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巴赫（Holbach，Paul Heinrich Dietrich d’，1723—1789）于1723年1月出生于德国境内的帕拉蒂内特（Palatinate）的一个小城镇，父母为天主教徒，出身卑微但正直。霍尔巴赫为人诚实朴素，兴趣广泛，阅读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多种书籍。他几乎与当时所有的欧洲名流进行过交往，也因此成为哲学家的“管家”。他的家是名流们聚会的场所，有“欧洲咖啡馆”之称。在他周围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学术观点，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派别，被称为“霍尔巴赫集团”。霍尔巴赫在宗教观上持无神论观点。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个科学家，曾经翻译过大量的科学著作，并且为《百科全书》撰写过许多与科学相关的条目。他曾面壁十余年，撰写了多种著作，1770年出版的《自然的体系》对法国唯物主义做了系统的阐述，被称为唯物主义的圣经。1773年出版的《自然政治论》则集中谈到了他对教育问题的基本看法。霍尔巴赫于1789年6月21日在皇家大街住宅中逝世。

一、教育批判思想

霍尔巴赫的教育批判思想是他的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批判宗教、神学、专制制度的思想一样，他对政府统治者不重视教育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封建专制学校的愚民性、宗教教育的欺骗性给予了揭露。

霍尔巴赫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教育的弊端，那就是统治者忽视公民教育，阻碍公民教育，甚至还尽力分化和腐蚀公民，把公民教育交给那些只顾私人利益、完全不顾社会利益的人，交给那些不要祖国的人，交给那些只考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力更牢靠地压制理性的专制君主，交给那些自称是神灵的代表并且蛊惑人们俯首帖耳地敬奉神灵的暴君。霍尔巴赫进一步揭露了学校教育的弊端。他指出，那些学校的教师们传授给人民的只是奴才精神，只是不加思考地服从领导的习惯，而“这些教师的课程既不能使人们具有关于自由、关于爱护公共福利的概念，也不能使他们具有力图博得同胞尊敬和进行为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各种活动的概念”[116]。这些教师只是培养人民逆来顺受的服从性和自惭形秽的自卑感。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受教育者失望、孤僻并最终丧失活力。

霍尔巴赫对当时政府在教育问题上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提出不满。“大多数现代政府都对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采取可耻的漠不关心态度，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态度更令人惊奇的了。”[117]“国家领导人对国民教育掉以轻心，这也是令人惊奇无比的事。”[118]他认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执政者认真研究过教育人民的问题。这种不关心具体体现在：不提倡体操运动以锻炼人民的身体；不培养真正的美德以塑造人民的心灵；不重视科学，国家从来不管。这种漠不关心的结果就是现代人能力薄弱、教养很差、道德败坏。而这必然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治国水平。

他还批评当时的“学校只不过是用来培养军人，或者传授一些取自冷僻科学（美其名曰法学）的肤浅知识；没有哪一所学校是为培养想研究谈判和缔约艺术的人，为培养想研究商业经营、财政管理以及确定人民真正需要等科学的人开设的，简言之，即为培养想研究政治的人开设的”[119]。看来，霍尔巴赫也意识到，欧洲现代早期教育是一种军事需求，但他充分认识到了现代教育的社会需要，即服务于商业经营、财政管理等也成为当代教育的社会功能。同时他看到了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教育需求，因为他认为应把培养经商的人的教育同培养手艺工人的教育区别开来。他也意识到世俗社会的教育需求，因为他认为有必要把对世俗人的教育同培养任何苦行僧或教士的教育区别开来。世俗人的教育目的是“希望人人都学会为祖国出力，同时也希望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特点学会为祖国服务”[120]。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意识中，“祖国”观念与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霍尔巴赫的思想中也可见一斑。

霍尔巴赫也批判宗教教育和专制制度的教育。他认为，一方面国家领导人不关心国民教育，另一方面“到处都把国民教育交给神职人员去管理”[121]。这些人主要是用宗教寓言、奇迹、圣礼等宗教仪式来麻醉人的头脑，根本谈不上按照人类社会和自然的道德规则去塑造人的灵魂。他看到，无论什么地方都害怕人民接受教育，都阻止启迪民智；这与无论什么地方人民都信教、信神，但没有真正的道德观念是一样的。宗教是这样，专制制度也概莫能外，专制制度越是使得人民生活困苦，它就越是不愿意让人民受教育。于是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暴君政权才认为统治文盲和野蛮人最光荣，且希望人们永远是无知无识的。霍尔巴赫认为，只有暴君喜欢人民没有知识，没有理智，又没有意志。只有非正义的政府才力图使人民陷入愚昧无知的动物状态，因为教育能使人民了解自己的可怜处境，看清自己所受苦难的深重。

