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俄国的重新欧化和启蒙思想的传入

一、古罗斯本是欧洲的一个大国

俄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在东欧平原上建立的基辅罗斯，即9世纪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在东欧平原上形成的古罗斯国。10世纪后期到11世纪中期，基辅罗斯的版图大体上是西起东喀尔巴阡山麓，东至伏尔加河口，南抱克里米亚，直至多瑙河口，北至拉多加湖。“它把所有的东斯拉夫人都联合在一起，并且把一些非斯拉夫人的部族也包括在国境之内”，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1]由于地理上的邻近关系，基辅罗斯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处于黄金时期的封建国家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接受了拜占庭文化的强烈影响。大约在988年，由拜占庭传入了基督教（属东派教会，1054年东、西两派教会正式分裂后称东正教），促进了罗斯社会封建关系和文化教育的发展。

基辅罗斯在其兴盛时期通过政治联姻与拜占庭及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友邻关系。在这一时期，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所发展，城市不断增加。修建了许多教堂，设立了一些修道院。在修道院和教堂里设有学校。在雅罗斯拉夫大公（Яpocлaв Myдpый，1019—1054年在位）的宫廷和基辅佩切尔斯克修道院中还设立了高级学校。雅罗斯拉夫大公之孙、基辅罗斯最后一位具有一定权威的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В. В. Мономах，1113—1125年在位）也很重视教育。他撰写的《训蒙篇》（Поучение детям）可以说是俄国古代最重要的教育文献。其中体现了他对封建王公之间充满矛盾、纷争和倾轧现象的极大忧虑。他要求子孙对自己的行为常忏悔，宽大待人，仁慈为怀，多施善行，不滥用权力，不好阿谀奉承，不懒惰，爱劳动，热爱国土，勇敢作战，重视精神价值和热爱学习，并以其掌握五国语言的父亲为榜样，勉励后代努力学习。[2]

以上情况说明，俄国从其社会文化的起源来说是个欧洲国家。在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俄国社会与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和西欧、中欧的一些国家是十分接近的。

二、鞑靼蒙古的统治及其影响

13世纪初，蒙古崛起于东方。这时的基辅罗斯已分裂成许多大小不等的公国。这些公国各自为政，互相倾轧，统一的大公政权名存实亡。13世纪30年代后期，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蒙古大军进攻罗斯。除极少数例外，各公国皆被征服。1240年，基辅城沦陷，最终结束了俄国的基辅罗斯发展阶段。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中，罗斯的大部分公国被置于拔都在东南欧草原建立的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的统治之下。在俄罗斯历史上，这被称之为鞑靼蒙古的统治。

鞑靼蒙古的统治最重要的后果是使俄国发展的重心由西南转入到东北地区，并改变了它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向。

14世纪前期，偏安于东北丛林中的莫斯科公国迅速成长。它在14世纪至15世纪逐渐发展为东北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统一全罗斯的核心。

15世纪后期，东北罗斯的领土已基本上统一在莫斯科公国的版图内，而金帐汗国却日趋衰落，并出现了分立的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汗国。1480年，罗斯终于摆脱了鞑靼蒙古的统治。

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们在摆脱鞑靼蒙古的羁绊后继续开疆拓土。从1462年到1533年，莫斯科公国的领土已从43万平方千米扩大到280万平方千米。1547年，伊凡四世（Иван Ⅳ，1547—1584年在位）正式加冕为俄国的第一位沙皇。他在1552年兼并了喀山汗国之后，又在1556年征服了阿斯特拉汗国。到他统治的末年，俄国势力已远及西西伯利亚。

