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拜占庭帝国的社会概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一、拜占庭帝国的社会形态

3世纪起，罗马帝国度过了它的奴隶制繁荣时期，逐步走向没落。为挽救帝国的衰败，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把国都由历经战乱、困苦不堪的西部，迁到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东部，在古代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的旧址建立新都，定名君士坦丁堡。本来已存异议、纷争剧烈的罗马帝国逐渐形成了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各为中心的东西两部分。395年，罗马帝国终于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国家。仍以罗马为都城的西部，史称西罗马帝国；建都君士坦丁堡的东部，史称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版图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主要包括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爱琴海诸岛和北非东部一带。

罗马帝国分裂后，西罗马帝国风雨飘摇，日薄西山，面临着空前规模的内忧外患。在奴隶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它很快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则有所不同，其历史又延续了近千年。实际上，5世纪下半叶，拜占庭也曾陷入内外交困、摇摇欲坠的境地。然而，由于拜占庭奴隶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特点不同于西罗马，因此，未蹈西罗马灭亡的覆辙。在拜占庭的农业生产中，东部地区虽然还存在奴隶制田庄经济，但一般规模不大，尤其在全国农业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拜占庭主要采用隶农制，农业生产者以隶农为主，辅以奴隶和自由农民。这样，拜占庭农业中的奴隶制危机远不及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另外，当西罗马繁华的城市在战火中变成残垣断壁的时候，拜占庭城市普遍保持稳定和繁荣。拜占庭一些较大的城市不仅是政治和军事中心，而且是工商业中心。城市中手工作坊林立，城市之间贸易往来频繁。帝国境内手工产品，诸如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呢绒、刺绣、麻布、毛呢等远销海外。拜占庭帝国政府从农业和工商业中征得大量赋税，足以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和雇佣军队的开支，保证了中央政权的持续稳固。尤其是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处东西交通要冲，连欧亚两洲大陆，扼黑海与地中海咽喉，三面环海，沿岸陡峭，一面城墙高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极富战略意义。因而，拜占庭虽然屡遭外族侵入，君士坦丁堡几乎每次都凭借自身优越的地理条件，化险为夷，不致使拜占庭遭受灭国之灾。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使它起到了沟通欧洲和亚洲的桥梁作用，并成为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毫不夸张地讲，4—12世纪，君士坦丁堡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真正的国都，它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因此，拜占庭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经历了平缓渐变的过程。4—6世纪，拜占庭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度在7—9世纪初步确立，11世纪最终形成，13—15世纪由于十字军东侵和奥斯曼帝国入侵的双重打击，拜占庭才逐渐衰亡。在拜占庭千余年历史中，拜占庭帝国常常以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自居，拜占庭人也把自己称作罗马人。

拜占庭的社会特点决定了其教育特征。拜占庭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大的世俗政权，庞大的国家机器需要大批掌握读写技能和法律知识的官吏为之服务；发达的工商业和广泛的对外贸易，要求人们具备一定的地理、天文与数理知识；穷奢极欲的拜占庭皇室和教会还需要懂得物理学（主要是机械学）和数学的人，为其建造金碧辉煌的宫殿和教堂；拜占庭统治者需要历史上统治臣民的经验和歌功颂德的诗人。正是世俗政权和社会的需要，才使得古代希腊罗马所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世俗教育体系在拜占庭得以保存，古典文化教育的传统也未曾中断。

二、拜占庭文化和宗教特点

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大都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帝国的故土。经过希腊化时期（前4世纪—前1世纪），希腊文化成了该地区共同的文化。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希腊化达到了顶峰。3世纪左右，罗马帝国西部同西方诸民族接触日多，拉丁化倾向日趋明显，帝国东西部在文化上的分歧逐渐加剧。罗马帝国移都君士坦丁堡后，尤其是日耳曼人征服了西罗马后，拉丁化的西方和希腊化的东方已泾渭分明。希腊语在西欧逐渐成了陌生语言，以致在拉丁语课文中出现了希腊词或引文，都在其后注明：“不要读！这是希腊语。”拜占庭则恰恰相反，此时开始了第二次希腊化时期，希腊语不仅是通用的民间用语，而且重新成为官方用语。语言虽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外部形式，但它体现了希腊的文化、希腊的精神和希腊的生活方式。拜占庭担当起了古典希腊文化保护者的角色，大量的希腊典籍被保存下来。如果没有拜占庭对古典文化的保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等人的著作就很可能遗失湮没，人们就无法比较全面地了解古代希腊文明，那么，这种损失不仅对西方文化，而且对整个人类文化所造成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拜占庭境内由古代发展起来的繁荣城市一向是文化教育中心，这些城市保存着宏丰的古代文化典籍和完备的教育设施，为拜占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还需指出的是，拜占庭的疆土包括了埃及和西亚一些文明古国的旧壤，再加上它不断地同东方文明古国波斯、印度、中国接触和交流，使文化教育兼具东西方综合的特点。

