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
约翰·斯各特·伊里杰纳（John Scotus Erigina），是加洛林宫廷学者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基督教会的最后一位希腊化学者，后世神秘主义思想的先驱。他的生卒年月、出生地点史书均无记载，同时关于他的籍贯和出生地尚存在一定争议。但根据他的名字大体可以确定其国籍。约翰·伊里杰纳或约翰·斯各特，意思是“爱尔兰的约翰”。“爱尔兰从前叫作埃林（Erin），而它的人民是跟苏格兰的高地人（Scots）即苏格兰人是同一个民族的。因此，Erigina这个名字就表明他的国家是苏格兰人的国家，而Scot则是他的种族和民族。”[100]现在学界普遍采纳这种观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关于他出生的具体地点和年月，则无从考证，他大致出生于9世纪初。关于他童年的教育状况也仍然是一个谜，有学者认为：“他自幼在本地学校读书，有一句话可以表明伊氏之求学精神：‘除了由真理而来的喜乐以外，没有什么叫人可以羡慕的。除了缺乏真理以外，亦没有什么叫人可以躲避的。’”[101]这种观点虽可揭示出伊里杰纳童年求学的一些情况，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而显得证据不足，无法令人信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幼年时期曾学习过希腊语，在他生活的时代，希腊语已基本上在基督教世界销声匿迹，所以他成为他那个时代唯一通晓希腊语的学者[102]，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查理统治时期最有名望的宫廷学者，自此始，史书才有了关于伊里杰纳活动的记载。至于伊里杰纳究竟是哪一年到查理宫廷里的，也存在着争议，因此关于伊里杰纳历史起点的确定一直成为一个谜。845年左右，他进入查理的宫廷。查理去世以后，关于伊里杰纳的历史记载也至此结束了。所以伊里杰纳执掌宫廷学校大约达32年之久。这一时期是他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时期，为宫廷学校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于伊里杰纳在宫廷学校中具体的教育活动，现尚无史料可以揭示，但从当时宫廷学校在社会上的反响来看，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虽然查理统治时期社会衰落、政治衰败，但“从知识界的情况来看，则比一般所说的情况具有更多的活力和思想自由，更多的对文学的爱好”。通过以伊里杰纳为代表的大批宫廷学者的努力，“宫廷学校重新发出了这样的光辉，以致那些同时代的人把它当作新鲜事物而大为惊讶……当时公众对秃头查理宫廷中的文学的复兴有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不说l’école de Palais（宫廷的学校，Schola Palatii），而说le Palais de l’école（学校的宫廷，Palatium Schola）”[103]。足见宫廷学校已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和社会的学术、文化中心。作为宫廷学校校长的伊里杰纳，无疑成为宫廷学校复兴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这也可以看成是他教育成就的一种间接体现。由于伊里杰纳在877年查理去世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在史料记载之中，所以关于他的去向及结局有许多猜测，其中最令人信服的是他一直留在法国，而且先于查理去世，即在877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关于这种观点，似乎可以由罗马的图书管理员阿纳斯塔修斯约在876年写给查理的一封信加以证实，在这封信中，当阿纳斯塔修斯谈到伊里杰纳时就像谈到一个已死的人似的[104]，这种语气与伊里杰纳在查理宫廷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因此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伊里杰纳作为中世纪早期西方基督教社会的一位思想家，他“在学术史上是一位孤独人物，既没有先驱，也没有后继者，他不曾创立任何思想流派，也不曾和同时代人物真正进行哲学对话”[105]。但他的的确确构造了一套超越其所处时代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论神的预定》（也称《论宿命论》）和《论自然的区分》等著作中。《论神的预定》成书于851年，是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他关于宿命论的观点在基督教社会激起极大的喧嚣。当时里昂教会的一个教士弗洛鲁斯曾对此书大加攻击，“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反对某个名叫约翰的狂妄自大的人在关于宿命论和上帝的先见，以及人类思想的真正自由方面的愚蠢的错误”[106]。