与此同时，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农民被完全限制在贵族地主的土地上，必须为主人服劳役；世袭贵族、服役贵族和教会的财产都受到保护，触犯他们财产的人要受到死刑的威胁，对破坏大公、世袭贵族和修道院土地界标的人要处以鞭笞之刑。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们在内政方面采取了限制世袭贵族权力、扶植服役贵族的政策，中小贵族可以因服军役而得到大公的封赏。莫斯科大公推行的这种制度和政策起初在伊凡三世（Иван Ⅲ，1462—1505年在位）于1497年颁布的法典中被固定下来，以后又通过伊凡四世统治时期颁布的各种法律和他所采取的措施而得到加强。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曾召开过两次缙绅会议。按照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这种会议也只是政府同其代理人（贵族中官宦阶层的代表）的会议。这些代理人在回答政府的问题时都表示：“愿为君主抛头颅，而且一切惟上帝和君主的意志是从。”[3]可见经过两个多世纪，鞑靼蒙古统治所形成的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的俄国已是一个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央集权式封建农奴制国家。这个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奴役了最低的农民阶级，而且奴役了最高的官宦阶级”，莫斯科公国的官员都自称为大公的奴隶，然后又自称为沙皇的奴隶[4]；按其政权的形式来说，“它最能被称做是亚洲—鞑靼人的政权”[5]；在国土方面，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的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蒙古的继承者。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和行为方式对它亦有较大的影响。在教育方面，正如普希金所说：“鞑靼人不像摩尔人（мавры），他们征服罗斯后，既没有给它代数，也没有给予它亚里士多德。”[6]鞑靼蒙古的统治者最关心的事是向罗斯索取更多的贡赋，必要时便以武力镇压相威胁。他们在文化上更为落后，也不重视教育。在宗教方面，他们采取了宽容东正教的政策，以便利用教会对罗斯人在精神上起到麻醉作用。因此，东正教便被保存下来了。但是在整个鞑靼蒙古统治时期，无论是教会还是王公，都不关心文化教育的发展，“王公和教堂都没有开办足够数量的学校，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培养识字人的需要”。[7]在摆脱鞑靼蒙古的统治后，俄国的文化教育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教会与世俗政权文化活动的中心思想都集中于论证莫斯科政权的合理性与神圣性。教育的性质与规模只相当于西欧中世纪前期的水平。

三、俄国的重新欧化和启蒙思想的传入的情况

俄国的重新欧化是从引进西欧的先进技术开始的。俄国最初感受到西欧技术的优越性是在15世纪末。最初来到莫斯科的西欧人士是意大利的建筑师。俄国聘请意大利建筑师的起因是莫斯科建筑师未能解决克里姆林宫中央殿堂的建筑问题，殿堂于1474年倒塌了。伊凡三世根据其妻子索菲亚[8]的建议，请来了意大利建筑师阿里斯托捷尔·菲奥旺特，于1475年至1479年完成了建造任务。[9]在伊凡三世统治时期应聘来到莫斯科的还有其他几位建筑师。他们也都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建筑群的设计与建造。这时来到莫斯科的还有西方的药剂师和军械师。稍后，伊凡四世在与瑞典、立陶宛和波兰的交战中更感受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先进性。他曾利用一度被俄军占领的纳尔瓦从西方输入大量的商品和武器，并试图扩大与西欧一些国家的联系，但受到瑞典和波兰的封锁与阻挠。不过，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还是使伊凡四世统治时期的俄国建立了一个与英国直接进行贸易的商港。这就是位于北德维纳河口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它在一段时间里成了俄国与西方交往的唯一窗口，并促进了俄国北方的发展。不过，由于阿尔汉格尔斯克所处的白海一年有3/4的时间被冰块封冻，不能通航。因此，俄国与西方的联系与交往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6世纪末至17世纪20年代，俄国由于伊凡四世极力扩张其领土造成的内外矛盾，他的后继者费奥多尔（Феодор，1584—1598年在位）的懦弱无能，以及费奥多尔死后无嗣所造成的政局混乱，招致瑞典和波兰的大举入侵，西部和西北部的大片领土丧失，莫斯科城甚至被波兰占领两年有余（1610年9月—1612年10月）。战争的失败和异族统治的结果，使全国上下受到一次极大的震动，并提高了民族意识，促使俄国在经历了数百年东方化的发展过程之后开始面向西方。1612年10月，莫斯科被解放后，俄国大贵族、伊凡四世的内侄孙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М. Ф. Романов，1613—1645年在位）于1613年1月被选举为沙皇，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为实现历史转折创造了条件。

