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任何一种哲学学说都有它的理论来源，人学理论也是这样。马克思的天才作用并不表现在他可以离开世界文明大道凭空创造出一个完备的人学体系，而在于他在为无产阶级寻求彻底解放的道路、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批判地吸取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由此形成和确立自己的人学理论。

人学思想源远流长。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1]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认识你自己”的石刻铭文标志着人的觉醒和人的观念的产生。《荷马史诗》所说一个人沦为奴隶就失去了人的一半的尊严，表达了对被压迫者向往自由、公正和平等的同情和肯定。埃斯库罗斯的古典悲剧所塑造的普罗米修斯被马克思称为“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不仅影响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而且影响着马克思的人生道路。据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每年总要重读一遍埃斯库罗斯的希腊原文作品”[2]。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位古代悲剧作家名字的出现达十几次之多。

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明确提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命题。据说，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城邦的战争中，伯里克利为了说服部分村民放弃土地、财产，实行转移，告诉他的人民：“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或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3]这一思想，表明了伯里克利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力的高度重视。

古希腊文化关于人的学说着重表现于古希腊哲学中。恩格斯说，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在这“各种观点”中无疑包括关于人的哲学观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题目《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证明了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的重视和古希腊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

古希腊哲学开始是一种自然哲学，但这种自然哲学并不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只是关于人之外的自然问题的哲学探讨，它是包括人的问题在内的。因为在古希腊哲学中，人和自然还没有真正分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从自然中产生，并由自然物质所构成。有人说人是由鱼变来的，有人说人是从土中产生的，有人说人是由原子构成的，肉体和灵魂都是这样。

到了公元前5世纪，哲学思想从一般自然问题直接转向人的问题，人开始成为哲学注意的中心。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一命题虽然受到了后来许多思想家的批评，但仍然无法否认它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一命题包含着人是活动的创造主体，事物是人的创造的产物，并且只有对人才是有意义的思想，萌发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赋予“认识你自己”以深刻的哲学含义、自觉地研究人的问题的哲学家。他开辟了西方哲学史上真正研究人的哲学的历程。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挪到地上，把它搬进城市和屋子里，教导人们思考生活和风尚、思考邪恶和善良的哲学家。色诺芬也认为，苏格拉底与其先辈们不同，他思索的不是太空或宇宙，而是有关人的问题。苏格拉底感兴趣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心灵，以及他们的道德品质和能力。

亚里士多德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丰富而独特的人学思想受到后人的重视。他提出的“人是两足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从人的形体、思维和社会生活方面对人是什么做了全方位的回答。他认为，人在社会中并不是平等的，君臣、父子、夫妻都是不平等的关系；公正并不等于平等，而是表示适当的比例构成。他还提出人的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目标，而幸福就在于人的有德性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对马克思发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他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是人类自我认识史的一次重大飞跃，马克思曾多次提到并肯定了它的一定的合理性。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马克思还在这个论述的注释中进一步指出：“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4]

用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来解释人及其地位，在中世纪处于支配地位。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都是神学思想的积极鼓吹者。人成了神的奴仆，神成了人的主宰，人世间的一切事情都要按神的意志、神学原则的安排进行。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开始产生和成长起来。这首先表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中。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是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文艺复兴的最突出的成果就是“人的发现”，把人、个人提高到宇宙的中心地位。

人文主义者号召人们把目光由神转向人自身。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意大利诗人佩脱拉克说：不认识自己，决不能认识上帝。蒙台涅说：我思考我自己。人文主义者赞美人的尊严和力量。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想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庄，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文主义讴歌世俗生活。薄伽丘大胆揭露僧侣的无知、虚伪和腐败，认为人生的全部目的就是追求幸福，追求幸福是人的权利。人文主义者还要求个性解放。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提出：顺从你的意欲而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

人文主义的这些思想表明，到了近代，人重新成为文化特别是哲学注意的中心，思想家们把哲学作为关于人和生活智慧的科学来研究，力求从现世实际生活条件来理解人，把人的自由和尊严牢牢建立在尘世生活的基础之上。人文主义的某些观点如片面强调人的自然性和个人主义，曾受到马克思的批评，但文艺复兴谴责神学、张扬人性的人道主义精神却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肯定。恩格斯把文艺复兴看作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称赞人文主义者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