二、人学、理性思想与教育思想

启蒙思想得益于科学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发现了社会法则和人的本质，或者说是人的发展规律，从而提出了关于人的科学思想。霍尔巴赫就是从科学中发现并声称道德学是真正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的幸福的科学。世界上所有的居民，包括君主或公民、伟人或平民、富人或穷人、主人或奴仆，都需要这种科学。道德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精神、意志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探索造成精神、意志与行动的动因。在他看来，一个人受到理性的教育，享有贤明的法律，又有品德高尚的人作为榜样和良好社会习俗加以激励，他就会成为有德行的人。那么在霍尔巴赫的思想中，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性？对此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他说：“人是一个有感觉的东西，就是凭着自己的本性、构造、机体，能够感受快乐、感受痛苦，而且由于自己的本质本身，不得不寻求快乐、逃避痛苦的东西。一个有理智的东西，就是为自己提出一个目的，并且能够采取各种适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的东西。一个有理性的东西，就是能够凭着经验选择最可靠的方法来达到自己提出的目的的东西。”[122]

霍尔巴赫与法国其他的启蒙思想家一样，把人的本性作为重要课题加以探讨，并认为每一个人都力图自我保存，追求自己的幸福。唯一能够影响人作为有感觉的生物的意志的是向往快乐，避开痛苦，即对幸福的希望与对不幸的恐惧。他认为人有权遵从自己的本性，满足合理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由感情支撑的，标志人的倾向性。这种感情和倾向性是人应该享受的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是永恒的，不可割让，它来源于对人类本性的承诺，承认人有自爱之权。

霍尔巴赫承认人是有各种需要的，并鼓励这种需要的情欲。情欲是人类固有的一种感情，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是有助于自我保全的，但它需要加以引导，使它发挥有益的作用，因为它也有两面性。他呼吁：“让教育、政府和法律，使他们习惯于把情欲局限在为经验和理性所规定的正确的范围之内！”[123]

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的认识也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普遍的共识。霍尔巴赫认识到，“一个人秉性忠厚，或者教养有素，因而成为我们所谓的道德君子，必然以一种造福人群的方式来活动；至于我们所谓的恶人，则必然以一种祸害的方式来活动。他们既然天性与教养各异，其活动也就必然不同，因此他们的行动体系或他们的相对秩序也就有本质上的区别”[124]。看来，两种人的活动方式不同，促成的社会效应殊异，应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天性和教养。而天性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教养是后天的，是教育的结果。当然教育能够影响一个人的素质，这无可非议，但天性的作用何在呢？这里霍尔巴赫也卷入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关于环境与教育、天性与教养之间的矛盾争论。霍尔巴赫认识的基础有些不同，他特别关注人的共同性。共同性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人性，恒常不变，是人的生物性。但他也承认人性不是不可改变的，于是他在承认人有生物性的同时又肯定人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人必须经营生活，与他人交往，相互帮助，彼此协作，才能维持生存，保障幸福。进一步说，霍尔巴赫认为，人必须生活于国家或社会中，而且处于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出自人的本性，每一个人都应时刻紧跟自己的情欲，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是客观的物质条件有限，难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如果听任个人自由发展，不加以限制，就会危及同类，损害他人的利益，于是霍尔巴赫也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他赋予社会以巨大的力量，“人民的幸福应当依靠……公道原则……社会的本质……社会权利……社会意志……社会力量”[125]。社会是由各个部分构成的机器，这种部分可以由理性拆卸或安装在一起。因此，理性可以使他们能够说明公民的权利、政府的职能以及最适宜产生极为良好效果的教育方法。