这部著作也引起当时教皇尼古拉一世的不满，他曾要求查理把伊里杰纳送到罗马受审或至少把他赶出宫廷学校；同时这也成为855年瓦朗斯宗教会议和859年朗格尔宗教会议谴责的主要对象。《论神的预定》主要思想在于伊里杰纳提出了“真正的哲学就是真正的宗教，反过来，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哲学”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以信仰主宰一切的社会中，引入了理性的冲击，把理性与信仰二者相提并论，这必然激起教会当局的强烈不满。而在《论自然的区分》一书中，伊里杰纳体现出了强烈的泛神主义色彩。他运用新柏拉图主义和泛神论思想，论述上帝通过一个神圣的永恒的过程而创造一切，上帝是一切事物的统一；重视人的理性，贬斥教士们的权威。美国学者威尔·杜兰（Will Durant）对此曾评价道：“在阿贝拉德（阿伯拉尔）200年之前，在许多荒诞无稽的学说之中，这是一次对神学大胆的挑战和对理性的启示，也是一次对基督教和希腊哲学调和的企图。”[107]伊里杰纳的泛神论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斯宾诺莎泛神论思想的直接来源。除此之外，伊里杰纳还翻译了大量的希腊语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在858年翻译的署名为大法官狄奥尼修的著作，定名为《伪狄奥尼修》，这部著作不但影响了伊里杰纳本人，而且“几乎像《圣经》一样”，对欧洲的神学和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这些著作被法国神学家米涅收入《拉丁教父文集》第122卷中，成为研究欧洲哲学史特别是中世纪思想史的宝贵材料。
伊里杰纳是一位超越了其所处时代的思想家，所以后世许多学者称他为“当时爱尔兰给予欧洲的最伟大的学者”“中世纪哲学之父”“中世纪哲学的查理大帝”等，表明了他在中世纪思想史上所处的独特地位。他的思想自成体系，是中世纪“大全”式哲学体系的先驱，对后世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主要教育思想
伊里杰纳出任宫廷学校校长约32年之久，长期的教育实践必定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但由于史料的原因，现存的关于伊里杰纳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方面的材料极为稀少。因而关于他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其哲学思想入手，结合其相应的教育实践来进行探讨，这也是和当时社会中教育的地位相符的。综观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教育目的观
伊里杰纳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主要散见于他关于哲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论述之中。在伊里杰纳思想中，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理性与权威所探讨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即试图用哲学去诠释宗教，实现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二者的调和和统一。这种调和思想特别是哲学与宗教二者间的调和并非伊里杰纳的首创，“历史地看……他是9世纪时这种始于2世纪而在5世纪十分活跃的、想把亚历山大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混合起来的企图的代表者和译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示出他是继承了这些事实和专有名词的；他是想把事情一直追溯到雅典本身、追溯到古代哲学各学派内部的那条虔敬幻想的链条的最后一环”[108]。基佐的这段说明充分表明了伊里杰纳的思想渊源。他特别推崇奥古斯丁“哲学即对智慧的爱，无非就是宗教”的观点，这在他《论神的预定》一书的开头便被加以引用，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真正的哲学就是真正的宗教，反过来，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哲学”的哲学与宗教同一论的观点。他以哲学为出发点，试图把哲学与宗教调和起来，他认为“上帝不是哲学的禁区，它不只是宗教信仰的对象，也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宗教崇拜和理论思维应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109]。在他看来，信仰和理性二者并不矛盾，而应当是内在一致的，这可以用他关于信仰和理性的理解加以证明：“我认为信念无非是按一种合理的本性从它里面衍生出关于造物主的知识的某个原则。”[110]这实际上表明伊里杰纳认为信仰来源于理性，具有高扬理性的趋向。而关于理性，他认为“灵魂它本身是未知的，可是它开始对它自己显露出来，并对其他东西也按它的形式显露出来，那就是理性”[111]。