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是德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以《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等享誉世界文坛。其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于教育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以及《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两部著作之中。

在教育问题上，歌德同样深受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的影响。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到处可见恬淡纯朴的田野风光、民情风俗，而这又是与他所批判的封闭、虚假的宫廷贵族生活相映衬的。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自然”简直成了年轻的主人公评判一切的标准。他投身自然，赞美自然，亲近自然的人——天真的儿童和纯朴的村民，鄙视迂腐的贵族、虚伪的市民以及“被教养坏了的人”，主张艺术皈依自然，让天才自由发挥，反对一切陈规戒律；他重视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蔑视宗法制度和封建道德。同样的，维廉·麦斯特也是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和清新宜人的大自然中追求着自身的全面发展和性格的和谐训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浮士德》一开始就为我们描绘了孤守书斋、忍受长夜煎熬的主人公形象。总之，在歌德看来，事物达到了自然发展的顶峰才显得美。

在社会活动中，发展人所有的心智力量，培养和谐个性，这是歌德所主张的教育目标。他认为，在人身上，潜藏着多种力量，或称为才能、禀赋，教育的过程就是发现它们，并使之能够按本身的方式得到培养。这种培养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觉的。因此，要尊重受教育者的爱好与愿望，遵循他们的天性。教育者所实行的教育必须是明确的、有针对性的，而不能是模棱两可的、分散的。对于不同的培养内容和不同的培养对象，应施以不同的教育。比如，在《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中所描述的，学生们按自己的喜好可以选择不同颜色和式样的衣服，而不必穿统一的制服；而教育者则可以从不同的服饰中一眼识别穿着者的性格特征，继而进行因材施教。

在强调遵循受教育者的天性的同时，歌德也看到了人的天性不完美这一缺陷，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任由天性自由发展，可能会陷入迷途。“无约束的活动，不管属于什么性质，最后必将一败涂地。”[82]歌德本人喜欢绘画，并花了很多时间去发展这方面的能力，但最终无法取得突破，只好放弃。他笔下的威廉爱好戏剧，最初致力于在舞台上培养自己，教育观众，结果也失败了。因此，歌德认为不能受天性的任意支配，而应将自由的天性与遵守规则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天才就是能理解规则和服从规则的人。对于教育者来说，既要给予受教育者自由发展的空间，又要严格要求，积极引导，使他们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正是本着这样一种想法，歌德为威廉的儿子——菲利克斯所设计的教育环境与威廉的不尽相同，前者不再是从毫无拘束的社会和自然界中接受教育，而是在教育省接受培养，在那里对受教育者的尊重与严格训诫，个人自由与集体纪律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歌德与卢梭是有所不同的。

天赋的才能是没有实现的才能，正如歌德所说：“一个人生下来只能是一个刚开始的艺术家，决不可能是一个已完成的艺术家。”[83]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这样才会施展出才能的力量。一个有艺术天资的人，如果不向前辈和同时代造诣高的艺术家学习自己所缺少的东西，不去掌握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技能，那么他就会“由于错误地理解保持独创性而一天天退步”，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因此，生来聪颖的人也需要接受长时间的教育。

教育要培养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或者说是精神和肉体共同发展的人。歌德认为，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人，如果在他先天的和后天的才能所及的范围内活动，也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一旦超出受教育者的能力范围，原有的优点和长处也会黯然失色，甚至被毁灭。人们期望人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希望实施一种通才教育，但歌德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十分困难的。原因在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的学科不断创立，社会分工日益细化。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学校只是漫无边际地铺开课程，这不仅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而且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摧残。对此，歌德予以批评，认为课程设置应符合实际需要，教育的目标首先是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某一种人，然后才设法使之能理解各类才能的总和。歌德希望受教育者和他一样去追求各方面的知识，但在实践方面只专心致志地从事一种专业。在他看来：“谁学会并掌握好一门手艺，谁就会比在100行中都是半瓶醋更有才干。”[84]

