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历史上看，每一代封建君主都被教导如何进行统治，被告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甚至专门编撰了《资治通鉴》之类的书供他们阅读，以希图封建王朝万世一系，可是，历史上照样发生农民起义，照样发生改朝换代，照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4]
这表明，某种社会形态的盛衰兴亡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生产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所以，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永恒存在，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最终走向崩溃一样，在历史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历史地走向灭亡，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就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本性之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形式。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中的基本矛盾，并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25]，而资本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的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对剩余价值无止境的追逐正是资本的本性。
因此，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和贪婪构成了资本家这一“人格化”的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无限发展生产力的内在动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限制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26]反过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要受到生产必须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这个规定性的限制。
具体地说，资本的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转化，而资本离开生产过程重新进入流通过程时，立即就受到两种限制：
一是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资本的生产和积累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必然造成两极对立，即一边是为数较少的人不断积累财富，一边是为数众多的人不断陷入贫困；一边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一边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摆脱贫困的状态。这就造成了极其有限的消费能力，造成了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深刻对立。
二是作为新的价值，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剩余等价物”，正如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消费，产品作为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世界市场弱组织性的对立，因而在交换总体上，就没有实现所有剩余价值的等价物，这就必然导致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首先受到“货币量的限制”，“剩余等价物现在表现为［对于资本的］第二个限制”[27]。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限制就是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而资本总是力图在不断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突破这些限制。“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8]问题在于，这每一次“创造性破坏”都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资产阶级不理解或者说忘记了，无论是消费量的限制，还是“剩余等价物”的限制，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这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意突破的“大限”。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
以1825年的经济危机为开端，而后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使资产阶级意识到，不变革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不改变经济运行机制，不建立反危机和预防经济危机的社会机制，就不能生存下去。资本主义由此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在于，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国家干预和私有企业并存，垄断和竞争并存，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出现某种社会化趋势，资本主义生产的计划性有所增强。有的西方学者由此认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实现了国家的权威和私有企业的策动力相互作用，既保持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优点，又克服了其缺陷，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确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适应能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能力尚未衰竭，但以此否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却是不能接受的。恩格斯早就提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29]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国家对经济是采取自由放任形式，还是采取计划干预形式，其基础都是私有企业制度，政府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在私有企业活动的基础上安排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是为了私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正常进行，是为了资本积累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垄断形式，资本主义都不可能改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都不可能消除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及其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30]。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31]的确如此，生产的商品化以及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非洲的殖民化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正是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力图使一切民族都“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同时又用暴力迫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2]，从而创造出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从结构上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中心——外围”或“中心——卫星”式的体系，即工业国是“中心”，农业国是“卫星”。恩格斯曾形象地指出：“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33]
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通过种种手段，包括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利用其廉价劳动力资源；债务盘剥，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依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构成国际贸易中的双向垄断，即卖方垄断（垄断高价）和买方垄断（垄断低价），形成国际贸易中长期超越价值规律作用的不平等交换……残酷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中心”。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双重剥削——不仅剥削本国的工人，而且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得到双重好处，即既能在国外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又能在国内维持较高的剩余价值率。发达国家享尽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却仍饱受贫穷落后之苦。结果是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一边是发达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
据有关资料统计，20年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有20个最不发达国家，而现在上升到48个；40年前，世界最富的人口与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比例是30∶1，而现在已上升到74∶1。日益拉大的“数字鸿沟”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阶级对立、贫富差距，相反，它在发达国家内剥削工人阶级的同时，又在世界范围内剥削工人阶级，并掠夺“农民的民族”；它在发达国家内不断制造贫富差距的同时，又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制造贫富差距，并且日益拉大这个差距；它并没有消除第三世界国家本来意义上的落后状态，反而使经济本来就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一种畸形发展或“不发达的发展”状态；它没有消除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又力图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并使发展中国家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状态之中。
在当代，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的，或者说，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和控制所造成的一种扭曲的发展形式。“不发达并不是由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历史进程。”[34]一句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了发达和不发达这两种对立的状态。
这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又是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发达国家内的资产阶级不仅剥削本国工人阶级，而且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所以，当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交织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而且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属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当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又交织着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总而言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表现为交织在一起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农民的民族”与“资产阶级的民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些矛盾的出现并交织在一起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世界化的结果。
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外部的非资本主义或“准资本主义”的空间和市场，并在其中扩张，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从属”或“依附”关系，即“中心—卫星”式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不发达国家所处的这种贫困落后状态不可能通过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扩张来克服。
更重要的是，当代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需要发展中国家保持其不发达地位，不允许发展中国家走上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发展道路。换言之，当代不发达国家不可能再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取得经济发展，相反，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从属”或“依附”，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
这就是说，在当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而且是其突出的表现形式。它表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仍然具有客观依据，依然在产生作用。
在当代，社会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也远未发挥穷尽，因而还未发展到它的极限。没有发展到极限并不等于没有极限。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从根本上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由于资本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建筑在无限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矛盾之上，或者说，资本本身就是这一矛盾的生成和展开，所以，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旦资本扩张在世界范围内达到“饱和”状态，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到了它的极限。
资本空间扩张的极限就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的资本主义灭亡的时间。同时，社会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也只有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才能确立。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35]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
资本主义的寿命还有多长，这无法预料。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不是历史进程的时间表。关键问题是，不能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变暂时的相对稳定为永恒的绝对形式；不能把社会主义暂时的挫折看成是永久的失败，变运动中的曲折为运动的终结。从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才刚刚开始，这一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仅仅是拉开序幕。把起点当作终点、把序幕当作谢幕，这是历史的错觉。当代西方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公正地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