这表明他所理解的理性自身就是一种神化了的理性，是神向人的启示。作为一个宗教信仰者，尤其是身处中世纪教会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者，他的思想仍然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他不否认宗教经典《圣经》的权威，但他主张必须要用理性对《圣经》加以合理的解释。“在一切事物里我们必须听从圣经的权威，因为真理就被封闭在那里，就像封闭在一个秘密的圣殿里那样；可是我们切不可认为，为了赋予我们神圣的天性，圣经总是使用精确而文雅的字眼和符号；它利用比喻、隐蔽而形象的词语，屈就我们的弱点，并用一种简单的教育方法提高我们迟钝而幼稚的思想。”[112]这暗示伊里杰纳试图对《圣经》的权威进行合理解释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承认《圣经》只是作为一种形式上的权威，而这种权威的认可则要取决于理性对《圣经》的合理解释；这实质上是一种反权威，是对理性力量的一种认可。这与他关于权威与理性关系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他认为，“权威是理性的衍生物，并不是理性从权威中衍生出来。一切不被理性承认的权威似乎是没有价值的。与此相反，理性无故地寄托在自己的力量上，无须经任何权威批准。合法的权威，在我看来，只是被理性力量所发现而由神圣的神父们传送出来供后代利用的真理”[113]。在这里，理性实际上已成为权威认可的一种标准和准则，而超越于权威了。这种思想与他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的观点产生了矛盾。对此基佐认为，“他需要有宗教这个盾牌来保护自己，来对付以他为对象的种种攻击”[114]。这种解释与伊里杰纳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其思想经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其思想中自相矛盾之处。
总之，在哲学理性和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上，伊里杰纳思想的实质与核心在于：推崇理性，贬斥迷信；推崇知识，贬斥盲从教士们的权威。这也成为伊里杰纳教育目的观的起点和归依。为了实现在信仰中用理性去指导和诠释信仰，人们就必须通过一定的中介去丰富和完善人们的理性，确立起信仰和权威的理性法则，从而使人们有这种理性的能力去获取信仰中的主动与自觉。而这个中介无疑只有通过教育的作用方能加以实现，因为理性的培养必须落脚于具体的知识，只有知识的不断积累才有可能提高理性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杰纳的教育目的观主要在于通过知识的传授，培养人们的理性能力，这也是其理性与信仰关系思想的必然产物。这可以从伊里杰纳对哲学学科的重视中加以体现。由于理性具有极强的思辨性，所以在理性训练中，抽象、思辨性较强的学科必然会成为主要的选择，而哲学学科无疑属于这一类学科。他认为哲学是一种方法，在《论神的预定》一书中他指出：“……在认真地调查研究和试图确实地发现一切事物的原因时，达到一种虔诚而完善的教义的一切方法都在于希腊人叫作哲学的那种学科和教育。”[115]这种方法是用来寻找事物存在原因的一种方法，而把这种方法运用于信仰之上，他认为应把神学理性化，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圣经》。他指出：“哲学就是对正教教条的解释，人们用它来对上帝——万物最高的根本原因——进行毕恭毕敬的顶礼膜拜和理性的研究。”[116]在这里，哲学成为一种工具和方法，通过这种工具和方法体现出理性的法则。因此，哲学学科的教育便成为用理性诠释信仰的必要前提。所以伊里杰纳在此又更进一步地回归于理性至上的基点之上，使理性成为其思想的目的与核心，在其教育思想中也不应例外；并且理性教育目的的实现是通过哲学学科的传授来加以实现的，由此构建起了他独特的超越其时代的教育目的观。
（二）教育作用论与神人观
伊里杰纳由其哲学与宗教关系的思想孕育出理性培养的教育目的观，但是这种理性能力的培养是否具有可能性，则取决于教育对象即人是否具备认识的主体性和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只有在人具备了获取知识的可能性的前提下，这种理性培养的教育目的才有可能实现。同时，即使具备了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教育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作用的问题，即教育如何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与伊里杰纳自身关于人的认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论自然的区分》一书中，伊里杰纳把自然的过程分成四种存在：第一类和第四类存在指的都是上帝；第二类存在指种和类，包括上帝的各种各样的理念、万物的形成、本质或逻各斯；第三类存在指的是具体事物，是“自身被创造却不能创造他物的存在”，而人就属于这一类存在。这种划分表明伊里杰纳把上帝看成是创造了万物并且超越了万物的存在，是世界所有存在与非存在的本源、核心，同时又是归宿，具有至高的地位。人作为上帝所创造的万物的一种，无疑是居于上帝之下的存在。