广义相对论用来描述空间性质的特殊方法却是暂时的，而不是注定永远不变的。[32]

学生亲手做实验的意义，得到爱因斯坦的充分肯定，他认为物理学课程首要即是其实验性，实验展示了物理学能带来的有趣现象，一个漂亮的实验常常比20个公式更有意义。J. C. 麦克斯韦（J. C. Maxwell）亦阐述过实验对于激发兴趣和求真的价值：“几个亲手演示的实验更能在该课题上启发学生的兴趣，对大自然的严谨性更有信心，并认识到我们的观测具有误差和不确定性，这比死读书，即使是读那些由很聪明地设计、演示实验的大师所著的书也更有益。”[33]

爱因斯坦极其重视科学研究本身及其对于文化发展的价值。在世界经济处于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提醒人们，科学所创造的知识和方法只是间接地有助于实用的目的，而且很多时候要等到几代以后才见效。科学研究如果受到阻碍，会使国家的文化生活在未来的发展受到摧残。他认为，经济困难不应窒息科学研究的意志和热情。

二、科学教育之善：和平教育

科学曾被认为是可以保持“伦理中立”价值观的领域。“伦理中立”的意思是：科学家，以其科学家的身份，在道德或伦理问题上不偏不倚，这样一种科学家没有伦理的、宗教的、政治的、文学的、哲学的、道德的或婚姻的偏好。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是对是错，是善是恶，而仅在于是真是假。[34]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制造战争武器中的普遍运用，现代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扫除无知的愚昧与黑暗，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也可能刺破和谐，成为人类毁灭自身的工具。[35]

爱因斯坦的一生，铭刻着一位有着道德勇气而特立独行、为世界和平而战的科学家的一生，这一生中，他发表言论最多的领域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

1933年5月，爱因斯坦在给挚友冯·劳厄的信中谈及他对于科学家的伦理观的看法，坦率地表示不赞成劳厄认为科学家应对政治问题等人类事务保持沉默的见解。他认为，德国的情况已经表明，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的和不负责任的人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他赞赏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坚持真理的勇气。他表示对自己“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他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36]他甚至感到，如果对社会上那些他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保持沉默，就觉得自己在犯同谋罪。[37]1944年6月17日当《自由世界》（Free World）杂志采访他，请他就一个真正的或者“纯粹的”科学家应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时，他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38]

爱因斯坦对于战争的观点经历了两个阶段：绝对反对一切战争与赞成武装御敌。

在1933年纳粹攫取德国政权之前，他一直持绝对反战、下决心不参加任何战争的观点。在《我的世界观》中，他表明，战争是由命令产生的勇敢行为，是毫无意义的暴行，是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可恶的胡闹，是卑鄙与下流的。他对这一切都感到深恶痛绝。他充满**地写道：“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39]他决心为和平而战斗，并做好了为和平而牺牲的准备。1930年他在纽约美国“新历史学会”主办的集会上做了《战斗的和平主义》的演讲，主张采取两种行动方针使全世界摆脱兵役的奴役：第一条是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因为良心而拒绝服兵役；第二条是试图通过国际立法来确立在和平时期拒绝服兵役的权利。[40]他在给法国一位和平主义者的回信中也充满信心地说，只要彻底消灭了强迫兵役制，就有可能以和平的精神、人生的乐趣和对一切生命的爱来教育青年。他提醒说，只要各个国家有计划地继续备战，那么恐惧、互不信任和自私自利的野心就会再次导致战争。他主张对侵略不进行抵抗。他认为，一个不进行自卫的国家所担的风险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是为了人类进步而承担的。这种牺牲，可以促进人类真正的进步。[41]

