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是个同时性概念，是相对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而言的，指他们实际地生活于和活动于其中的那个时代和社会。人们认识社会，直接地总是面对着与他们并存和共存的那个现实环境。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社会，人们才使自己的视线向着历史和未来这两个时间方向延伸、发散，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见又必须以对现实的认识为基础和参照系，人们认识历史和预见未来的观念成果也必须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才能实际地发挥作用。对现实的关注，既是人们自觉地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立足点，又是其归宿。对于现实社会的追踪性认识活动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着的认识运动，有着自己不同于历史回溯和未来前瞻活动的过程性特点。

1.共时性与同步性

追踪性认识是人们在社会的运动、发展和演化的实际过程中对于它们的一种同步性的观察、监测、反馈和调控。它伴随着社会运动的实际过程而连续不断地进行，力求以社会观念的发展和变化来反映和再现运动、发展着的社会历史过程，力求以思想、观念的主观的建构逻辑去“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10]。

从对象和内容方面来看，人们对于社会现状的追踪有一种全面的性质。社会运动是一种总体性运动，这种运动依据于一定的自然—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包含着若干个人和集团的多种形式的活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社会存在和活动结果。而这种存在和结果又转化为人类进一步活动的条件，促使社会在新的条件和基础上开始新的运动、发生新的变化。正是这种条件—活动—结果—条件……之间的互变、共变、交互作用，构成了社会运动的总体结构。因此，人们对于社会现状的追踪，不仅有现象的和表层的方面，也有深层的和内在结构的方面，还有运动过程和运动规律的方面；不仅有定性的方面，也有定量的方面，还有定时的方面。可以说，追踪性认识是对于包括自然—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社会要素、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活动、社会产品等在内的全部社会存在在动态性和过程性上的一种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由个别人来完成的，而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在活动的实际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面，以不同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与水平上来完成的。

然而，就具体的主体对于社会运动过程的具体追踪而言，它们所直接关注的却必然是那些此起彼伏、交替转换着的社会事件。社会历史的总体运动是由无数的个人和集团所从事的有限范围、规模和持续时间的社会活动组成的。认识社会，追踪现状，具体说来，就是要抓住并理解这一桩桩的在有限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着的社会事件，搞清其来龙去脉，从中发现事件之间的纵横联系，寻找其中的转换和发展规律。

由于人们在社会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不断地跟踪观察和监测着这个过程，他们最终形成对运动发展之中的社会事件的总体映象，并通过对各种具体事件的全面认识而达到对于社会总体的全面认识。正是人们对于所有社会事件和社会过程的全面的跟踪认识，构成了人类社会总体的自我意识的过程形式。社会总体在共时性意义上对于自身运动过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是通过人们的具体的追踪性社会认识活动而实现的。追踪性社会认识活动在人类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普遍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社会总体的自我意识在与自身运动的同步性和共时性意义上成为可能。

2.社会追踪与社会控制

就其功能而言，追踪性认识活动是作为社会机体的自组织和自调控机制中的监测—反馈装置而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及时地追踪认识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社会运动过程，是为了及时有效地调节和控制这个运动过程，促使社会有机体的内部协调和良性运行。“社会控制”作为社会机体自觉运动的一种内在机制，它的任务可以分作两个基本的方面。

第一，在预定的社会目标指导下通过最优控制使社会系统的运行保持在最佳的轨道（或区域）上，保证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社会运动作为人们的自觉活动过程，是在一定的预见性目的和实施性方案指导与支配下进行的。但大量的偶然事变和随机因素会在社会要素的相互制约和影响之中产生出来并影响到社会运动的实际进程。通过对于这些偶然因素的认识和分析，将其与原定目标值和方案进行比较研究，对其可能发生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作出正确的评价，并思考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方面，进而对人们的行为方式等作出必要的调整或改变，以保证既定过程的推进或原定目的的实现，保持社会运动在动态中的平衡与协调稳定。

第二，在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之间严重不平衡、不协调状态下，借助于一定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推动力，建构新的活动目标和实施方案，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的组织格局，促进社会机体的稳定进化和持续发展，保证社会的动态演化。社会有机体对于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是通过人的自觉的活动而实现的。根据变化了的外部环境来改变内部环境，从活动方面看，就是要根据新的情况来修订或重新制定新的活动目标（预见性目的），并根据新的目标和外部条件来重新选择实施方案，进而以这种新目标和新方案去更新人们的行为模式，使社会机体在存在形式和运动方式上得以更新和完善，获得进化与发展，从而保证社会机体的动态演化。

自觉地调控社会系统，从社会系统的性质方面看，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它的可控性，即社会系统在控制变量（输入变量）的作用下，内部状态能够发生相应的转移和变化。二是它的可观性，即社会系统的状态变量等一些不能被人们所直接观测到的数据和资料能够由一些可观测的数据和资料来获得。正如系统并非都是可控的一样，系统的各种性质也不是都可以直接观测的，而且不可直接观测的量也并不一定都能通过可直接观测的量来确定。[11]对于社会系统来说，更是如此。这就需要适当地确定观察社会系统的着眼点和方法。