他把人分成自然的人和受到文化熏陶的人或生物性的人和理性化的人。他把人既看作生物性的、社会性的，还视之为理性动物。既然这样，人生来就一定知道自己的利益，人类本性经常使他们追求幸福，并终必会获得幸福。霍尔巴赫所谓“理性”是靠经验获得的有益于人们而无害于别人幸福和利益的知识。“人类的理性为了得到培养和训练，是要求有一些增长的、反复的经验和思考的，因此它只能是社会生活的结果。我们与人们生活在一起，才能培养我们的精神和心灵，学会分别真的和假的，有益的和有害的，秩序和混乱。孤立的人只能获得极少的观念；他在任何时刻都是没有保障，冒着千百种危险，不能使自己免祸的。”[126]人通过理性“将会承认，要保存自己并给自己提供一种持久的福利，他不得不抵抗他自己的情欲之经常盲目的冲动，并且为要同别人相处，他也必须以一种同别人的善意相适合的方式而活动”[127]。理性产生于文化环境，也只有在文化环境中，通过人类的实践，才能得到发展。人在经营共同生活中，通过物质交换和思想交流，取得了经验，开拓了观念领域，培育了理性。霍尔巴赫推崇理性的作用，主张让理性指导情欲和理智，这明确地显示了利他的精神。

同时，他把一切都寄望于理性，认为理性可以成功地统一全体公民的意志。理性使全体公民认识到大家利益的一致性，感觉到必须成为自由的人，必须处在法律保护之下，过着平安的生活。霍尔巴赫向贵族们、军人们、富有的公民们、国王们呼吁道德和公正的法律，“自然和理性吁求你们……为了你们的利益，你们必须注意教育自己和教育人民，必须放弃奢侈的生活，放弃难免不和奢侈生活伴生的无秩序状态，还必须治理好有理智的公民，没有他们，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期存在”[128]。

三、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政府的教育作用

霍尔巴赫断定人是环境的产物，“人不过是他那被习惯、教育、范例、政府、意见、长久或一时的环境改变了的机体组织所造成的东西”[129]。人是由环境所培育而形成的社会存在物，他的行动为思想所支配，而思想无非主要是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滋生于人类意识中的产物。他指出：“人心是一块沃土，依照它的本性，这块沃土由于人在它上面散播的种子和对它的耕耘，是同样宜于生长荆棘或有益的谷物、生长毒草或鲜美的果实的……正是教育，在启发我们以真实的或错误的意见或观念时，就给了我们一些最初的冲动，我们是依照这些冲动才以有益或有害于自己或别人的方法来行动着。”[130]显然，霍尔巴赫要求政府，特别是作为政府一项重要事业的教育，能够在这块沃土上播下优良的种子，使之开花结果，茁壮成长，变为聪颖的才智，促进科学的发展。

霍尔巴赫与爱尔维修和孟德斯鸠一样都重视社会环境对人所起的教育作用。他认为人的观念和行为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是人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必然结果。社会环境应该包括政府的设施和政策，政府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观念、思想和行动，政府有责任认清应该承担的任务，“政府应当以这个社会的幸福和维持为目的；它就应当利用各种必需的动力来影响具有感觉的人。人们看不出赏与罚是一些强有力的动力，国家的权威可以有效地利用它们，使国民认清自己的利益，认清在为自己作为成员的那个全体而工作的时候，也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劳动”[131]。

霍尔巴赫追求自由，认为政府应该创造条件使人民享有自由的权利。他所说的自由既包括政治上的自由，也包括思想自由，甚至认为思想自由比经济自由更重要。当然他要求人享有自由主要是针对宗教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思想自由同人类的精神生产联系起来，进一步为倡导思想自由提供理性论证，强调思想自由的合理性。他说：“对科学、对人类精神的进步，对道德、法学、立法、教育的完善，有多少好处不会从思想自由中得到啊！如今，天才到处碰到束缚；宗教不断地扯他们的后腿。被带子缠着的人不能得到官能上的享受，甚至连他的精神也受到约束，人好像被他儿时的襁褓裹着似的。”[132]

在霍尔巴赫看来，政府具有教育的作用。坏政府只会分化人民，恫吓人民，钝化人民的道德感和公益心，使他们只会谋求个人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总而言之，这种政府老是散播恶德，因此它得不到美德也就毫不奇怪了。窳劣的法律，不公正的政府，有毛病的机构，荒谬的习惯，充满非人道和偏执性、阻挠人民自然来往的狂热的宗教迷信”，霍尔巴赫的结论是“靠这一切就永远培养不出良好公民来”。因为政治的使命就是要培养公民的良好风尚，它应当成为人民具有为维护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为繁荣国家所必要的志趣。