从17世纪开始，资产阶级逐渐强大到有能力发动革命，作为反封建思想武器的人的学说获得了新的理论形式。培根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培根那里，科学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服从于人类的手段。“知识就是力量”，反映了年轻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培根还认为，知识可以改良人的心灵，使人去恶从善，变得幸福快乐，由此得出“知识即道德”的命题。崇尚科学就必然用当时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解释一切，包括解释人的各种问题。笛卡尔认为，人是由形体和心灵两部分组成的。人的身体作为物质实体，同动物一样是一架自动的机器，完全服从机械运动。霍布斯进一步指出，人就像一架机器，心脏像弹簧，神经像游丝，骨骼像齿轮，人的整个活动和钟表活动无异。这种观点直接影响到18世纪的哲学家，例如拉美特利。他著有《人是机器》一书，认为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

崇尚科学和崇尚理性分不开。17世纪的哲学把理性看作人的一种特殊品性。笛卡尔虽然承认人和动物一样其形体像机器，但人与动物又有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人能思维、有理性。他提出的“我思故我在”，是近代对人的存在的一种崭新的本体论规定，开创了理性人性论的先河，成为西方人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的命题之一。由于崇尚理性，把理性看作人的一种自然（天赋）本性，因此资产阶级的所有自然法、天赋人权都是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洛克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这就产生了“理性的法庭”这一近代历史上特殊的社会现象。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5]。

18世纪的人的学说的主要特点是同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从自然和社会出发来解释人的各种现象，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的唯物主义命题，对马克思“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的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德斯鸠是一位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正确地看到但又片面地夸大了地理环境对于人的作用。他特别重视气候对人的影响，认为寒冷的气候造就健康和勇敢的人，炎热的气候造就软弱和怯懦的人；气候炎热的南方民族常常沦为奴隶，北方民族则能够保护自己的自由。即使人的宗教信仰，也是由气候决定的。佛教之所以产生于印度，就是因为这里气候炎热，使人萎靡疲惫，趋向于清静无为。孟德斯鸠还认为，土壤对人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土壤贫瘠，迫使人进行艰苦劳动，培养勇敢耐劳精神，相反，土壤条件优越的民族则柔弱、懒惰、怯懦。爱尔维修也主张人是环境的产物，不过他主要是从人的社会环境来探讨人的问题。爱尔维修认为，人初生时在智力、道德上是一样的，后来的不同是由社会环境所致。各民族人的性格、智慧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即使同一民族，它们之所以有时崇高、有时低劣，有时勇敢、有时胆怯，原因也在于环境不同。爱尔维修所说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要改变不利于人正常发展的环境就要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和制定合理的法律，就要依靠教育和天才的立法者，于是他又得出了“教育万能”和“意见支配世界”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的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7]

由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是从自然和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因此他们认为人是“自然人”也是“理性人”，是“自然人”和“理性人”的统一。在人的本性上，他们承认人都是“自爱”、“自保”的，但人为了做到这一点、达到这个目的，又需要在一定意义上做到利人和利他。这就是所谓的“合理利己主义”。伏尔泰认为，人有自爱心和怜悯心。自爱心推动社会进步，没有自爱心，社会就无法形成，也不能存在下去；怜悯心促进人们之间的联系，没有怜悯心，人就无法满足彼此之间的需要，社会也不能存在下去。狄德罗也主张合理利己主义，指出要达到利己利他两方面的统一，个人应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为实现个人利益而着眼于社会利益。爱尔维修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利益是法律的基础、道德的原则、社会的动力。利益有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二者并不矛盾，道德科学的根本目的就是把二者统一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个人利益的理解。一个人一旦正确理解了个人利益，在追求利益时就不会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利益也就增加了个人利益。

这种合理利己主义的思想在英国古典经济学中也有反映。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也是著名的道德学家。斯密认为，自爱和仁爱是人的情感的两种基本元素，自爱使人向己，仁爱使人为他。向己使人成为“经济人”，为他使人成为“道德人”。按照斯密的观点，人是利己主义者，人的经济行为所追求的完全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但每个人为了利己的需要又不得不考虑其他利己主义者的利益，由此产生了社会利益。斯密自己对于这种合理利己主义说得十分透彻，他写道：“差不多所有其他一切动物，各自到了成熟以后，便完全独立了，而且各自在自然的情况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帮助，然而人是经常需要自己的亲近者的帮助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完全要靠人家的恩惠来获得这种帮助，那一定是靠不住的。与其如此，他不如去打动人家的利己主义，并且向他们表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应该做他所要求的事情，——这样他反而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给我，那么你也能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获得饮食，决不是依靠肉店、酒店和面包铺的老板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大发慈悲，而是向他们的利己主义去声诉，所以我们永不向他们申说我们自己的要求，而只是讲他们的利益。”[8]对于斯密的这种人学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做过深刻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9]恩格斯说，这“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10]。

