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不仅是对现代资本的批判，而且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支柱。真正说来，现代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彼此支撑、彼此拱卫的，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和理论纲领，并构成了前者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一句话，现代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或者说，有着本质的“共谋”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高度制约着对资本批判的高度，对资本批判的高度同样制约着对形而上学批判的高度。

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共谋关系如今（尤其是在经历了20世纪哲学的发展之后）变得更为清晰了。现代形而上学的最终目标，是要有助于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控制和统治，而这一目标内在地牵涉到资本的本质：一旦资本来到世间，它的最本己的规定和存在方式就是增殖过程；而唯独能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控制和统治，根植于资本本性的增殖过程才是可能的、稳定的和巩固的。

当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后果进行批判时，他试图将统治当今现实的根本原理揭示为“进步强制”（Progrssionszwang）。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这种“进步强制”引起了“生产强制”和“需求强制”，从而使“对象”瓦解并且消逝于“消费品”之中，使人从对象性的时代进入到可订造（Bestellbarkeit）的时代。[29]如果说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确实开启出这种作为诸强制之共同性的“支架”（Ge-stell），那么，这种强制的世俗基础同样取决于资本，取决于它那不可遏制的并且是性命攸关的增殖过程。在这里，如果说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再度表现为根本一致与共谋，那么，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也就更加昭彰显著了。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阐明了那个起源于资本增殖强制的现代性的特征或状况：“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0]

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现代性的原理不仅依赖于资本的扩张本性，而且依赖于这种扩张本性借以实现自身的谋取方式，即现代形而上学依其基本建制而展开的对存在者的控制方案和统治形式。正是这种双重的经纬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于资本之无止境的推动，另一方面来自于现代形而上学之无止境的谋划；而二者共同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质使其能够成为夷平一切差别、剪灭各种内容和质的力量，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进取—扩张的力量。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社会才从本质上显现为“进步强制”（坚固的东西之瓦解），显现为“祛魅过程”（神圣的东西之消除）。在这个意义上，普希金把《浮士德》称为现代的《伊利亚特》是正确的。这是因为，所谓“浮士德精神”，不仅以一种文学形象体现出现代性质的无限进取心和扩张姿态，而且也体现为一种现代形式的主体性。

正是由于把握了资本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所以，马克思对资本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就像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最终深入到对资本的批判一样。由此，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为什么一开始就是并且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什么一开始就同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并始终伴随着对形而上学的继续不断的清算。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至《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前提的澄清与界限的划定，是对资本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资本与形而上学具有内在的同构。

因此，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决不意味着承诺或构造一种作为知性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标志着对资本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正像这一批判的内容是绽露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现实，以及这种现实由以立足和开展的架构一样，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通过揭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而得以显现。不难看出，这两个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是互为前提的。那种以为知性科学天生具有优越性的观点，那种以为马克思放弃了哲学批判而归附于经济学立场的观点，不仅误解和错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而且实际上已经先行服从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定向，已经先行皈依于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