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要立足于当代人类实践，关注当代人类在社会实践和生活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般来说，人直接关注的主要是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既依据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内涵，也有人对它们的发现、发掘与创造的问题。因此哲学研究既是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对人说来不断生成与展开的过程，也是它们不断被人发现和确认的过程。人对外部世界价值意义的探索与认定必然伴随着对内在心理世界的探索与反思，这样就有人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人的内在的东西发掘得越深刻、越丰富、越全面，人对外部世界的价值意义的认识和发掘也就越丰富、越全面，反之亦然，它们之间在深度、广度上都是相对应的。哲学家的生存世界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着他们思考哲学问题的范围和深度，他们的思想的丰富性是和他们的生活的丰富性与外部世界的丰富性相对应的，也是和他们的交往的丰富性相联系的。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一些主流哲学尤为关注交往问题、走向生活世界的深层原因。由此可以来看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链和问题网。

1.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冲突与互动

这可以说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最深层问题，也是当前哲学问题链的核心。人性是哲学家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和根基，是哲学问题的基核，也是哲学问题链的中轴。哲学研究是在对于人性的深层发掘和对世界价值意义的探索与创造中互动性地展开的。人的内在心理结构非常复杂，但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理性与非理性，或理性与信仰这两个大的方面。这两者之间既互相依存，又始终是内在冲突的，构成了人性结构中最深层的东西。他们也是人们自我认识与自我调试中最难理解的内容。人类在文明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强化了自己的理性方面，但又不断地受到非理性的激励或干扰。理性与非理性的分化造就了古希腊哲学传统和希伯来传统这两大基本的哲学传统，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史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此起彼伏，有涨有落。千年中世纪里信仰主义的统治使理性变成了信仰的奴婢，近代以来理性借助于科学及其成就得以过度张扬又压抑了人的非理性方面，导致非理性主义兴起并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形成20世纪学术思潮里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双峰并立、互不相让的态势。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实际上是对人的内在深层心理根基的致极性追问，希望发现心理结构中最基础和具有决定性力量的核心因素，以便深度揭示人的心灵内在争论的焦点与冲突的原点，并立足于它们来解释人性和人与世界关系。正是因为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特殊地位，围绕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在哲学层面突出地表现出来。由于对于理性和非理性的不同理解和关注，产生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各家各派。

2.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分化、冲突与互动

这种冲突与互动本质上是理性与非理性在知识领域和社会生产与生活层面上的外化与表现；是人的心理矛盾与冲突在知识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延展。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广泛运用，一方面极大地强化了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改变了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等，拓展了人的生活和发展空间，产生出巨大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人的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之间关系的分化与对立[3]，在现实社会中造成了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分化与对立，相应地在精神上带来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分化与对立，演化出了当前人类社会的各种“现代病”。[4]当前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方面，高新科学和技术的力量以几何级数迅速扩展和强化，如果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引领，就难以对其的作用方向和发展道路进行有效调适与控制，其误用与异化的危险性极度增加；另一方面是当代人文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内涵和现代工程技术的支撑，也难以应对高科技工作与生活环境中人们对于新人文精神的需求，难以有效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此，如何在新的高度上促进高新科技与当代人文的良性健康互动与融通，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通与共建，成为哲学工作者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3.生活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分化与对峙

人的内在心理状态既要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最为广泛、普遍和无所不在地表现出来和发挥作用，也要在通过人的理想、灵性、神圣甚至宗教信仰中得到凝练和提升。生活世界是神圣世界的基础，而神圣世界则引领生活世界的方向，二者之间交织与互动。在世界范围内，世俗生活和神圣世界的分化与宗教的产生和作用密切相关，曾经有过宗教生活对于世俗生活的长期统摄与控制。近代以来现代化、市场化、都市化极大地强化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世俗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走向，灵性世界或宗教世界受到了极大冲击，带来了生活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对峙与冲突。从总体上看，中国是一个宗教传统较弱的国家，人们心灵世界的高层提升主要是通过对于美德、神圣和崇高等的理想追求中表现出来的。近代以来各种宗教传入中国，也只有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中国人的世俗生活才能存在和发生作用。20世纪的革命战争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传统的价值理想受到冲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主义等逐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成为人际交往的主要途径，生活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和具体，但其利益主导原则却变得相对简单和清晰，而精神世界的情况却变得格外复杂和多样：西方价值观念、传统价值理想、革命理想追求、思想道德情操、各类宗教理想等都在发挥着作用，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变得软弱和模糊，理想、神圣和崇高等的作用更加淡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生活世界失去了精神的引领和理想的指导。生活世界是人的内在心灵得以存在、释放、表现的最直接和最广泛的空间，也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宝贵时间。为此，哲学必须走入人们的生活，关心人们的生活世界。然而人们的生活世界如果离开了神圣和崇高就会失去自己的方向和意义，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也会被遮蔽。中国这样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的民族和国家，也会需要某些类似于宗教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神圣人格、崇高境界等。但理想信念如果离开了生活世界又将一事无成。如何在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和精神世界的神圣化之间保持张力，无疑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域。