爱因斯坦选择的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1929年9月16日，法国数学家阿达马（Jacques S. Hadamard）致信爱因斯坦，尖锐批评爱因斯坦发表的下决心不参加任何战争的声明。1929年9月24日，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表明，人类的福利必须置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之上，甚至必须置于一切之上。[42]这种观点折射着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所提倡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本精神。爱因斯坦相信“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对于科学也是这样。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凡是把人本身看作是人类的最高价值的人都是这样主张的”。[43]在他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他以耶稣、歌德和康德为例，认为弗洛伊德和他们一样，都是超出自己时代和国家的局限而被人尊敬为道德领袖和精神领袖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排除战争罪恶以解放人的身心的伟大目标抱有深挚的热忱。

1933年，爱因斯坦写信给在比利时的法国青年反战人士纳翁（Alfred Nahon），分析了正以一切手段推进战争的德国给比利时和法国等国家造成的严重威胁。面对着新的情况，爱因斯坦改变了他的绝对反对一切战争和拒服兵役的观点，他开始赞同依靠武装力量御敌，他相信，这样做才能拯救欧洲的文明。他并不认为这样做是放弃他以前所坚持的原则。他表示，他最大的希望仍是“在 不远的将来，拒绝服兵役重新成为一个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有效方法”。[44]同时，爱因斯坦一直不遗余力地为建立超国家政权努力。1946年5月29日，他在芝加哥举行的“争取世界联邦政府学生大会（The Rally of Students for Federal World Government）”上做了广播演讲，说明人类可用的进攻性武器足以毁灭整个地球。他认为，需要教育人们根据全世界的利益来思考，每个国家通过国际合作让出一部分国家主权，创建一个能够运用司法裁决来解决各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的世界政府，他认为这是人类活下去的唯一希望。[45]

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往往面临着为坚持和平而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在“爱国”的**与全人类真理相冲突的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真正能坚持健全的理性乃至与之抗争，真正“吾爱吾国，但吾更爱真理”的人寥若晨星。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科学家——都免不了受到时代的限制不容易明察，或因为缺乏足够的勇气坚持自己所认为的真理。坚持真理往往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性格问题，往往需要非凡的勇气乃至甘冒“卖国贼”之大不韪。因为“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时，往往是“以太阳的名义”[46]。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有93位科学文化界名流联名发表《告文明世界书》（Manifesto to the Civilized World），否认德国侵略比利时的战争罪行，宣称德国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德国人只能靠战争与胜利来保存其文化。而在反对德国侵略，提倡一个和平与合作的统一欧洲的声明《告欧洲人书》上签名的科学家只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4位。此后，爱因斯坦又在《全世界裁军宣言》（1930年）和《罗素—爱因斯坦宣言》（1955年）[47]上签名，为世界和平不遗余力地呼吁。

1939年，爱因斯坦获悉德国正在研究原子能，他担心纳粹抢先拥有原子弹，将给人类造成无穷灾难。在科学家西拉德的帮助下，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着手研制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他期待和平能在人间永驻，但美国在战争结束前在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了两颗刚刚制造出来的原子弹，牺牲了20多万平民的生命，爱因斯坦作为原子能基本原理的发现者和制造原子弹的倡议者，感到极度痛苦与矛盾。爱因斯坦意识到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组织了“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出版《原子科学家公报》，使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危险，呼吁加强联合国的力量，以保证全人类的安全与和平。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应用将成为天使抑或魔鬼，主要在于人类的选择，在于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

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我们的问题不能由科学来解决，而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拒绝会有助于准备战争或者以战争为目的的任何行动。[48]

1931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发表演讲。他向学生们表明自己对于科学与科学研究的观点。他认为，科学的价值应在于解放人、助益人的幸福。生命的价值在于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优美。但事实却与这种价值相违背：应用科学在战争时期成为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没有将人从单调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他请学生们将关心人本身作为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希望学生们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恳请年轻的学子们在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49]

