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即可验证、可检验、可证实性。而这正是近代经典自然科学的最本质规定和要求。一种观察陈述或假说，只有得到足够充分的实证材料或实验结果的支持，才被认为是科学的。因此，准确性、精确性、确定性、可重复性等，是“实证”的基本内涵。近代自然科学作为科学，无疑是以其实证性为标志。近代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基本的自然科学学科，都由于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普遍应用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研究正是由此而建构起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有效性给了人们一种基本的信念：一旦将它们应用于研究社会现象，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便当由此而成为科学。总的来看实证思维的认知方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实证”认知的社会背景。认识的实证化，无疑也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基本完成，急风暴雨般的大革命过后，社会发展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巩固、改革、完善与发展，成为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要求建立结构严密的社会体系。定量化的商品流通，对社会组织的严密化提出了要求。建构一个结构合理、比例适当、运行协调、行动高效的社会组织系统，要求人们对现实社会及发展趋向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社会改革既为人们实证地认识社会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可能。近代研究的实证方法，就其历史渊源，直接地可以回溯到19世纪的经验社会研究。经验社会研究在当时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改革面临着大量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例如，工业化时期城市居民的迅速增长，贫富的两极分化，劳动大众的赤贫化，犯罪率的增长，阶级斗争的普遍加剧，等等。防治或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对作为当时的社会代表的国家（尤其是美、法等发达国家）提出了一种社会要求——用经验方法研究不同居民集团（阶层、阶级、尤其是劳动人民和贫民）的生活条件、福利状况和行为特点等。在改革陈旧社会制度，如教育制度、人民保健制度、地方管理制度和议会制度等方面，通过统计调查方法进行社会研究，更是显得重要，成为当时以社会立法和政策修订为目标和内容的社会改良运动的一部分。当时的社会统计调查已有相当的规模。而且，各种类型的社会情报机构开始分化，各种统计学会也逐步建立起来。遗憾的是，当时的经验社会研究一直脱离社会学理论，脱离大学，因此未能在推进社会理论研究方面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第二，“实证”认知的思想来源。实证地研究社会，其思想来源，可以而且应该追溯到圣西门。圣西门在他1813年所著的《人类科学概论》中指出：15世纪以来，理性（自然科学）力求把自己的一切判断建立在观察和研究的事实上面，在这个实证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已经成为国民教育的基础。而关于人的科学迄今为止只是一门猜想的科学。人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在于“（1）使人类科学具有实证性质，把它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并用物理学的其他部门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2）把人类科学（由此建立在生理学知识的基础上的）列为国民教育学科，并使它成为主要的学科”[30]。为此，圣西门力图创立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生物学。他认为，一旦把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问题研究，对于人类和社会的研究便能成为实证的和科学的学问。为此，圣西门强调进行五个级数的比较研究：其一，比较无机体和有机体的结构，以证明无机体发生的作用和有机体对外界的影响与他们的结构的完善程度成正比；其二，比较各种有机体的组织水平，以证明动物身体的组织水平与理性发达程度成正比，而人是最有组织的，并有最好的机体；其三，比较动物在各个生存时期的理智，证明一切动物都能随它们的原始组织的改进而按比例地改进，而人则以妨碍其他动物的智力发展而使自己成为唯一能够自我改进的动物；其四，比较人类知识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状态，证明人类理智是不断进步的；其五，研究15世纪至今各种主要科学和政治事件，查明人类现在遭到的危机的原因，分析这个危机，提出结束危机的办法。[31]

今天看来，圣西门关于社会研究实证化的上述构想当然是初步的、简单的，甚至是幼稚的。但他提出这种任务的基本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在当时却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天才的。社会研究走向科学化的第一步，必然是尾随自然科学，并借鉴其方法。圣西门本人没有可能完成他提出的任务。但他的思想却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包括圣西门的学生梯叶里在内的法国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具体地分析和考察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历史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矛盾和斗争的根源，从而在历史进化动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观点：经济利益以及由这种利益的对抗性引起的社会斗争，是社会政治事变的主要发条，并且是决定社会风习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原因。普列汉诺夫把这种历史观叫做利益史观，指出，在他们看来，“不是意见，而是社会利益，或者说得更好一些，社会重大构成要素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和这些利益的对抗性引起的社会斗争，支配着社会并决定着历史的进程”，因为，“群众是遵照自己的利益行事的；利益是一切社会创造的源泉和动力”[32]。马克思后来也把提出由经济利益而产生的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看作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功劳和贡献，并吸取其合理成分加以阐发。