俄国在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代沙皇米哈伊尔的统治时期就已在更大的规模和广泛领域中利用西方的技术，并使俄国从引进军事技术发展到允许外商在它的领土上开办手工工场。越来越多的西方工程技术人员来到俄国，于是，在莫斯科迅速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日耳曼城”的外侨居住区。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从事矿冶、纺织、医药、钟表等各种专门技术性工作或经营商业活动。俄国还雇用了许多外国军官来训练和领导他们的军队。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二代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1645—1676年在位）不仅继续推行其父倡导的引进西方技术以加强军事装备、改进军队组织和鼓励外商投资办厂等政策，还按照欧洲的标准和时尚改变了自己的宫廷生活。在沙皇的高级官员中，波兰的书籍和波兰出产的各种用品也很受欢迎。

随着西方技术的引进，同时也由于国内政局的稳定，农业与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商业的活跃和全俄市场的逐渐形成，俄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日益增强。1654年，俄国统治者利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与波兰封建主的阶级和民族矛盾，转入了反对波兰的战争（1654—1667），并取得了胜利，初步实现了兼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目的。此后，一些来自“西俄”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神学家、作家和学者在莫斯科从事教育活动。他们积极参加俄国最早的世俗教育机构的创建。而这些“西俄”的神学家、作家和学者就是在波兰文化教育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17世纪末，欧化对俄国上层社会已产生了明显的思想影响。被称为俄国西方派鼻祖、索菲娅公主摄政时代（1682—1689）宠臣的瓦·瓦·戈利岑公爵（В. В. Голицын，1643—1714）就很崇拜西方，特别是波兰文化。他拥有丰富的波兰文和德文藏书，其内容涉及宗教、政治、法律、军事、实用科学、波兰和拉丁文法，并高度赞赏波兰教育。“他向贵族家庭证明，必须教育他们的子弟，为此应将他们送进波兰学校，或延聘波兰家庭教师。”[10]他还设想使贵族能够去国外旅游，或者让他们“去别的国家学习军事”[11]。他的这类建议和设想到彼得一世（ПётрⅠ，1682—1725年在位，1689年亲政，1721年称大帝）实行改革时才得以实现。

彼得一世的改革是俄国欧化的重要阶段。少年时期经常出入外侨居住区的彼得一世，十分懂得按照西欧方式改造俄国的必要性。因此，他亲政以后，立即展开了旨在改变俄国落后面貌的改革活动。“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其巨大的干劲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供养其军队的工业，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种类型的专家，派出一批批年轻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并建立起许多学校——所有学校都具有实利主义的性质：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计算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彼得还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欧旅行，直接学习外国的种种制度和惯例。”[12]

彼得一世的改革和他所取得的成就扩大了俄国与欧洲各国的联系，加强了西方思想对俄国上层社会的影响。西欧启蒙思想对俄国的影响就是从彼得一世统治时代开始的。这个时期带有启蒙思想的人物，包括彼得一世“学术侍从”团的首脑和他进行宗教改革活动的左右手费·普罗科波维奇（Ф. Прокопович，1681—1736），“学术侍从”团的积极成员、曾任采矿工程师、炮兵和行政官员的科学家与历史学家瓦·尼·塔季谢夫（В. Н. Татищев，1686—1750），“学术侍从”团的另一名成员、外交官和诗人安·季·坎捷米尔（А. Д. Кантемир，1708—1744），等等。他们都具有广博的知识，重视教育在改进社会中的作用，提倡在群众中传播非宗教知识，期望“人间发生善良的变革……普遍享受学术的成就”[13]。其中，坎捷米尔还把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译成俄文。但他们都是俄国式的启蒙学者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推崇者。他们认为，俄国的一切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是由上而下推行的。

彼得一世的改革的确使俄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国兴建了海军，组建了强大的陆军，战胜了瑞典，取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并在芬兰湾东端的涅瓦河三角洲上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工业得到了发展，交通得到了改善，世俗教育机构建立起来了；还简化了俄文字母，出版了定期刊物；奖励翻译西欧著作和出版科学读物，设立了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俄国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广大农民从彼得一世的改革中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而且处境更加恶化。因为他和他前面的几个沙皇一样，引进西方技术和推行欧化的目的都不是改革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而是为了保护这种制度，加强它的物质基础，整个改革活动的成就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和奴役农民取得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是“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14]。