在教育过程中，歌德将活动置于核心地位，并把活动视为自我活动。他认为，人只有在活动中才能认识自己，才能与人和解；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巩固知识，掌握技艺；只有在活动中才能成就事业，服务于社会。即使是道德教育，也不能停留于孤身只影的沉思，而应该在实践中培养起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从虚无缥缈的道德之巅滑跌下来，才能抵制住邪恶的**。歌德对活动的重视，部分原因是针对德意志的民族性。德意志民族崇尚理论，长于哲学思辨，与英国人相比，缺乏实践精神。歌德希望德国人能按照英国人那样改造自身，少一点哲学，多一点行动的力量；少一点理论，多一点实践；少一些学者和哲学家，多一些实干家。因此，他建议学校应向学生多传授些实用知识，要学以致用，每个人都掌握一门手艺。

歌德所设想的教育活动的舞台是整个社会和大自然。他认为狭窄的活动空间不可能造就出全面发展的人。就像威廉一样，戏剧舞台无法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只有投身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去，才能促进自身的完善，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教育。歌德说过，“日常生活比一部最有影响的书所起的教育作用更大”。[85]当一名学生向浮士德请教时，假扮浮士德的靡非斯特说：“诚实的朋友，灰色是一切的理论，只有人生的金树长青。”[86]当浮士德走出书斋，克服肉欲，转到实践活动，开辟新天地，为人类造福后，他的灵魂也获得了拯救。

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不仅是由于人的心智发展有阶段性，而且由于人的认识过程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由局部到整体的。在歌德笔下的教育省，学生的教育分为三个阶段，表现为三种敬仰：敬天、敬地、敬人，最终达到最高的敬仰——对自身的敬仰，也就是在学生身上培养高度的自尊心，使之“不会再被高傲和自负带到鄙俗的田地”。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音乐成为基础。借助唱歌，唤起最简单的快乐。教授最简单的知识，包括信仰和道德观念的知识，通过填写歌谱、唱谱，训练手、耳、眼和练习书写。在传授高深的知识时，先是用感性符号，然后用象征性的类比手段，最后才做高深的讲解。歌德重视青少年的教育，把国家的希望寄予他们。在他看来，创造一切非凡事物的那种爽朗精神总是同青年时代和创造力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笔下，青少年个个健康、快乐、富有朝气，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反。他对来自德国东北部的青年学者是这样描述的：近视眼、面色苍白、胸膛瘦削，年轻而没有青年人的朝气，毫无健康意识，没有青年人的情感和兴趣，总之一句话，未老先衰。歌德为他们感到悲哀，并把它归之于当时德国非自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造成的结果。在这种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下，教育者按照自己的模式培养青少年，过早地把他们驯养起来，过多地灌输抽象的理论知识，结果扼杀了一切优良品德和才能的萌芽，扼杀了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造就出太多的耽于玄学思考、缺乏实践能力的人。因此，歌德呼吁学校、家庭和统治者都来关心教育的改造，建立一种培养“人”，而不是培养“学者”和“哲学家”的教育制度。

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歌德和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重视天才的力量，但是他的关于天才的思想是在不断转变的，具体说是逐步从唯心转向唯物。一开始，他把天才视为天生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神力。后来，他更强调学习。他认为，才能不是天生的，可以任其自便的，而是要钻研艺术，请教良师，才会成才。天才是一种创造力，表现于政治、军事、哲学、艺术、文学等方面。衡量天才的标准是有所创造，而且这种创造必须对人类有益，其影响必须是持久的。天才必须有刚强爽朗的精神和健壮的身体，就像拿破仑一样，而不像德国人所常想象的那样是个矮小瘦弱的驼子。此外，天才必须有民族文化的基础。在歌德看来，即使像莎士比亚所创造的那些天才奇迹，多少还是人力所能达到的，而且不少要归功于他那个时代的强有力的创作风气。民族文化孕育出天才，天才离不开社会，离不开集体。歌德认为，任何一个人，包括天才，都是集体性人物，就个人而言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单凭个人的力量也是无法应付一切的，只有在团体中才能跟整个世界相抗衡。每个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87]。因此，歌德非常重视集体精神的培养。

综上所述，歌德的教育思想既秉承了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精要，又具有鲜明的现实性，犹如他的文学作品。其思想用他在《浮士德》中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为：“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