但是人和其他存在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是并列抑或是主宰或是其他？伊里杰纳认为人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存在物的特殊存在物”。人既是一种精神性存在又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其他存在物则仅是二者之一，由此伊里杰纳提出了人要优于其他存在物的命题。他根据观念是万物的本质并且先于事物而存在的原理，推导出上帝使一切有形的与无形的被造物，使整个被造的大自然，都包含在人里面。他认为，“凡有形与无形的被造之物，没有不包罗在人心里，没有被造物的本质不是在人里面的”[117]，“宇宙间一切，不论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任何部分，无不存在、知觉、活着及概括在人里面”，甚至“天使所禀赋的本性，也无不存在于人的里面”[118]。实际上他是把人置于了一种上帝之下、万物之上的地位，由此凸显出了人在万物中的独特地位，具有初步的人本主义的思想萌芽。同时，伊里杰纳并未停留于仅仅把人看作较为优越的种类的观点，而是进一步突出人的作用。他认为上帝之所以把万物的观念或本质统统放在人里面，目的是要在人里面创造一切。“如果事物本身存在于它们的观念中比存在于它们自身中更为真实，并且如果它们的观念自然存在于人中，那么它们都是在人中被创造的。”[119]在这里伊里杰纳把人置于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的地位之上，强调人的丰富性和创造性。既然人的理念创造出了其他的存在物，那么也必然能够认识其他的存在物，从而肯定了人类的认识活动。他还认为这种认识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本性活动，人类认识能力的先天性就肯定了人类先天具有获取知识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人类社会后天的教育活动提供了生命力，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因此，伊里杰纳认为人类先天认识能力使理性教育目的培养有了可能性。教育的作用则正是在于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达成人类理性能力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在探讨神人关系的同时，在高扬了人居于世界各种存在物的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之上，伊里杰纳还深入探讨了人性论方面的问题。他提出人性善的观点，他认为“神圣的善性，是永存无量的，不但在善人中，亦在恶人中。我们的性情不是生而恶的”[120]。他从人和万事万物的创造者上帝出发，认为上帝本身不可能预定恶的品质，如果上帝在创造万物时就先定了有恶的因素的存在，那么社会与上帝本身的善相矛盾，这就暗示上帝本身既存在着善因也存在着恶的因素，而这与万物创造者和归依的完美的上帝形象是不相符合的，因而不存在着先定的恶。但为什么在人的品质中会出现恶的因素呢？伊里杰纳认为，人和上帝一样，都具有自由意志，人在选择善的同时，也有可能选择善的对立面。所以他认为罪和恶只不过是善的反面，罪、恶即“不善”或“反善”，并且恶只是善性发挥过程中的一种偶然，它具有一定的时间性，主张善、恶之间可以实现二者的相互转换，即可以由恶向善转变。因此，恶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依附于人身上的品质，而非人所先天具有的，至善则是人善性的根源和目的所在。这种思想实际上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即人既具有选择善的可能，也有选择恶的自由，由此便为教育提供了发挥效用的机会。在个体的人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时，教育的功用就在于以人性的至善为标准，引导和规勉人去弃恶择善，从而发扬和彰显人性中本有的善性，提高个体自身的选择能力。这实质上是个人主体性教育思想在善恶选择上的具体体现。同时，教育的作用还表现在能帮助人们去实现由恶向善的转变，因为善恶皆是由个人所造成的，所以个人在接受教育的前提下，也可以变不善为善。因此，教育的功用就在于以至善为标准，在充分尊重个体自由意志的前提下，去引导个人主体性的发挥，以此来实现教育的道德功用。
伊里杰纳的人性本善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传统的关于原罪、永罪和赎罪的说教，打破了基督教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这无疑是一种超越其时代的思想的进步。所以恩格斯在论及伊里杰纳的思想时曾这样评价道：“他的学说在当时来说是特别大胆的；他否定‘永恒的诅咒’，甚至对于魔鬼也如此主张，因而十分接近于泛神论；因此，当时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他就不乏恶意的攻击。”
（三）教育内容观及教学方法论
1.教育内容观
关于伊里杰纳在宫廷学校所选定的教学内容，虽缺乏直接的史料的实证性支撑，但从其他现存史料来看，至少有两方面：一是古代哲学和文学；一是关于七艺的教育。