拜占庭教会虽然也是基督教会，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背景的不同，早在西罗马灭亡之前，基督教会就已有了东、西派之分。东派教会主要分布于欧洲东部、亚洲西部和北非东部，西派教会主要分布在欧洲西部和北非西部，两者在神学、教义、礼仪、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中世纪初期，西欧各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罗马教会趁机利用它在政治上的地位，支配了意识形态领域，垄断了文化教育，使之服务于神学，把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视为“异教”邪说，肆意摧残。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竟说什么“不学无术是真正虔诚的母亲”，下令禁止阅读古典作品，不准研究数学。在教会怂恿下，许多古代艺术珍品和书籍被毁坏。虔诚的教士们一丝不苟地把写在羊皮纸上的古代手稿字迹刮去，然后毕恭毕敬地改写上经文、神迹故事或修道院编年史，古典文化毁失殆尽。诚如恩格斯所言：“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缺不全的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1]

反观东派教会，虽从4世纪起也曾展开过向所谓异教文化（主要是古典希腊文化）的挑战，野蛮地摧毁优秀的世俗文化，残酷地迫害“异端分子”。例如，391年，文化名城亚历山大里亚的大主教唆使教徒焚毁该城著名的图书馆；415年，教会又极端残忍地杀害了当地著名的女哲学家兼数学家希帕蒂娅（Xypatia）；529年，皇帝查士丁尼（Emperor Justinian）支持教会关闭了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代文化教育中心雅典学园，凡此等等。然而，由于拜占庭始终存在着强大统一的世俗政权，教会处在从属于世俗政权的地位，皇帝对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可以颁布神学理论，制定教会法规，召开主教公会议，任命教会高级神职人员。故而，东派教会对文化教育的控制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且常常受到世俗政权抑制，远未达到西派教会那种对文化教育垄断和独占的地步。另外，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东派教会继续保持着用希腊哲学观点钻研神学理论的传统，学习古典文化知识成为必需。就这点而言，东派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希腊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

三、拜占庭文明的交流与影响

拜占庭的历史长达近千年。它在鼎盛时期，幅员辽阔，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比较繁荣，文化相对发达。因此，其文明的影响绝非狭隘地区性的，而是具有重要的国际性影响的。其间，拜占庭不断同东方文明古国波斯、印度和中国相接触，在文化教育上相互交流和促进；古代伊斯兰国家的文化教育发展也深受其影响。特别是十二三世纪以前，拜占庭文化教育水平不仅远远高于东欧各国，而且处在西欧各国之上，对东西欧文化教育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拜占庭文明很早就同波斯、印度和中国有所交流，尤其是东派教会的聂斯脱利派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该派推许古代希腊文化，注重以希腊哲学方式来研究基督教神学。5世纪中期，聂斯脱利派出走君士坦丁堡，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传教基地。他们带去大量的古代希腊哲学、修辞学、天文学、几何学、历史学、艺术和科学著作，并将其中一部分译成叙利亚语。5世纪末期，该派传教大本营移到波斯境内，在萨珊王朝的庇护下，从事古典文化教育活动达数世纪之久。他们建立学校，把学校不仅当作培养传教士的基地，而且当作传授和研究希腊知识的场所。许多古代希腊著作被译为波斯文，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促使希腊哲学与波斯、印度哲学相互接触和交融。聂斯脱利派的传教士也曾到中国传教，中国史书上称之为“大秦景教”。这些传教士将拜占庭擅治眼疾和痢疾的方法带到了中国，也将中国的养蚕技术带回了拜占庭。

