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实体性与关系性存在而以自己的独特的存在和运动方式而与其他自然物相区别，成为社会自我认识系统中的客体。

人类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而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这既是原始人作为类存在而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这种活动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在二者高度分化的今天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在历史上最初把人同其他自然物区别开来的东西，并不是把人同某种超自然物联系起来的东西，而是人存在于和活动于自然界的方式。“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1] 生产劳动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特殊的自下而上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类社会由以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正是在这两种生产基础上产生的生产组织和生活组织形式，构成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并繁衍出社会机体复杂结构的宏伟大厦。

物质资料的生产发端于人类维持自身机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以人们对自身需要和能力的自我意识为前提，实现着“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12]。在生产中，人的自然本能作为被意识到了的本能而转化为社会本能；满足符合人的本性的那些需要作为生产的目标而提出来并成为生产的动力；动物式的摄食和求生活动转化为社会性的消费行为并成为社会再生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不得不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利用一种自然力反对另一种自然力，人由此而成为能够制造、保存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生产不仅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创造和改变着人与人的关系。语言符号的发明和运用，为人际间的交往提供了合用的中介和桥梁，使个人的思想有可能为他人的社会所接受和了解，从而转化为社会意识，使人类文化的发生、创造和传播成为可能，人由此而成为一种“符号的动物”，运用符号创造文化成为人类的一个本质特征。[13]而“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14]。这样，各种形式的劳动生产组织的实际形成便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人真正成为“社会性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5]。

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延续、繁衍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它既是人类本性中动物性一面的最根本要素，又是人类动物本性中的一种关系性存在。可以说，“除了性机能以外，人体所具备的其他动物机能，都是个体的问题。但在性关系中，至少有两个人要受其影响，而且，倘若以生产孩子为其当然的结果的话，其影响就会波及到更多的人”[16]。 因此，马克思把男女之间的关系看作“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17]，并且认为，“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的本质”[18]。

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由人的一种动物性本能向作为社会延续条件的“人类机能”的转化，依赖于两个基本的条件。其一是“爱情”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独有的情感—精神因素加入到人们的**中，成为人们性关系的一种积极的调节因素。“在动物的性行为中，**是靠天生的自然控制力自然而然地加以调节的。”在人类社会中，为了“对性关系加以制约，才产生了爱来作为人类自然性欲的补充。性关系又通过爱来取得尊严性”，并成为“形成人的社会性、道德性的核心”[19]。其二是家庭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对人与人之间的性关系加以限制和调节。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由“杂乱**的社会阶段”，经过“群婚制”，终于建立了血缘家庭。“血缘家庭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20]，它先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以及姊妹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起一夫一妻的家庭。

一定的社会生产组织和一定的家庭组织构成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恩格斯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21] 相应地，在原始生产组织和原始家庭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了总体性的原始社会组织。“最古老的组织是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氏族社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22]氏族社会的建立，把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关系以社会组织的方式形式化、组织化、系统化，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创造出更适合人的社会本性的自然—社会环境。从此以后，自然和社会，便成为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与之相应，人类社会的眼界也在社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逐步得以扩展和放大。原始社会组织的生成和运动，历史地为人们的以社会为对象的认识活动创造了客观的和现实的对象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