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纷繁复杂，所以，人的需要也是一个多样性的复合体。马克思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1]马克思不仅把人的需要和人性、人的本质的理论相联系，提出人的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以及人的劳动需要和社会关系的需要，而且进一步提出人的个体需要和社会共同需要，以及人的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

人的需要从主体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个人需要是人的需要的最普通、最基本的形式。社会是由个人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没有个人正当需要的基本满足，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的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2]

个人需要主要是同个人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但个人需要不能囊括人的全部需要。个人需要消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需要社会生活本身。事实上，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客观上必然存在着人的社会共同需要。这是由人的社会特性和社会分工决定的。没有这一点，个人的需要从而个人生存本身，都不得不降低到一般动物的水平。从需要的主体看，人们除相互独立的个人生产和生活外，还需要共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需要通过群体交往和合作，实现共同的生产和生活目标。在需要的客体上，除具有可分性能够为每个人分别占有和消费的部分外，还有一类客体，它们通常具有不可分的整体性，只能为社会共同消费，如国家机器和某些社会设施。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在人的需要中就客观地存在着不同于个人需要的另一类需要——社会共同需要。

社会共同需要有时简称“社会需要”。对“社会需要”一词，马克思本人有多种用法：有时从需要的产生上，把人固有的“自然需要”以外的需要称为社会需要，意为“社会创造的需要”;有时从需要实现的方式上，把不同于自给自足的“直接需要”以外、通过社会生产和交换而实现的需要称为社会需要，意为“社会满足的需要”;有时从需要主体的角度，把“个人需要”以外的需要称为社会需要，意为“社会共同的需要”。所谓“社会共同需要”，就是维护社会有机体的存在、发展以及正常发挥其功能的需要。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扩大生产的需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使一切社会生产过程都具有再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特征。马克思把社会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劳动主要是满足扩大生产的需要。马克思说：“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的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3]

第二，公共消费的需要。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公共消费的需要首先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以及劳动者生活的一般环境领域中表现出来。比如劳动者共同的娱乐需要、文化需要、保健需要、安全需要，等等。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建设学校、医院、影剧院、体育馆、博物馆等。对此，一方面劳动者个人无法支付这些设施的巨大费用;另一方面这些设施面向全社会，不可能为任何个人所独有。此外，公共消费需要还包括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内容。

第三，社会管理的需要。还应看到，一切需要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在对生产和生活进行一定的管理之下才能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是生产力增长、人的需要满足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说过：“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4]由此便产生了指挥的需要，也就是为了保证各种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需要。

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是人的需要构成中的两个部分。当社会财富总量一定时，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在数量上就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况，其中任何一部分在数量上的变动都必然以另一部分数量的相反变动为条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矛盾表现为尖锐激烈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的实现克服了劳动者个人需要和社会共同需要的根本对立，劳动者的完整的需要既包括劳动者个人需要也包括劳动者共同需要，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从根本上说，在目的、手段和发展的方向上都是一致的。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根本一致，并不等于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矛盾的性质不同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矛盾成为根本性的、对抗性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使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矛盾成为非根本性、非对抗性的矛盾，表现为劳动者的直接需要和间接需要、短期需要和长期需要、局部需要和整体需要之间的矛盾。一般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需要代表着劳动者个人的长期的、整体的、间接的需要，个人需要是一种直接的、眼前的、某一方面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协调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在动态中自觉地调节二者的关系，具有首要意义的是充分认识社会需要在整个需要构成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需要从其作用上可以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把人的需要的对象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认为“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5]。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恩格斯又一次把人的需要的资料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

生存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只有满足了生存需要，人类才能存在和延续，才能实现其他需要。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需要的这些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正是由于生活需要的这种作用，马克思有时又把它称为“必要需要”，并指出：“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6]

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生存需要的满足，目的在于使生产中所支付的体力和脑力不断得到恢复，保证劳动者的生产得以维持和延续。生存需要的满足的目的还在于，促进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外延扩大再生产要求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内涵扩大再生产要求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生存需要是一切社会形态中人的共同需要，但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社会形态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性质不同，因而生存需要的内容和水平也不同。即使在同一社会形态中，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差别，生存需要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生存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也是人的低层次的需要。人当然要为生存而斗争，但人类的全部活动决不只是为了生存。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当人的活动不再是“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只有“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之后，人类才能真正地脱离动物界。“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7]

享受需要是在人的生存需要基本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种旨在提高生活质量、优化生存条件的需要，是唯有人类才有的需要。恩格斯曾肯定过拉甫罗夫下列说法的正确性：“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恩格斯还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假定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里仍然有效——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8]

享受需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是在生存需要活动及其对象中产生的享受要求，衣、食、住等本来是生存需要，但随着社会发展，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便会在其中滋生享受需要。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的一段话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思想：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这里的“饱”、“暖”、“安”，是生存需要，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美”、“丽”、“乐”，则是享受需要。

第二个方面是与生存需要活动及其对象没有直接联系的需要，马克思称之为“奢侈需要”。马克思说：“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9]奢侈需要（享受需要）是必要需要（生存需要）之外的一种需要。它和人的生存并无多大关系。例如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某些装饰品的审美需要，对于音乐、绘画、舞蹈等方面的艺术需要就是这样。

马克思充分肯定人的享受需要的合理性。对于资本主义压制“工人的任何奢侈”、剥夺穷人的审美能力表现极大的愤慨。恩格斯也严厉地批判了那种“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10]。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享受需要和生存需要的对立将逐步消失。“以前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11]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旧时只为少数达官贵人享受的生活用品今天已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就以人类最根本的劳动需要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不仅是人们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而且从中得到享受，感到愉悦和快乐。在马克思看来，什么“快乐的懒惰”，这“纯属最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12]。在未来社会“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13]，劳动和享受之间的对立是不存在的，劳动是快乐的源泉。

发展需要是人们为了自身的完善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为了增强人的自由个性而产生的需要。发展需要既表现为劳动者在诸如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等精神领域内自由发展的需要，又表现为劳动者在物质领域内自由从事劳动的需要。劳动需要在生存需要中是谋生的手段，在发展需要中则是发展的目的本身，是为了在自由劳动中发展其才智与创造力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劳动的物质结果，而是劳动过程，是劳动过程中积极的精神体验。

在个人需要的构成中，发展需要显得日益重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存需要将逐步下降，享受需要、特别是发展需要将逐步成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这当然不是说满足生存需要已不再必需，而是说这种需要的满足在现实中已经不成为问题。劳动者在选择从事什么劳动和怎样从事劳动时，最为关心的不是物质利益，而是他的自身完善和自我实现，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充分“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斯大林全集》第13卷，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92—9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