拜占庭文明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伊斯兰国家的文明发展。7世纪崛起的阿拉伯帝国相继战胜波斯和拜占庭。在征服和扩张过程中，伊斯兰统治者发现统治比自己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域，控制基督教、犹太教等有不同信仰的民族，不能单纯凭借军事威慑和政治高压，还必须学习外邦先进文明。因此，伊斯兰国家对希腊等异教文化采取宽容和吸取的态度。起初，阿拉伯学者研习希腊学术时，得到的大都是聂斯脱利派传教士译成叙利亚文和波斯文的希腊作品。稍后，阿拉伯人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一些文化教育中心，获得了丰富的希腊罗马典籍，直接接触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8世纪，阿拉伯人研究和翻译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蔚然成风，许多阿拉伯学者亲赴拜占庭境内研读和搜罗古代典籍。9世纪，哈里发麦蒙（al-Ma’mun，813—833年在位）在统治期间，奖掖学术研究，尤其推崇希腊学术。在同拜占庭作战取得优势时，麦蒙致函拜占庭皇帝，请他代为搜罗希腊著述，得到了大批书籍。为此，麦蒙设置专门翻译馆，将卷帙浩繁的希腊哲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典籍译为阿拉伯文。正是在吸收希腊文化，兼融印度、波斯等文化成分的基础上，独具特色的阿拉伯文化形成了。阿拉伯人也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参照借鉴了拜占庭学校教育经验，建立起富有伊斯兰民族特色的学校体系。

在东欧，拜占庭7世纪便和斯拉夫人有所接触。9世纪后，拜占庭同东欧诸国建立起广泛而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这些国家的行政制度、宫廷生活、法律、文学艺术和教育无不仿效拜占庭。拜占庭文明影响东欧同基督教的传播密切结合在一起，9世纪，拜占庭传教士西里尔（Cyril，约827—869年）和美多迪乌斯（Methodius，约825—884年）两兄弟前往大摩拉维亚公国传教。他们两人都是著名的学者、神学家和语言学家，已在多瑙河流域的斯拉夫人中传播基督教多年，号称“斯拉夫人的使者”。在大摩拉维亚公国传教过程中，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以希腊字母为基础，并考虑斯拉夫语的发音，创造出一套斯拉夫字母，把《圣经》等书籍译成斯拉夫文。这套字母成为现代斯拉夫语系字母的雏形。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还广收门徒，训练了许多通晓斯拉夫文的传教士。两兄弟所做的这项工作，无论对当时传播基督教文化，还是对斯拉夫文明的发展，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865年，保加利亚大公接受了东派教会的洗礼，皈依基督教。东派教会派出许多懂得斯拉夫语的传教士到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受拜占庭文明影响日甚，也加速了保加利亚封建化的进程。9世纪，基辅罗斯公国开始同拜占庭交往。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尊奉基督教为国教。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创造的斯拉夫字母也传入这一地区，遂成为俄文形成和发展的基础。11世纪，基辅罗斯公国把大量的基督教书籍和希腊作品翻译为俄文。东欧这些国家正是通过接受拜占庭文明的影响而加速了自己民族文明的发展。

拜占庭文明对西欧特别是意大利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6世纪，拜占庭皇帝占领意大利南部、西班牙等地后，曾留下一些由帝国所设立的学校及希腊学术研究机构，它们遂成为中世纪西欧保存古典学识的中心所在。爱尔兰寺院学派即由此类学术研究机构演变而来。11世纪末到13世纪的十字军东侵，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拜占庭等国文化迅速传到西欧，并使西欧获得了失传达8个世纪之久的大量古代希腊罗马典籍，大开了西欧人眼界，影响了西欧文明进程。其间，查士丁尼时期拜占庭编纂的《民法大全》也传入西欧，成为西欧研究罗马法的依据。另外，11世纪后往来于拜占庭和意大利之间的威尼斯商船，把许多古代手稿载往意大利。与古典书籍的接触，唤起了意大利众多学者向往古典文化的热情，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注入了酵母。这一时期，许多拜占庭学者亲赴意大利讲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4世纪末拜占庭著名学者克利索拉斯（Chryso1oars，1355—1415年），他先后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巴都亚、罗马等地讲授希腊语达十余年，亲手创办了多所学校，将柏拉图的《理想国》译为拉丁语，并著有《希腊语法问答》，成为意大利人学习希腊语的最早的教材。克利索拉斯门人弟子众多且影响广泛，著名的有尼科利（Niccoli，1364—1437年）、布鲁尼（Bruni，1369—1444年）、瓜里诺（Guarino，1374—1460年）、波吉鄂（Poggio，1380—1459年）等，他们都成为当时名闻遐迩的人文主义者和教育家。继克利索拉斯之后，君士坦丁堡著名学者普莱顿（Plethon，1355—1450年）也到佛罗伦萨讲学。他是当时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最高权威。普莱顿在佛罗伦萨建立了一所“柏拉图学园”，影响波及德国。其他来意大利讲学的拜占庭著名学者还有伽赞（Gaza，1400—1475年）、乔治（George，1424—1500年）等人。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后，更有大批希腊学者逃亡意大利，为传播古典文化，推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