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意义上，需要是一切生物体的共同特征，是生物区别于非生物的一个重要标志。生物体的自我保存和自我更新依靠对外部事物的摄取和交换，因此，客观地存在一个需要及其满足的问题。人的需要是生物需要的一种特殊形式。与一般生物、动物的需要不同，人的需要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首先，人的需要具有社会性。

人的需要就其主要方面说，是由社会产生的，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人可以认识需要，调节需要，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形成新的需要，并根据需要和现实条件，创造出世界上不曾有过的而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和手段。动物的需要是一种纯粹的自然需要。它是自然形成的，通过自身本能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以自然的方式得以实现的。人的需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需要，带有社会性。

人的需要的内容无不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并以社会的方式得以实现。那些本身属于社会现象的需要的社会性就不用说了，即使人的自然需要也必然带有人类社会的特性。人的自然需要已经由社会的影响“人化”了和“文明化”了。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需要的水平不断提高，内容不断变化，满足的方式也不断改善。

人的需要的满足过程体现在社会互补上。社会生活中人的需要的满足是相互的，一个人的劳动及其产品，可以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服务，更主要的是为满足别人、满足社会的需要服务。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需要可以用另一个人的产品来满足，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能生产出另一个人所需要的物品”。而在动物界中，这是决不可能发生的现象。“不可能发生大象为老虎生产，或者一些动物为另一些动物生产的情况。例如，一窝蜜蜂实质上只是一只蜜蜂，它们都生产同一种东西。”[27]

其次，人的需要具有历史性。

动物的需要是天生的，由其生理遗传决定的，几乎不发生变化，年年如此，代代如此。而人的需要却是历史的产物，经常地发生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种假象”[28]。这是因为，人的需要主要是在后天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需要的对象是经过人的劳动实践加工改造的人化物、人工物。而人的劳动实践是一种历史性活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劳动的变化必然引起劳动结果的变化，从而引起人的需要的内容和对象的变化。

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总结人类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人的需要不断增长的规律，即人们常说的人类“需要上升的规律”，并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全体居民和工人无产阶级需要水平的增长”[29]。这种需要水平的增长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明显，具体反映在劳动者的需要在量上的扩大，在质上的完善，反映在一部分需要消灭了，另一部分更高级的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了。

最后，“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30]。

动物的需要对象是狭窄的、仅仅以它的肉体机能为界限，被动适应于某一种特定的生活环境。“动物是一种特异的东西，它有其本能和满足的手段，这些手段是有限度而不能越出的。有些昆虫寄生在特定一种植物上，有些动物则有更广大的范围而能在不同的气候中生存。但是跟人的生存范围比较起来总是有某种限制的。”[31]人则具有无限多样的需要和需要对象。这是因为，人类智力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类智力的物化是无限的，而人的智力及其物化的劳动手段的无限扩展，必然引起人的需要和需要对象的无限扩展。“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32]人类生活现实已经并正在证明马克思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不仅如此，同类动物的需要基本是相同的，没有个性。人则不然。人的需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文化特质的民族和地区，人的需要往往有很大差别。马克思在分析工人的生活需要时指出：“工人作为工人而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状况下当然是不同的。衣、食、住和取暖这些自然需要本身的多少，取决于不同的气候。同样，因为所谓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在某一国家或某一时期属于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东西，但在另一国家或另一时期却不是必要的生活资料。”[33]对此，人类学已经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