3.社会监测与信息反馈

与对非社会系统的控制和观测不同，对社会系统的控制和观测是由社会系统中的人在社会系统的运动和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因而是一种动态调控与追踪观测。

反馈是闭环控制系统[12]的特有现象，指将输出回输到原系统之中。可以将反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正反馈意味着经过一系列调整的输出值与目标值的偏差越来越大，离目标愈来愈远。负反馈意味着检出偏差，纠正偏差，以达到目标。一般说来，对系统的有效调控主要是通过负反馈机制发生作用的。

对于大型的和复杂的系统，不仅有反馈，而且有前馈。反馈的作用是要检出和纠正偏差，前馈则是不等扰动影响到输出量时，只要这种扰动是可以测量出的，就将其预先测量出来，通过一定的前馈装置送到系统中去进行调节，使得在输出量变化之前就尽量克服或减少扰动的影响。前馈与反馈回路偶合系统，就构成了前馈—反馈控制系统。

社会控制系统是一个前馈—反馈控制系统。社会运动作为人们的自觉活动，总是一种有计划地组织和协调并指向一定目标的活动。大型的和复杂的社会过程是一个有等次分阶段的发展过程。一定的阶段产生出一定的中间产品或中间成果，成为检测各阶段运动状态的输出变量。依据于对这些中间产品的分析，可以看出各阶段的运行情况，作出优劣可否的判断，并预见其发展趋势和可能结果，进而通过前馈装置对下一步的行动进行调整，或修订目标方案，力求通过最优控制达到最终结果的最佳效益。

4.观念与现实的矛盾及其特点

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前馈—反馈功能，主要是由追踪性认识活动完成的。这就决定了追踪性认识活动所面临的矛盾是观念与现实的矛盾。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预定的活动目标和行动方案与现实活动的建构逻辑之间的矛盾。人们的社会行动总是依据一定的实践观念（包括活动目标和行动方案）进行的，但是，实践观念毕竟是预先建构的，它不可能全面无遗地准确估计到观念活动中变化万端的各种内外部情况。人们的实际活动过程，都是一个预定的实践观念（一种在非现实时空中制定和构想的观念模型）在现实的时间和空间中通过人们的活动（实际的物质和精神的运动过程）而展开的过程，都有着预期与现实的矛盾、目的与手段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有着预定观念与现实活动之间的一定的“时间差”，还有着观念模型与实际活动之间的“空间差”。

第二，现实的活动逻辑与其观念再现的矛盾。认识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调控的有效程度，而认识的及时性则更是直接地决定了信息前馈—反馈和调控活动的时效。认识是一个过程，观念地掌握运动发展中的社会过程更需一个过程。而这种认识又必须在过程结束之前不断地进行并得到反馈，否则便失去了调节控制的作用与功能。因此，尽量及时地观念掌握现实中运动发展着的社会事件，并估量其方向和可能结果，及时进行前馈—反馈调节，是追踪性认识的重要任务，也是其困难之所在。

观念与现实的矛盾，既有已有的实践观念与其支配下的人们的现实活动之间的矛盾，又有现实活动与其观念再现之间的矛盾，同时还包含着已有观念与再现现实活动的观念之间的矛盾。在这里，矛盾的焦点或中心是现实的和实际的社会活动。依据一定的已有观念模型（实践观念）来监测现实的活动，又根据现实的活动形成相应的活动观念，将已有观念模型与现实活动的观念再现加以比较对照，并估价其前景。要么改变活动方式和进程，要么调整实践观念，或者二者均有调整和改变，争取最佳效益，以达到目的和手段、活动与结果的一致性。这就是追踪性认识活动解决观念与现实矛盾的特殊方式。

5.追踪监测的实施步骤

作为一个过程，追踪性认识活动是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实际展开同步进行的。对社会实践过程亦步亦趋，紧追不舍，力求及时，追求同步，是社会追踪认识过程的主要特点。而为了做到这一点，追踪性认识就其每次实现而言也有着自己的特殊的发展过程，并可以分出若干相对独立的阶段或步骤。

（1）了解实践观念，确立参照系统

预先地了解监测对象的特征，可以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追踪性认识过程的第一步。追踪性认识既是作为确立和制定相应的实践观念的正常的观察、预测和决策认识过程的继续，又是其发展。追踪性认识过程必然有一个与前一认识阶段的衔接的问题。对追踪性社会认识过程的分析，应该以这种衔接活动为起点。这就是人们对于现实活动将要循以展开的实践观念的学习、了解和熟悉的活动。