4.民族认同与全球体系的冲突与互制

古往今来的任何个体都必然处于一定的民族文化体系之中，相应地，民族文化认同赋予个体人以一定的文化特质，也使个体找到文化归属。与此同时，所有的民族国家也必然采取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因此政治认同也为个体人提供政治保障。对于特定的国家与民族而言，政治与民族文化认同往往具有一体性。当代世界处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迅猛发展进程之中。全球化将原本生活在世界各个特定地域的民族集中到了狭小的全球性地域空间，并使他们在一个加速度的时间进程中相遇，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和突出，而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则变得越来越尖锐。正面来说，全球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使部分民族文化获得了世界性的品格，同时也造就了全球性的文化学习运动。比较自觉和聪明的国家与民族都在学习和借鉴他国度和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且努力把他们移植到本土。负面地看，由于全球化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推进，并且按照它们所制定的规则来进行的，因此实际上是以一种西化的方式迫使各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差异性，走向同一性，对于各民族来说又是一种更加根本性的挑战。全球化是以英语为工具、以资本为主体来推动的，英语化、资本化的全球化对于所有的民族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触及民族文化的外部样态，尤其触动着各个民族的精神内核，迫使个体和民族作出非常艰难甚至痛苦的选择。如何正确地对待全球化和民族认同，在当代哲学问题群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5.个性自由与制度法规的对立与互动

个性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个人生存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社会进步和人类自由解放的必要条件。人的发展历程在其合理的价值取向上应当是人们走向更加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程。然而，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过程，越来越严密的社会法纪规章构成对于个性自由的强大约束。吉登斯认为：“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5]现代性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功能，是对于现代化进程中那些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要素与特性的一种制度性整合、概括和提升。现代性贯穿在人类生活的各个相关的方面，通过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而得到表现和实现，与个人生活形成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现代性的社会理念一方面通过人们的自我认同而转化为一种公众意识和共同意识；另一方面也通过现代性的社会制度而得到体系化和制度化的表现和实现。这就建立起现代化与自我认同之间的一种新机制，“这种新机制，一方面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6]。现代性的社会制度，包含着以效率为目标和以竞争为手段的大生产组织体系，以公共性、社会性和高水准为特征的生活模式，以科层制和民主化为主要原则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契约化和法制化为主要内容的法制体系等，是一个复杂而又有序、动态而又高效的社会运行机制，灌注在这个体系中的最高原则是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又在各个具体的领域通过认识的科学性、评价的公正性、行为的规范性、决策的程序性等得到具体的表现和实现。[7]人的个性自由就是在这个严密的社会体系中得以建构和实现的。张扬个性与健全体制都是时代的要求，如何在它们之间保持恰当张力实现双赢呢？社会期盼着哲学界的回答与引领。

由上可以看出，哲学问题链的最根本基础是人性，最宽泛的空间是人类社会以至整个世界。或者也可以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哲学问题是一个网，其中最小或最微观的是个性心理，居于问题网的中心，是全部哲学问题的轴心；问题网非常广袤，没有明确的边界，但至少涉及包括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整个外部世界，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全部哲学问题。人的个性问题是无处不在的，而全球问题也是无处不在的。全球化使每一个人的深层个性都和最大的世界联系起来了。过去作为个体的人直接地只能与家庭、村落、种族、部族以至民族相联系，今天我们通过各种中介直接与全人类发生关系，个人的心灵与个性都受到全球化的深刻的影响和作用。在最小最细微最深层的个性问题与最广大最普遍最宏观的全球问题之间还有无数各层次各类别的问题。当前哲学研究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大体上依据一定的标准或联系而纳入到以上几个方面和层次的问题网之中。这各个层次和方面的问题之间相互交错、渗透，构成了极度复杂的问题网，其中有无数的网上纽结。按照现代系统科学，这个问题网是非常复杂的，对于其中任何问题的解答都与其他的许多问题内在相关；这个问题网也是极具风险的，网络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网结都可能由于各种偶然和随机的因素而解体，发生突变与灾变；这个问题网也是非常脆弱的，任何网上纽结的破坏都可能带来整个网络的崩溃，整体的坍塌。人们无可逃避地生活在这个复杂的风险问题网络体系之中，问题网络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内在心理结构，影响到社会的结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也影响着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定位。复杂性的问题要求复杂性的视野、思路与方法。[8]当前哲学问题网的复杂性呼唤着具有复杂性思维能力的哲学家，呼唤着能够应对复杂性挑战的哲学研究思路与方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在走向复杂性的自觉过程中获得革命性的发展和突破性的超越。

[1] 参见欧阳康：《从真理标准探讨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建构》，全国高校系统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讨论会优秀论文，收入《回顾与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参见［英］斯诺：《两种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4] 参见欧阳康：《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与共建》，载《光明日报》，1999-10-29。

[5]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 同上书，2页。

[7] 参见欧阳康：《哲学视野中的现代性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3）。

[8] 参见欧阳康：《复杂性与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载《哲学研究》，2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