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意识的产生既有它的自然前提，又有它的神经生理基础，但人类意识不是单纯的生物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社会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

人是通过进化由类人猿转化而来的，但人的肉体结构和活动能力并不是大自然自动馈赠的，而是在类人猿行为模式的基础上伴随着劳动的形成而形成的。正是在劳动形成的过程中，人的肉体组织和精神意识都相应历史地形成了。在生物自然进化的基础上，作为人类祖先的类人猿的直立行走、手脚分工、发达的神经活动、高级的心理活动、初始的工具活动和生存的群居形式，为人的劳动的产生提供了生物学的前提。

人的劳动这种社会活动是从高级动物的本能活动演变而来的。较高级的猿类已经能够利用天然的棍棒和石块猎取食物、袭击猛兽，这种活动孕育着劳动的萌芽，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的劳动，而是属于适应环境的本能活动。与动物不同，人类不是单纯地适应环境，而是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使环境适应自己的生存需要。劳动即物质生产活动正是改变环境的活动，人及其意识就是在这种改造环境的劳动中形成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尔后又成为“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2]。从内容上看，“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3]。

人的劳动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性。高等动物的群体性是人的社会性的自然史前提，但动物的群体不过是生物的血缘关系和生存的觅食关系的结合体，是受生物的本能行为盲目支配的，并不是社会。社会是“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4]而产生的，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形成的，而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同动物的本能群体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5]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离开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孤立的人及其意识，是根本不存在的。

意识起初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直接产物”，尔后之所以成为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与人们的社会分工和语言的产生密切相关。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6]

同时，意识又是“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7]。“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8]没有语言，也就没有人的意识，没有语言，人的起初的“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也就不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人类意识，而语言本身也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产生的，语言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

劳动、语言和分工一起，成为主要推动力，促进人的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并使人类意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活动系统而存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