18世纪的哲学、经济学虽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人学观点，但它有一个重要的弱点，即机械性，完全否认人的能动方面，严重影响了人的问题的科学解决。“18世纪并没有克服那种自古以来就有并和历史一同发展起来的巨大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而是使这两个对立面发展到顶点并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以致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11]理论的逻辑要求突破这种机械性，这就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人的学说。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它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按照康德的说法，人的问题是属于那些不能不使每一个人焦虑不安的问题。康德把人的问题概括为“人是什么”、“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希望什么”等几个不同的方面，并以此来构建他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实用人类学》，是他一生哲学思想的总结，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学理论的框架，他把此书第一部分又分为“论认识能力”、“论愉快和不愉快的感性”、“论欲望能力”三卷，恰与《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相呼应。康德认为，人是感性存在者和理性存在者。作为感性存在者，人受自然界的必然性支配，也不比动物更有价值。人优越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在于人有理性。由于人有理性，所以“人是目的”；由于人有理性，所以人可以“意志自律”。“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这两条道德律令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思想。

没有辩证法，就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科学的人学思想。黑格尔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观点，以及对事物、历史自身辩证运动过程的观点，等等，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无疑起了良好的启发、诱导作用。黑格尔认为，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思想、理性，在于人能意识到自己，人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存在。由于人有意识和自我意识，所以人能够认识必然，从必然走向自由。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突出了作为活动者的主体性。更主要的是，黑格尔无论是在《精神现象学》中还是在《法哲学》中，都分析了劳动对于人的形成的影响，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把人看作自己劳动的结果。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指出：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2]。正是在这些思想观点的影响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特征、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等重要观点。当然，如果把黑格尔关于劳动对人的发展的影响的个别言论看作是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把马克思和黑格尔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混同起来，那就不对了。作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劳动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实践，而是一种精神活动。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3]这样，“劳动是人的本质”这一命题在黑格尔那里就成了“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本质”。

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我们在上面已经进行了阐述。它对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影响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包括人学思想在内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不仅表现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大大缩短了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距离，而且更主要的是，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实在性的观点、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观点、关于人的本质存在于团体之中的观点等，为马克思架设了一座从绝对观念通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桥梁。因为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尽管蕴含着唯物史观的萌芽和某些合理的人学观点，但是仅仅“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经验的物质的行为的”[14]。

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学思想，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圣西门针对资本主义的“专横、无能和阴谋”的弊病，主张未来社会不承认特权，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敬互爱。欧文关于环境对于人的本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的观点、关于合理安排环境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发展的观点，以及教育就是形成人的性格的观点，都是富有启发性的。傅立叶提出在未来社会，男女应当平等；每个人应当根据自己的兴趣劳动；劳动应与享受相一致，这些都“足以使英国社会主义者相信，傅立叶主义是完全值得他们注意的”[15]。

空想社会主义者人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内容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阐述。圣西门认为，在历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全面发展的人，“十五世纪的欧洲人，不仅在物理科学、数学、艺术和手工业方面有惊人的成就，他们同时还在人类理性可及的一些最重要的最广泛的部门十分热心地工作，他们是全面发展的人，而且是自古以来首次出现的全面发展的人”[16]。傅立叶认为未来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人，理想社会中的“协作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17]。在欧文看来，未来社会的儿童教育，就是“要在他们出生以后就教育和指导他们，使他们在各人天赋的能力、志趣和力量所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成为智、德、体、行方面最完善的人”，也就是“安排适当的条件来很好地培养他们的体、智、德、行方面的品质，把他们教育成全面发展的人”[18]。这些看法都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观点。马克思对此是这样评价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19]

在马克思之前，许多思想家已经为科学地解决人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但是，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和阶级局限，他们对人的认识始终没有达到真正科学的水平。理论的逻辑和现实的斗争，要求有人站在先进阶级的立场上，正确地回答理论和现实对人的研究提出的种种问题，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以往对于抽象人的崇拜。这个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