霍尔巴赫与孟德斯鸠一样，强调立法的作用。他说：“立法要使有德行的父母关心培养忠诚于祖国的公民，使儿童把服从视为义务；父母希望教好儿童，而服从则是儿童接受教育的必要条件。”[133]公正的立法将奖励科学、艺术和一切能产生实际利益的知识，它教导人民爱护公道原则。这种爱能消除人民中间一切弄虚作假、欺骗、说谎及其他产生互不信任的恶习。于是，霍尔巴赫认为，为了教育公民，必须使他们观念纯洁，达到品德高尚的境地；无知和偏见从来只能造成一些品德很差的人。立法应当指导社会舆论，如果舆论不公正，不符合理性或社会利益，就别让舆论凌驾于法律之上。舆论正确合理，就会是公道的。它惩邪恶，奖善良，尊敬一切为公益出力的人。

总之，政府应该考虑培养体魄强健的人民。为此，政府必须保证国家丰裕富足，教导人民锻炼身体，改善生活条件。政府应该教育人民具有善良的心肠、完善的德行，养成人民行事合乎道德的习惯。政府应当培养人民的理智，使人民有教养、有知识，足以充当国家的柱石。

霍尔巴赫还论述教育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问：“是什么办法，其作用虽不显著但能帮助社会机体避免一切危害它的因素同时，又不会限制和妨碍它的发育呢？”[134]他的回答是，除了教育以外，不存在其他更有效的办法。霍尔巴赫表明了他对教育的理解，即教育是一种办法，教育的作用是帮助社会机体避免危害，会促进社会机体的发展。换句话说，教育是“政治活动家掌握的培养人民的情感和思想以发展人民的才智和品德的最可靠的手段”[135]。霍尔巴赫又把教育的作用转向政治，因为在他看来，对于政府来说，培养青年人作为自己未来的助手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人在青少年时代接受人们所施加的影响的能力最强。进一步说，通过教育，一方面要清除青年人脑子里充满的抽象的概念和使人厌倦的教条，抽象的概念和教条是指宗教的空洞思辨概念和不合社会需要的无用知识的教条；另一方面要培养他们具有天然义务、公道原则、公益心、爱护社会、忠于祖国、重视道德、志趣高尚这些观念。

霍尔巴赫还阐明了教育青年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国家的威力取决于用以鼓舞人民的精神，国家的实力雄厚归功于人民意志统一。要大力培养为民族利益和民族需要所要求的人。而青年时期由于最容易激发热情，因此应教导他们崇拜伟大人物，热爱公共福利和自由，教导他们不怕贫困而怕受人轻视，不怕冒险犯难而怕蒙羞含垢，不怕死而怕受辱；教导青年人懂得功绩和体面重于财富，才能重于出身，品德重于光荣头衔。霍尔巴赫充满自信地说：“这样教育出来的青年到成年的时候就会成为防止敌人侵犯祖国的钢铁长城。”[136]

霍尔巴赫赋予教育以重大的政治艺术价值。他认为，如果伟大的政治艺术在于关心培养政治所希望看到的人才以满足国家的需要，那么，只有教育才是能够造就这种人才的手段。教育适应社会生活条件，能够使青年有的重视农业，有的重视商业，有的重视军事艺术。所有这些人能够帮助政府治理好国家。

四、普及教育思想

“改造最好应该寄希望于普及教育。”[137]霍尔巴赫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改造“不公道的或忽视本身义务的政治”，因为它“天天都在给民族造成严重的创伤”。[138]他赋予教育以改造政治的重要意义，因为在他看来，教育能启发人民认清自己的权利，启发国王认清自己的责任和利益。这就是他所说的“人民教育”和“国王的教育”。他说：“教育告诉国王们：如果社会不幸，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幸福；丧失了道德基础的民族，就既不可能幸福，也不可能有稳固的地位，更不可能强盛；没有公道和自由作保证，任何一个政府都维持不下去。”[139]

