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自我对象化与个人在社会中的分化与独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互为背景、互为因果又互相促进。

自我对象化，意味着人们在观念中把自身的个体存在和个体活动作为一种类存在和类活动来看待，并将其与人类的社会性存在和社会性活动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己看作类存在物。这正是人的积极能动和自觉的生命区别于动物的本能式生命活动的最本质特征的规定。马克思认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28]

人类在活动中的自由，不在于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正确地认识和实际地控制那些影响和支配着人类的生活、活动与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对自身行为合理支配、调节和控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人们在行动中的自由，不仅离不开对外部必然性的认识，也离不开对自身的自觉意识。

自我意识的形成，对于原始人由于受动的客体向能动的主体的转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的存在物。**、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9]人的**，产生于对外部约束力的一种抗御、对现实的不满足和对理想的追求，并必然转化为人们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决心。世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人，人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只能产生对自身责任和使命的足够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对于原始个体在活动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起着重要的激励、催化和促进的作用。

自我意识的形成，对于原始人的活动逐步由盲目自发走向自觉自由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活动的本质，从功能上看，不在于消极顺应外部条件，而在于积极创造最能适合自己的内在本质的生活世界。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因此，“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在对象上去”，是人类的合目的创造性活动的最本质特征。为此，“人只须认识自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30]。自我意识对于原始个体在活动中的自觉性、目的性起着重要的定向与导航的作用。

个体自我意识是人类意识发展到较高阶段时才产生的。为了观念地认识和再现自我，人们将自己的视线指向自身，在思想中将自己两重性地分为作为主体的我（主我）和作为客体的我（客我），并站在“主我”的角度来反观和反思“客我”，并对自身进行评价和判断，获取关于自我的观念形象。

个体对自身的认识是借助对他人和社会的认识为参照系而实现的。“认识自己意味着不仅仅是认识个人的特点，他与其他人的区别所在，而且也要认识他之作为人的本性。”[31]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因此，人要了解自我，便必须了解自己所由以产生、赖以存在的据以发展的那个社会：“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32]而另一方面，社会本质也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物，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33] 因此，要真正了解社会，人们又必须深刻地了解自我。这样，认识自我与认识社会便互为条件、相互映照，成为人类认识的两个基本方面。借助于这种认识，个体把自己的活动建立在对自身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与掌握的基础之上，才有社会和他人的互助合作与协调发展。

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的分化、个体在社会中的相对独立和个体的自我对象化，这三者之间是内在相关、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它们同时存在于人类活动衍化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是一个过程中的三个不同方面；既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和表现，又是其动力和源泉。它们之间在发展程度上并非严格同步，但却密切相关：个体在社会中的独立性越强，社会作为总体控制系统必然在组织上和力量上相应强化，则社会有机体在运动的形式上和内容上越是远离自然界的自发运动形式。反过来也一样，社会从自然界中的分化程度越高，则它为其中的个体提供的社会环境越发达，个人获得的发展和实现自我的条件越优越，便越是有必要也有能力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这里存在的，是“人—社会— 环境—人”的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每一种因素都为其他因素和总体背景所决定和制约，每一种因素又都影响和作用于其他因素和总体背景。当然，从主体性和活动论的方面去考察，在这交互作用的多种因素中，有一种因素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就是人的生产劳动。劳动实践生成了人的社会，造就了社会的人，又迫使社会人去认识自己和自己通过劳动而创造的社会，从而成为推进“人—自然—社会”系统演化发展的最根本也是最积极的力量。“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34]因此，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劳动实践是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系统由以发生和形成的历史起点，从动力学的观点来看，劳动实践是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系统不断更新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正是劳动实践的进化，既作为动力，也作为条件，促使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形式不断地演化与更迭。

[1] [瑞士]皮亚杰：《儿童的心理发展》，58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

[2] [美]R.M.利伯特等著：《发展心理学》，刘范等译，11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3] [美]R.M.利伯特等：《发展心理学》，刘范等译，7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4] 参见［苏］柳布林斯卡娅：《儿童心理发展概论》，83—8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5] [苏]鲁利亚：《神经心理学原理》，34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6] 《巴甫洛夫选集》，131—13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7] [美]R.M.利伯特等：《发展心理学》，刘范等译，34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8] 同上书，347页。

[9]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如果说宇宙有一百亿年的历史，则地球形成于距今六十亿年以前。三十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最初的生命，两亿年前有了高级的哺乳动物，一千万年前有了灵长类，三百万年前开始了猿人向新人（智人）转化，而现代意义上的人则只有几十万年的历史。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398—3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进步尤其是社会性信息化，符号特别是语言符号系统在人类文化活动中的作用日趋明显和突出。现代一些有影响的哲学家尤其关注符号在人类文化创造中的地位和功能，并侧重从这个方面来探讨人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定义（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他们的研究思路和成果对我们是深有启发的。当然，作为新康德主义者，他们对人的符号化特征的理解也许不无偏颇之处，他们的文化观在总体上也还需商榷。而且我们尤其认为，对人的符号性方面的研究也必须与人的社会性、工具性、实践性等特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0—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7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9]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4] 同上书，384页。

[25] 同上书，233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9] 同上书，326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1]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10—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