爱因斯坦提倡用和平主义精神教育孩子以预防军国主义。他认为，欧洲的不幸就在于它的人民已经被灌输了一种错误的心理。他批评教科书颂扬战争，而又掩饰战争的恐怖，以及把仇恨灌输给孩子们。他表明他将教孩子们和平而不教他们战争，向他们灌输爱而不灌输恨。他建议重写教科书，消除古代人的怨恨和成见，并主张教育应当从摇篮里开始，认为全世界的母亲们都有责任在孩子的心灵里播下和平的种子。[50]历史课应该讲述人类文明进步的工具，而不应灌输帝国主义势力和军事成功的理想。地理课应启发学生对于不同的民族（包括通常被认为是“原始的”或“落后的”民族）的特性有深怀同情的理解。[51]他认为，科学与技术教育，不仅是保障和维持和平的技术问题，而且还有启蒙和教育的重要任务。[52]

三、科学教育之美

当童年的爱因斯坦被指南针里磁力的神奇和繁星闪烁的天空表现出的美丽和深邃深深吸引时，他认为，这些都体现着上帝的思想方法和他对人的功德。他常说，科学家的使命就是要学会“了解上帝的心意”。

成年的爱因斯坦提出了真理的美学标准：“我坦白地承认，我被自然界向我们显示的数学体系的简洁性和优美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认为：“一种理论的前提的简单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种类越多，它的应用范围越广，它给人们的印象也就越深。”[53]他始终认为，好的理论应发现周围世界的美与对称。自然科学研究最高的使命是从混乱之中整理出秩序和规律。[54]

在《论科学》中，爱因斯坦表达了自己对于科学及探索科学的理解。他相信直觉与灵感，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它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科学家需要借助于想象力，超越自然界显现在我们的感官和仪器上的表象，以求在不羁的思索中瞥见宇宙的真相。他认为，科学工作的基础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对于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的信念。艺术与科学是互相补充的，都是一种对于表达未知的东西的努力。音乐家用音符构筑他的世界，而科学家用的是数学公式，这些都是为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之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并获得日常生活所不能达到的安宁。[55]

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的著名公式：E＝mc2中，E代表能量的总额，m代表质量，c代表光速。它表明能量与质量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一切质量都是能量，一切能量都是质量。现代西德物理学家玻恩认为广义相对论是“哲学领悟、物理直觉和数学技巧最惊人的结合”，是“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56]

哲学、文学、艺术作品探究的目标与主题，一定程度上与物理学的目标与主题内在相通，“登山之路不一，望巅之月相同”，那轮明月是“在自然界中探索和寻找清晰因果和谐的理性颂歌”[57]。这个敏锐深厚的洞见，是爱因斯坦的传记作家之一、苏联科学院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的库兹涅佐夫（1903—1984）博士带给我们的，这位通晓哲学与文艺的科学家书写于《爱因斯坦传——生·死·不朽》最令人击节称叹的部分，或许还不是以其物理学家身份准确阐释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也不是用精挑细选的基于证据的生平轶事勾勒爱因斯坦的个性，而是在最后的“对比”部分，将爱因斯坦与影响人类至深的4个领域的思想家相比较：哲学界的亚里士多德、笛卡儿；物理学界的牛顿、法拉第、马赫、玻尔；文学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音乐界的莫扎特。自如运用这4个领域的不同概念、结构，库兹涅佐夫探寻着人类在不同领域开展的本质接近的探索。

爱因斯坦以内在逻辑论证的完备与外部经验论证的证实，作为科学理论真理性的两个标准，与之呼应的是，亚里士多德向存在的实在性和感性的可把握性问题复归，渗透着结合推理和观察的努力；[58]笛卡儿在1619年11月10日的日记里兴奋地写下“我思故我在”是令人惊讶的科学的基础，意味着当他在客观世界中寻找具有像“我思”这样明确性的某种东西时，这两个“本来意义”开始融合。[59]