第三，社会认识的实证化与孔德的“实证方法”。社会认识实证化的倾向在孔德那里得以强化和发展。孔德曾经当过圣西门的秘书，深受其思想的影响。他将“实证”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创立“实证哲学”，又强调以实证方法研究社会问题，创立“社会学”，被誉为社会学的鼻祖。在孔德看来，“实证”一词有几种含义：现实的而不是幻想的；有用的而不是无用的；可靠的而不是可疑的；确切的而不是含糊的；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孔德自己则主要是在有机的、肯定的、确切的意义上使用“实证”一词。[33]孔德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拒斥那些“不能解决的”（即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的）问题，而是要依靠事实，借助于观察来确定事实，并发现被理解为诸现象之间经常地重复出现的联系的那些规律，以求得确切的、肯定的知识。对社会的认识应当成为实证的科学，为此必须把它从形而上学和科学中划分出来，这就是社会物理学，后来他又称其为社会学。社会学与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一样，属于抽象的理论科学，它以社会现象为对象，是一门研究人的理性及其心理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如何完善起来的科学。科学的体系和阶梯是按照科学所研究的现象的复杂性的增长原则建立的。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最高，从而列于科学阶梯的最高一级。社会学向实证科学转变，使建立在完整科学体系基础上的实证哲学终告完成，从而标志了人类智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证阶段的来临。

实证方法在不同的具体学科中有不同的具体运用。在认识和研究社会现象时，既要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又要反对经验主义的极端性，而应按照社会现象的本性采取适当的实证方法。为此，孔德依据他对社会现象内在本质的认识和社会生活中贯穿着某种“自然规律”的假设提出了实证地认识社会的一些基本方法。首先，整体方法。这是孔德的主要的方法论公设。孔德否认孤立地认识个别事实的可能性，强调研究各种事物的相互联系，要求把各种事实放到它们所组成的更大整体范围中考察它们的作用。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比其中的个别现象更容易为人们所认识，而人们只有在对整体性的认识中才能在逻辑上达到最大程度的完整和观念中的完善。其次，观察方法。观察是认识社会的主要方法，它使社会学所运用的材料具有客观的性质。但观察要求研究者有科学修养，以摆脱非科学性的干扰。并且，观察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才有利于把对社会的研究提到较高的水平。再其次，实验方法。实验分直接实验和间接实验，前者指在专门为研究目的而创造的条件的影响下对现象变化进行观察，后者则主要研究社会中由于社会动**而产生的病态偏差，从中认识社会机体的主要规律。再次，比较方法。把同时并存的世界各地和各族人民的生活加以对比，以确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最后，历史方法。“把人类不同的连贯的状态作历史的比较”，这是社会学的专门方法。只有把一系列社会现象按照它们的顺序性加以比较，才能看出某种体力的、智力的、道德的、政治的特征或趋势的增长，看出对立趋势的相对减弱，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地预报最终的结果。[34]

对社会研究特定方法体系的制定，是孔德的重要贡献之一。依据自己所提出的方法，孔德将社会研究分为两大分支：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社会静力学研究社会体系存在的条件和作用的规律，是关于社会秩序、组织、和谐的理论。社会动力学研究社会体系变化发展的规律，是关于社会进步、前进上升的理论。孔德把与人类智力发展相适应的人类历史划分为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证的三个阶段，而一定的艺术形式、经济形式、政治形式和社会制度形式则与之相适应。实业体制是社会历史在实证阶段的实现形式。实证时代既是历史进化的产物，又是其高级阶段。

当然，孔德的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最高的哲学理想是唯心主义的，也是反辩证法的，他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历史的和时代的局限。但他提出了社会认识实证化的任务，并努力地探索其实现途径和基本方法，力图使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按照自然科学的原则建立起来，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这却有着较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孔德的思想和实践对于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在社会认识史上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可以说，“实证”作为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对于近代科学的形成和当代科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法]保尔·拉法格：《宗教与资本》，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参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绪论及第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 同上书，1页。

[6] 参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7] 同上书，438页。

[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450—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侯外庐等认为，“时间观念的发现，是人类最初的意识生产”，而中国殷人最早发明时历，采用“干支记日法，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科学生产”。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6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39、4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6。

[12] 著名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古希腊的思想整个说来有着一种十分明确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3] 参见[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32—3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4] 同上书，41、42页。

[15] 《汉书·司马迁传》。

[16] 《史通》卷十四，惑经。

[17] 《思问录·外篇》。

[18] 《论语·尧曰》。

[19] 《中庸》第二十章。

[20] 《天论》。

[21] 《韩非子·难势》。

[22] 《张子正蒙注》卷五。

[23]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24] 《读通鉴论》卷二十。

[25] 《读通鉴论》卷三。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19—7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467—4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9] [苏]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30] [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上卷，1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31] 参见[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上卷，127—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32] [苏]《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735、73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33] 参见 [苏]科恩：《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34] 参见Tonathan H. Turner， Leonard Beeghley， The Emergence of Sociological Theory，Dorsey Press，1981，pp.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