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需要的增长及其复杂化和丰富性，必然导致人的活动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于人的需要的这种作用，马克思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1]

需要对于生产的作用主要是一种动力作用。人们之所以从事生产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即使像孤岛上的鲁滨逊，不管他生来怎样俭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劳动。正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然这样做，也必须从事改造自然的生产斗争。除了通过生产创造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外，人的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生产都是由需要引起的，是由需要推动的。需要是“生产的前提”，是“生产的动力”[2]。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和生产的发展。

对于物质生产，没有哪一项不是由人的需要引起的。人们改造世界，“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3]。“起初是行动”，而驱使人们行动起来的就是需要，首先是对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的需要，然后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

对于精神生产，“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4]。恩格斯对需要在科学发展中的这种动力作用做过十分深刻的说明：“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5]斯大林概括科学理论的产生时认为：“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6]

科学理论是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科学理论产生之后能否得到实现，也是由需要所决定的。即是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为例指出，马列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具备条件从而产生了这种需要。

“人类自身的生产”同样是由需要推动的。从人类起源上说，人的“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8]。人类的繁衍是人类生命延续的需要，人口出生的多少，一直受到社会生产活动的发展水平、社会关系的性质、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以及人口内部结构等多方面的制约，也是按照人类的实际需要加以调控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包括人类自身素质的生产。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着自己，形成新的思想品德、知识能力，以顺应时代潮流，迎接各种挑战，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也就是“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9]。

需要作为生产的动力，自然也会通过生产影响和制约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首先，“需要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全盘的分工”[10]。个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是有限的，而需要及其对象的发展却是无限的，这就促使人们分工协作，相互交换互有差别的劳动产品。个人及其需要的自然差别，是人们作为交换者而实行社会组合的动因。

需要决定了不同阶级、阶层和个人的历史使命。马克思认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所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为了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就必须使现存的关系发生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了满足全体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必须不断改革和完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从历史上看，每一种社会改革和革命，都是由需要所引起和决定的。需要在社会关系中表现为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不根源于人的需要和利益的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

需要作为生产的动力是通过目的而实现对于生产活动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的。需要是生产的动力，也是生产的目的，马克思把它叫作“作为目的的需要”[12]。

人的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人类“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3]。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目的贯穿于活动的全过程，并作为规律决定着人的活动方式和方法，人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从一般意义上说，目的是人活动结果的观念形象。从根源和内容上看，目的是被意识到了的人的需要，是人对客观对象的需要在意识中的反映。没有需要就没有目的，人的需要不同，其目的也不同。马克思认为，对于认识活动的目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14]；对于实践活动的目的，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因此，人们的需要对于生产活动的推动作用不是直接的，只有当行为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及外部客观条件从而形成具体的活动目的的时候，才可能现实地推动人的活动。人的需要是通过活动目的或者说作为活动目的在发生作用的。

需要构成目的，目的又是如何推动人的活动的呢？在恩格斯看来，目的是通过动机，作为活动的动机起作用的。动机的原意就是引起动作，或者是人的一种内在的行为倾向。人的活动都是直接由动机所引发和促进的。恩格斯强调：“就个别人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15]他又说：“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16]

关于需要、目的、动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对于生产活动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做了科学的分析和阐述：“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显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17]

诚然，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批判了旧唯物主义“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最后陷入唯心主义，但这并不是说恩格斯在根本上否认人的动机在历史上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对于旧唯物主义的错误，恩格斯说得非常明确，那就是：“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18]

这种动力的动力是什么，或者说隐藏在动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在恩格斯看来，这就是需要，就是利益，特别是人们的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历史上的一切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19]。找出人的动机背后的经济需要和利益，就能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而达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水平，反之就只能始终停留在唯心主义的水平上。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这些旧唯物主义者“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20]。