文学捍卫个性的价值，个性不应被泯灭于宏观定律，犹如物理学里的粒子对宏观定律具备相对自由，这是文学与科学的共鸣。作为一个科学家，爱因斯坦坦陈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他的影响比任何一个思想家都多，甚至比高斯还多，爱因斯坦评论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生活的目的，在于探索精神存在之谜。库兹涅佐夫揭示了他们内在探索的相似之处：艺术创作和科学思想里反常、悖论的存在，促使已经确定的逻辑结构（以及概念、规范）向另一种逻辑结构转变，要求新的理论能可靠解释统计学里的反常经验；[60]在爱因斯坦的量子力学里，粒子的存在与生存、粒子对宏观定律的相对自由，只有在与存在的宏观客体联系时才有物理意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文学创作亦是探讨建立在尊重个体的东西基础之上的宇宙和谐和道德和谐是否存在。[61]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的基本思想，是捍卫人的个性，使其不受漠视个性命运的宏观定律的支配，他反对把人的命运类比于热力学中个别粒子的命运。[62]库兹涅佐夫惊心动魄地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融合了“大地上的一切呻吟，备受折磨的孩子们的哭泣，因痛苦而不知所措的人们的喃喃自语和濒临发狂而丧魂失魄的呐喊”，“所有这一切都融合为一了，却又保留着，并且我们还能在绝望的喊叫中区别出每一种声调、每一个哭泣的孩子的呜咽声。”甚至宇宙的天命和谐也消解不了一个小人物的痛苦。[63]量子力学里，个别粒子的行为不被忽视，粒子同宏观物体发生相互作用，并且能够在已知条件下以其个体行为开始引发链式反应，这种个体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取决于宏观定律。[64]

库兹涅佐夫指出，同莫扎特的对比揭示出爱因斯坦科学贡献的浪漫主义。[65]爱因斯坦不仅是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有能力欣赏美并创造美的音乐家，他曾带着心爱的小提琴参加慈善募捐音乐会。一次，德国一家报纸刊登了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演出的报道，他兴高采烈地剪下那条简讯，拿给熟人们看：“您以为我是个学者吗？其实我是个著名的小提琴家！”[66]爱因斯坦演奏小提琴的技巧虽不那么精湛，然而却有干净、自信和内在的表达力的特点，在演奏中吸引爱因斯坦的是严格表达作品的结构。例如，巴赫的音乐使爱因斯坦联想到耸入云霄的哥特式教堂的结构以及数学结构的严密逻辑。艺术反映世界和谐的“天籁”也吸引着他。爱因斯坦并不关注表演者的个性表现。库兹涅佐夫援引澳大利亚钢琴家克来因的观点指出，爱因斯坦与莫扎特的联系在于，莫扎特的音乐具有某种超脱时间、地点和环境的惊人的独立性，爱因斯坦的初始概念也正是运动的基本定义对参照系的选择的独立性。如果说，黑格尔概念里的古典主义是使具体的东西服从于抽象的规则，动力学则以对静力学规则的破坏表现着自身的浪漫主义美学，库兹涅佐夫将体现在文化、艺术和科学中贯穿的突如其来的变化，与其同一主题交织的有机和谐，界定为浪漫主义。艺术用色彩斑斓的多相本质反映世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反映的世界图像也是多相与反常的，空间与时间中的多样性成就彼此。莫扎特的每一乐句、和声并不消溶于整体，每个音符的存在都发挥着个性的价值，同时体现整体，每个音符、和声、乐句都是整体的局部体现，具有永恒存在的特性。并且，莫扎特音乐的多相还表现在其戏谑乐句融合着最深刻的悲剧性的、浮士德式的冲突。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探究亦然，既包含对古典思想根本基础的怀疑，又融合着对新基础的浮士德式的欢快—英雄般的追求，乃至使概括化思想顶峰拟人化的幽默。爱因斯坦在每一个特定的实验中和每一个个别推导中都想听到开普勒的“天籁”、存在的统一和谐，这种和谐不是先验的，而是实验可以验证的。宇宙的存在既仰赖于矛盾与否定，又仰赖于与之联结的理性，失去任何一方，宇宙都将失去其存在。[67]

于探究科技与人文奥秘间穿梭游走时，不同领域间的领悟往往得以交互迁移、润泽彼此，这或许也是融合科技与人文教育的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