彼得一世以后，俄国的欧化在其女儿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或译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1741—1761年在位）执政时期也取得了进展，启蒙思想在这时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但一般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Ⅱ，1762—1796年在位）才是彼得一世事业最重要的继承者。“彼得曾为俄国打开对着欧洲的窗口，而她则打开了一扇大门。彼得迫使欧洲承认强大而独立的俄罗斯的存在，而她则确立了俄国作为欧洲一流强国的地位。”[15]“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开始欧化到脱离民族传统的程度……在他们的言语、服装、住宅和社会职责方面模仿起凡尔赛宫廷……贵族的子女由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育，首先学习法语……”[16]启蒙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是和一个时期以来的国内、国际背景密切联系的。

从国内方面来看，俄国的欧化在彼得一世以前主要是通过学习波兰取得的。自彼得一世开始，从学习波兰转向学习德国。彼得一世还试图通过联姻方式加强与德意志各公国的联系。他把自己的侄女安娜·伊凡诺夫娜和女儿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安娜·彼得罗夫娜等都嫁给了德意志的公爵为妻。这给俄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矛盾。在彼得一世之孙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1727—1730年在位，称彼得二世）因病夭折以后，罗曼诺夫王朝的男性继承人中断。安娜·伊凡诺夫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1730—1740年在位）被拥立为女皇。当她在位时期，“德意志人在俄国朝廷的势力非常大；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贵族把持朝政……以比隆为首的德意志贵族力图使俄国政府机构‘德意志化’。他们不仅左右俄国政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而且拥有对俄国军队的指挥权”[17]。德意志贵族的专权和他们执行的政策引起绝大多数俄国贵族的不满。俄国欧化中出现的这一问题在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女皇执政时期获得初步解决。自她入主宫廷后，不再允许德意志人干预朝政，客观上有利于俄国的自主发展。这不但体现了俄国贵族的切身利益，而且体现了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逐渐形成的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迫切愿望。例如，像波索什科夫（И. Т. Посошков，1652—1726）、罗蒙诺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1711—1765）等这样一些先进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强烈地希望俄国人能摆脱对外国人的屈从，学好科学知识，掌握技术，以促进俄国生产力的发展。[18]罗蒙诺索夫在其《颂诗》中还坚信：在俄罗斯大地上是能够诞生自己的柏拉图和才思敏捷的牛顿的。就俄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来说，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女皇统治时期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莫斯科大学的创建（1755年）。这一成就也是和罗蒙诺索夫的努力分不开的。正是他提出了建立新的俄国文化教育中心——莫斯科大学的计划并促其实现。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去世以后，开始是由卡尔·彼得·马利里希继位。他是彼得一世的女儿安娜·彼得罗夫娜同德意志霍尔施坦公爵结婚所生之子，即位后为彼得三世。他狂热地崇拜普鲁士制度，“根本看不起俄国”，不信任俄国近卫军，侮辱东正教神职人员，对已故的叶丽萨维塔女皇也表现出不恭，执行违背俄国利益的政策，并释放了“被叶丽萨维塔女皇政府所流放的德意志贵族”，引起俄国贵族和近卫军的极大不满，执政半年即被废黜。他的妻子，即叶卡捷琳娜二世被确立为俄国女皇。[19]叶卡捷琳娜二世虽不是在俄国土生土长的女子，而是一位德意志亲王的女儿，但她表现得“很谦逊和忠诚”“很尊重俄国人和东正教，并声称自己是‘属于俄罗斯的’”，她还善于笼络近卫军的人心，因而受到他们的拥戴。[20]这一立一废的政治行动与叶丽萨维塔当年被立为女皇时一样，既体现了沙皇政权的阶级本质，也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成长。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俄国已经拥有自己的富有才干的国务活动家、统帅、科学院院士与诗人。他们都渴望为自己的民族与国家增添光彩。