“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那么需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需要难道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原因，它可以说明一切而本身无需作进一步的说明吗？当然不是。与“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这一论断相对应，关于需要和生产的关系，马克思还说过另外一句话，那就是：“消费为生产创造……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21]马克思关于需要和生产的两个论断告诉我们：需要和生产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离开需要谈生产，离开生产谈需要，都是片面的，都是违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

人的需要是作为主体的一种状态而存在的，从直观的层面看，它直接依赖于人的肉体组织，但马克思同时认为，人的肉体组织本身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人的需要。人的需要表现为人的肉体组织的需求，但取决于人的生产劳动，根源于人的生产劳动。“需要也如同产品和各种劳动技能一样，是生产出来的。”[22]又说：“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23]这就是说，人的需要是在生产劳动中产生的。

首先，生产创造“需要的对象”。人的需要都是对象性的，只有当主体的欲求状态与相应的客观对象相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需要。这种对象是从哪里来的？从根本上说，它是生产劳动的产物，是人所创造的。即使是自然物，也必须通过生产活动成为生产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才可能和人发生功能性联系，实际地成为人所需求的对象。“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24]

其次，生产创造需要的手段。人的需要的实现要借助于一定的劳动手段。劳动创造的新手段，既保证了已有需要的实现，同时又开辟新的活动领域，在新的活动过程中形成新的需要，包括对新的劳动产品的需要，对新的工具操作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新的劳动的组织、管理的需要。这一切都证明了马克思所阐述的这样一个道理：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

再次，生产创造满足需要的方式。人的需要的形成是和满足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人需要什么，受人怎样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方式的影响。而人究竟怎样去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并不是人的主观臆断，而是由社会生产劳动所决定的。时代不同，人们的生产劳动方式不同，因而满足需要的方式也不同。人的需要产生于生产，因此，生产发展了人的需要也必然随之发展。列宁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提出需要增长的规律，并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全体居民和工人无产阶级需求水平的增长。这当然不是由于资本家的善心，而是生产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列宁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需要增长的原因，认为这是由于产品交换的频繁，引起的人们接触交往的频繁，以及工人无产阶级的密集。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劳动异化、人的发展畸形，工人需要的增长因此又是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国家财富增长的时侯，人民的贫困也在增长”。工人的需要增长和贫困增长并不矛盾，因为“贫困的增长不是就物质意义，而是就社会意义来说，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不适应”[25]。只有社会主义，需要的规律才能以它正常的形式得到全面的实现。

这就涉及劳动的社会形式对需要的影响。劳动生产着需要，也生产着社会关系。新的社会交往关系一经形成，就“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26]。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必然决定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来满足其消费需要，并且决定了资本家必然以攫取剩余价值的特殊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27]。

总之，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需要状况，包括需要的水平、需要的结构、需要的内容，都直接或间接由社会生产的发展所决定。生产发展了，需要也相应得到发展。超越于生产是需要超前。落后于生产是需要滞后。这都是不正常的，都是需要加以调整的。

在需要理论中，脱离生产抽象地谈论需要的动力作用，把人的需要先行设定为天然合理的东西，这当然是马克思所反对的。同样，仅仅局限于需要和生产相互作用的议论，不去揭示相互作用的基础，不找出其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仍然是马克思所反对的。马克思既看到需要和生产的相互作用，又注意到在生产和需要的相互关系中，生产决定需要，“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28]。

毫无疑问，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人的需要可以看作人的生产的先在的前提;生产如果不符合人的需要，就不是真正的生产。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没有生产就没有需要，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命题。需要是由生产所产生的，生产是实际起点，这鲜明地突出了马克思需要论的基本要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与一切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的需要理论的根本区别。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可以概括为：生产是需要的现实起点，需要是生产的观念上的起点。在现实中，生产决定需要，并最终超越需要，创造新需要;在观念中，需要反作用于生产，并实际超越生产，引导和推动生产。正是以生产为其主要方面的生产与需要的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能动的源泉。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同上书，2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同上书，732页。

[6] 《斯大林文集》，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6] 同上书，32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9] 同上书，34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16—5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 《列宁全集》第4卷，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