（1）古代哲学和文学
从伊里杰纳著作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偏好来讲，他公开盛赞哲学学科在信仰解释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偏好古希腊哲学，认为古希腊哲学的训练是从事一切研究的基础。“为诚挚地探求万事万物的成因，每一种达成完美学说的方法，都必须以希腊人所称为哲学的科学和训练为基础。”[121]这种哲学的训练无疑只有置于教育的实践之内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因此，哲学无疑是伊里杰纳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同时也可用当时宫廷学校的精神传统的延续而加以证明。在伊里杰纳之后出掌宫廷学校的是一位名叫曼农的学者，他仍以古代哲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与他同时代的好几个学者都赞扬他关于哲学的博学的讲授。[122]这种讲授的传统无疑来自伊里杰纳的努力。
作为当时社会唯一精通希腊文的学者，伊里杰纳曾翻译了一些希腊文著作，这不可能不成为他日常教学活动的内容而加以传授。同时为了满足当时社会对希腊语的迫切需要，相信没人会怀疑他会进行一些有关希腊语知识的教学，虽然没有确凿的史料能够证明这一点，但这些无疑是伊里杰纳传授的主要内容之一。
（2）关于“七艺”的教育
伊里杰纳传授“七艺”方面的知识，是符合文化传承的客观实际的。早在阿尔琴主持下的宫廷学校，“七艺”便是主要的教学内容，作为一种教学模式的继承，此时进行“七艺”教学当无疑问。但对于伊里杰纳自身关于“七艺”的掌握水平，由于受时代限制，所以很难说他是否透彻地理解和把握了这七种学科。但有史料表明他对七种学科有了某些新的认识，他的关于“七艺”的定义随处可见，但那些现存定义似乎都只是把它们看成是一门具体的呆板的学科，而缺乏艺术的力量，因此他重新从艺术的角度对“七艺”进行了定义。他认为：
文法即用以保障进行清晰表达的艺术；
修辞即用以深刻、全面地阐明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偶然性（occasion）、可能性（opportunity）以及质量（quality）七种因素所界定的相关主题（topic）的艺术；
辩证法则是用以努力探究人们意识中那些基本的合乎理性概念的艺术；
数学是一门建立在大脑沉思基础之上的纯粹的关于数的推理的艺术；
几何是一门经过大脑的敏锐观察而对平面或立体图形的间隔（intervals）和表面（surfaces）进行思考的艺术；
天文则是一门对天体维度、天体的运行及其周期进行观察的艺术；
音乐是关于音调中被感觉的音程的科学。[123]
这种理解为传统的“七艺”注入了较为轻松的艺术的情调，无疑是对传统理解的一种升华。但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七种学科在教学中的具体实施情况便不得而知了。
2.教学方法论
在教学方法上，伊里杰纳在继承宫廷学校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之上，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学的思维、教学方法。在《论自然的区分》一书中，伊里杰纳采用对话体的形式，从教师与学生的角度，通过相互的提问、解释和探究来展开全书的论述。这种对话体可以看成是他教学中对话法的书面表现，这种方法也是阿尔琴时代宫廷学校所惯用的主要教学方法。这种历史传统的沿袭足以证明伊里杰纳在教学中采用了对话法；除此之外，伊里杰纳还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他在《论自然的区分》中指出：“推理的真正程序可以从对感性事物的自然研究发展到对精神事物的纯粹沉思。”[124]“对感性事物的认识远不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它对理解理性事物是大有用处的。因为正像通过感觉我们达到理解，同样，通过创造物我们回返到上帝。”[125]这实际上是强调一种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方法的运用，这不仅是一种思维方法，而且无疑也是伊里杰纳教学方法的一种。除归纳法以外，伊里杰纳还十分注重观察法的作用，他说：“因为要达到对最高典型的最纯粹的沉思，除了很好地注视接近我们的他的映象之外没有别的道路。”[126]他通过观察具体而寻求抽象的理解。所以这些方法无疑为伊里杰纳重新复兴宫廷学校发挥了重大作用。
综观伊里杰纳的思想，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而教育思想只不过是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也是其神秘主义的思想和对理性的张扬，直到13世纪这些思想仍然引起教廷的恐慌，以至于教皇曾下令搜寻所有伊里杰纳的著作并寄到罗马加以焚毁。这不能不从反面印证出伊里杰纳思想的光辉之处和超时代特征。可以说，伊里杰纳是中世纪时代一位孤独的思想先驱，因为他的存在，中世纪才显现出一丝思想的光芒。这也正是伊里杰纳伟大的功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