霍尔巴赫的人民教育目的与国王教育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通过教育使人民履行权利，后者是通过教育使国王承担自己的责任和获取自己的利益。言下之意是，教育关涉社会的幸福，教育是培养一个民族的道德的基础，教育形成公道和自由。逻辑上教育可以稳固政府的地位，可以保证政府的强盛，可以维持政府。霍尔巴赫一再说，合理的教育能帮助“那些应国家召唤而登上王位的人认清国王的真正的伟大、真正的光荣和真正的安全”[140]。“国王教育的结果”是通过教育使国王心中讲究豪华排场的虚荣心“让位给坦白的胸襟，守秩序的精神，简单朴素的嗜好，履行职责的知识，主持公道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尊重法律、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诚意，对社会福利的热爱，对人民幸福和利益的认真关怀，赢得民族拥护的高尚抱负，惟恐招致人民仇恨的恐惧心，爱好和平的伟大心灵，严格履行自身义务的责任心”。[141]霍尔巴赫认为，国王应受这些原则的教育。这样可以改造国家，可以影响臣民。于是他说：“既然合理地教育国王能使宫廷发生如此令人高兴的变化，那么明智地教育全体公民对社会的好处又会有多大！”[142]

霍尔巴赫所提出的“正确的政策”，实际上与孟德斯鸠的政府原则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它以理性、法律和社会利益为指针，其宗旨在于使人们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鼓励人们热爱祖国，指出没有自由，祖国也就不能存在；其目的在于“教导人们培养真正的道德，没有道德，社会生活对他们也就没有好处，没有乐趣”；在于“教导人们懂得，把臣民、夫妻、父子、朋友以及社会成员互相联结起来的关系是神圣的”；在于“启发人们、培养他们的高尚的情操，使他们知道社会尊敬的意义，使他们具有博得社会尊敬的热烈愿望”。[143]显然，这些原则具有教育的功能，实际也就是他所说的“公共权力应当促进公民的道德教育”。那么什么是霍尔巴赫理解的道德呢？“道德只有在政权有利于它的时候，在法律加强它的时候……在高尚的品行受到奖励和尊敬而获得鼓舞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道德。”[144]霍尔巴赫坚决否定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宗教无助于培育道德意识，反而会挫伤进入道德境界的思绪，二者之间没有积极的联系。绝不能把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上，诉诸虚构的超自然实体的意志，必须以个人的行为有益于社会现实作为基础。他说：“使人成为善良的，是有理性的教育、高尚的习惯、贤明的体系、公平的法律和处理得当的赏罚，而不是种种艰深晦涩的思辨。”[145]在他看来，真正的道德同人们的宗教观点相抵触。[146]

霍尔巴赫向往的是要建立一个无神论社会，这是“一个没有一切宗教，被公正的法律所统治，被良好的教育所陶融，由于奖赏而引人向善，由于公正的惩罚而使人避恶，从迷信、谎言和幻影中解放出来的无神论者的社会，和那些一切都协力在麻醉精神和败坏人心的宗教社会比较起来，将会是无限地更为高尚和更为有德的”[147]。显然，霍尔巴赫心目中的社会是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在那里，法律占统治地位，赏罚严明。尤其可贵的是，霍尔巴赫认为，教育能够陶冶人们的性情，使人为善；一切都按照自然和理性的指引而自行运转。

在自然观上，霍尔巴赫认为，自然能提出合理的教诲，使高高在上的人物服从自然规律，满足人的本性的要求。自然规律内化于人的心智则为理性，服从自然规律也就是服从理性。这种理性使人们认清教育必须以理性为前提，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社会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才能有良好的法律，达到合理的目的。

霍尔巴赫在“论人民教育”时谈到，一国政治昌明的可靠标志是“教育人民，培养他们的高尚道德品质”，给人民做有益的事，满足人民的需要。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人民没有坚实的道德基础，那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懒惰和腐化。

从逻辑上说，普及教育意味着普及知识，普及知识对于治理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教育人民应该是任何政府值得关心的重要事情。在霍尔巴赫眼里，这是一个管理文明人民的政权，它具有不可估量的优越性。为了保护自己的政府，就应当知道政府的优点或长处所在，就必须教育人民，使他们明白道理，帮助他们认清自身的利益，激发他们应有的拥护政府和爱护公共机关的情感，唤起他们的责任感，使他们理解平安的好处。人民受教育，使国家有可能避免沽名钓誉之徒和造谣中伤分子所挑起的党派纠纷、政局动**和种种**。他还说，人民从事劳动，失去了接受教育、启迪智慧的机会，因此他们最有权利受到统治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