实践观念是现实的实践活动由以展开的依据，也是人们监测这种实践活动的基本参照系。没有这种参照系或标准，则追踪性认识就丧失了其目的性和规范性，也就不成其为追踪。实践观念将监测者即将面对的认识客体（即实际的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预先地传授给监测者，不仅给其以知识和方法技巧方面的准备，也给其以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准备，为他们有效地从事监测活动提供基本的参照系，促使他们早日进入“角色”，自觉地展开全部监测活动。

（2）全面搜集材料，实施动态监测

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监测，是一种对于社会活动状态的动态观察。社会运动的状态可以从方向、方式、强度、速度、节奏、频率、周期、秩序等方面来加以描述。在社会运动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是把各种物质的、死的、静止的、分散的东西联结起来，使之活化并构成整体的最重要因素。因此，观测和跟踪社会运动，最根本的是掌握人在特定社会运动中的地位和活动方式。

追踪监测社会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握其最终结果。但最终结果是作为总过程的最终产品而实现的。总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都以一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最终产品。对于社会运动的观察和监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贯穿在整个过程的始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表现为对于全过程的追踪监测。

在对全过程的监测中，对于各个分阶段的“中间产品”的关注具有重要的地位。中间产品是分阶段社会活动的成果，它作为一定阶段的输出变量，记载和表现着该阶段的状态和状况。通过对各级中间产品的连续监测和分析，人们可以不断地了解到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和可能方向，从而对总过程进行前馈—反馈控制。

（3）进行对比分析、判断价值效益

监测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分析研究和进行价值与效益评估的过程。这里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对比分析，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将活动的实际进程与预定的实施方案相比较；其次将分阶段所达到的实际成果与预期的阶段性目标相比较；最后将实际达到的总目标与预期的总目标相比较，对活动的总成绩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对比分析是贯穿在追踪认识全过程的一种积极活动，它“所关心的不仅是与完成主要目的直接有关的事件，而且还要使组织维持在一种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以达到这些主要目的的状态”[13]。

（4）及时反馈信息，实施行为调控

比较分析所得出的各种判断和结论都只有通过对于行为—效应器官系统的调节才能发生作用。为此必须将它们及时地回输到行为的组织指挥者和实施者那里，这就是信息的负反馈过程。反馈是一种信息传递过程，而这里传递的信息是一种经过比较的指令性信息，是对于原有的控制信息的一种修订性或校正性信息，它与原有的控制信息相联合而对人们的行为发生影响，从而改变着社会活动的方向、方式、进程等，进而改变着活动过程的最终结果。

从这里可以看出，追踪性认识活动是在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展开的实际过程中展开，并伴随其发展而逐步深化的。确定参考系、动态监测、对比分析、反馈调控，构成了追踪性认识活动一个具体周期的几个基本阶段。而伴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不断地进行动态监测，不断地对比分析，不断地反馈调控，不断地重新选择和调整参照系，构成了追踪性认识活动不断发展的完整链条。正是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统一过程中，社会实践活动在人们的自觉监测、调节、控制的过程中不断地按照人们的需要创造新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成果，为现实的社会存在增添着新的成分和内容；指导实践活动的实践观念则在活动中不断地对象化、实在化，得到实现、检验、修订和完善；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在社会的实际的自我创造过程中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它们又作为一种观念的成果而加入到人们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之中，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社会认识结构自身的不断更新与完善。

[1] 参见傅龄：《历史研究法》，2页，北京立达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版。在傅龄看来，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研究都面对着过去的社会事实，并力图对其作解释、评价和再现。但是就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事实之研究和掌握方式而言，历史学和社会学却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社会学家与史学家之间的差别是两种眼界的差别：“史家系着眼于质（quality）、小性（individ uality）、特殊性（uniqueness），社会学家则着眼于量（quantity）、通性（generalization）、重演（repetition）。”

[2]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5页，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版。“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

[3] ［德］黑格尔：《小逻辑》，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3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5]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中的分析论述。

[6] 《李大钊选集》，4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7] ［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14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托夫勒曾经这样比喻人类加速度发展问题：如果以大致62年时间为一个人生来划分人类过去6万年的存在，那么，人类就大致有800个这样的人生。在这800个人生当中，人类整整有650个人生在洞穴中度过。最后70个人生才由于文字的运用而进行人类之间的沟通，最后6个人生当中有了印刷文字，最后4个人生中有了精确的时间测定，最后2个人生中才有了电力。而今天生活中的一切物质商品中的绝大多数是第800个人生中制造的。

[8] ［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3。

[9] 参见［美］B.B.科索拉波夫：《社会预测方法论》，113—119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10] 《列宁选集》第2卷，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参见邓英淘等：《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4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2] 闭环控制系统是相对于开环控制系统而言的，二者的区分在于有无反馈回路。开环控制系统没有反馈回路，系统的输入直接控制输出；闭环控制系统带有反馈回路，它的输出不仅由输入，而且由输出的回输来共同控制。

[13] ［美］卡斯特等：《组织与管理》，520—5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