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性原则是唯物主义客观性原则在人学理论中的具体体现。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现实性原则是人学思想的首要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指出，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客观世界对人具有优先的地位。世界上本来没有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头脑、血液、肌肉都是属于自然界的。人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本身也是一种物质实体。世界出现了人，发生主体和客体的分化以后，自然界成了人的生活环境和活动对象，仍然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和发展。人的一切能动性都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利用的基础之上，人的一切活动的成功都取决于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认识活动中坚持观察的客观性，使认识的结果符合客观实际;在实践活动中坚持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的目的、计划对象化、客观化，在实践的结果中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现实性原则。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而不是黑格尔，就在于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思想都是以唯物主义理论为前提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坚持“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中，主张“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在人和劳动的关系中，强调“人是劳动的前提，也是劳动的结果”;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中，提出“人就是人的世界、国家、社会”、“社会决定个人的特质”;在人和历史的关系中，认为“人是剧作者，也是剧中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现实性原则集中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人，具有现实性。一切旧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在人学理论上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把人抽象化，而马克思则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把人看作从事现实活动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又说，“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人类个体，而实际上，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就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不同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

由此可见，那种把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有意或无意地简化为从“人”出发，是错误的，它混淆了马克思与旧哲学家的本质不同，因为从人出发，不仅是哲学而且可以说是所有人文科学的特点。马歇尔说过经济学是关于人的科学，高尔基认为文学就是人学。美学、逻辑学、伦理学，甚至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研究人的，是以人为对象的。在哲学史上，把人作为出发点也是大多数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共同特征。18世纪启蒙学者狄德罗早就说过，人是唯一的，一切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而又复归到这一点。施蒂纳甚至把他的哲学研究对象归结为“唯一者——人”，认为“世界归根到底集中于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这一点更加明显。相比之下，公开反对把人作为出发点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却是很少的。去掉现实性原则，在从人出发这样笼统的提法背后，就实际隐藏着各式各样的以至互相对立的哲学流派和倾向。这不仅没有揭示相反却掩盖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特质。

什么叫“现实的人”？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仅从字面上讲，哲学史上有的哲学家如费尔巴哈也说过“现实的人”、“社会的人”诸如此类的话，然而由于他们对“现实的”、“社会的”概念的不正确理解，所以实际上仍然是抽象的人。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抽象的人”[3]。

马克思所讲的“现实的人”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再看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段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里所说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4]

这说明，“现实的人”，首先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出发，是因为他把现实世界理解为“感性直观”，而不是劳动实践的对象;他不了解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把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取消了，而马克思把人理解为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的主体，认为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5]。这就克服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和抽象性。

“现实的人”，还是属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人。马克思研究人，不是就“人本身”研究人，而是通过社会研究人，研究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的人。离开了社会条件，关于人的问题什么也说明不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深刻地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个人（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完全是一种假象、一种错觉。事实上，个人并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个人是由社会决定的。离开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就没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分，离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费尔巴哈由于“没有从人们的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6]。

由此可见，从“现实的人”出发，如果脱离人的劳动和人的社会关系，也不可能得到科学的结论。现实性原则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人的劳动，研究人的社会，研究劳动和社会关系中历史地变化着的人性。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和人的社会，才最终科学地解决了千百年来众说纷纭的“人性之谜”。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 同上书，2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