从国际环境来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成长与统治俄国的年代，整个欧洲都处在法国文化的影响之下，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广为流传。欧洲一些宫廷在当时都盛行以法语作为社交工具，实施法国式的教育。法国贵族在贵族风度和上流社会生活方式上为欧洲各国的贵族提供了榜样；为伏尔泰、狄德罗所鼓励的“开明君主”成为一些国王所追求的光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奥国女皇特利莎（1740—1780年在位，其中1765—1780年是与其子约瑟夫二世共同执政）都先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为当时欧洲最有名气的“开明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幼年时受到法国式的教育，来到俄国以后，由于叶丽萨维塔女皇在位时与法国启蒙学者已建立了联系（她聘请伏尔泰为彼得堡科学院的名誉院士，并请他撰写了一部《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史》），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即位前得以读到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著作，在思想上受到一些影响。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前期实行“开明专制”。即位之后，她就开始同伏尔泰、狄德罗、达兰贝尔建立起通信联系，表示要按照他们的意见改革俄国政治，并邀请法国学者访问俄国。在她的支持下，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俄文出版，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在俄国也得到传播。整个宫廷笼罩着开明专制的气氛。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讲话“常常引用法国启蒙运动的箴言”，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的创办得到她的支持。[21]世界著名的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也是在1764年由她筹划创立的。1764年，她还支持曾多年侨居国外、与法国启蒙学者有过交往的俄国社会活动家与教育家别茨科伊（И. И. Бецкой，1704—1795）在彼得堡创办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1767年8月，她召集新法典编辑委员会，试图为俄国编制一部新法典，并为这个委员会发布了《圣谕》（亦称《诏令》《敕令》）。这个《圣谕》由22章1655条组成，绝大部分系抄袭西欧启蒙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22]《圣谕》甚至还包含以人道态度对待农奴的建议。委员会的召开及其活动，《圣谕》的流传，使她获得了欧洲“开明君主”的声誉。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具有鲜明的二重性。因为她清楚地懂得，使她获得俄国女皇权位的是俄国贵族，而不是俄国农民，贵族是她政权的基石。因此，在解决农民与贵族地主的尖锐对立的问题上，即使是在她统治的前期，也就是所谓“开明专制”时期，其言论和实际行动也是完全脱节的。即位伊始，叶卡捷琳娜女皇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参加1762年6月政变的贵族论功行赏，这一次受奖的40人都获得了大量钱财和农奴。1773年，由普加乔夫（Е. И. Пугачёв）所领导的俄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爆发时，狄德罗正应邀访问俄国。他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建议：从根本上废除农奴制度，以防止农奴反对地主的起义，并实行一系列有效的改革以推动社会进步。叶卡捷琳娜二世却以武力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其“开明专制”也从此结束了。从1775年开始，叶卡捷琳娜二世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贵族专政的行政改革。1785年，她颁布《俄国贵族权利、自由和特权诏书》，再次确认了贵族占有土地和农奴的权利以及过去赐给贵族的一切特权。在她在位的34年间，她一共将80万名农奴和大片国有土地与钱财赐给其宠臣和其他有功的贵族，使其中一些人成了拥有数万名农奴的大农奴主。到她统治末年，“俄罗斯境内几乎已经没有一个自耕农，而农奴的生活情况和劳动条件也比她执政以前更为恶劣”[23]。在她的统治下，俄国贵族对沙皇已可以不再称自己为奴隶，同时被免除了体罚，贵族获得了自由，而农奴却毫无权利可言，生活极其悲惨。贵族的自由、幸福完全是在牺牲农奴生存权利的条件下取得的。贵族地主不仅占有农奴的劳动，有权迫使他们尽各种封建义务，而且可以把农奴当作物品一样来结算彼此的债务或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由此可见，叶卡捷琳娜二世执行的政策实际上也是既要使俄国欧化，又要坚持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政策。不过，西欧先进的启蒙思想既然在如此大的规模上传入俄国，它还是对俄国的社会思想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促使其社会经济结构有所变化，同时也使其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

以上，我们对俄国重新欧化和西欧启蒙思想传入俄国的情况及其影响做了简略的概述。18世纪俄国的教育思想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