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人学研究贯穿于他的革命斗争和哲学理论活动的始终。

《博士论文》（1839年初至1841年3月）是马克思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它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对于人的问题的关心。马克思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阐明人与环境的关系，通过改造环境争取人的自由。表面上看，论文探讨的是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区别，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为人的自由作自然基础的论证。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是个人意识的象征，个人意识只有离开世界，才能在这个使它感到无能为力和受压迫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自由”[1]。此时，论文所持的观点还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人的本质是自由，这是黑格尔的也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共同信念。不过马克思已经以萌芽的形式表现出不能以逃避现实的方法去追求“绝对自由”，看到了人与环境、哲学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1842年，马克思开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这种转变的具体机制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政治、历史、法律观点的相互影响。马克思为《莱茵报》写了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政治性文章，号召“不仅用矛头而且用斧头”去为自由而战斗。1842年10月，马克思任《莱茵报》主编，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发展的新阶段。这种发展是同现实斗争紧密联系的。他们在为劳动人民的利益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具体分析了大量的政治问题，初次接触到了经济问题，认识了当时存在的共产主义学说。在他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中，自发地产生了唯物主义因素。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这年春夏，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这份“手稿”表明马克思自觉转到了唯物主义立场，在人的问题上开始同黑格尔划清界限。他借助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和人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国家不是人的存在的基础，“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在对人的本质理解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2]。在这份“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指出了无产阶级是一种能够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

1843年10月，马克思离开德国前往巴黎，担任《德法年鉴》编辑。他写于1843年秋至1844年初而于1844年2月末发表于该杂志上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证明了马克思正沿着关于人的唯物主义观点形成的道路前进。在这些文章中，人被理解为整个历史发展的主体，批判地评价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所特有的那种把社会的东西归结为个人的东西的做法，提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不同于政治解放的“人类解放”的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德法年鉴》时期，尽管马克思还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还未摆脱费尔巴哈的术语，但马克思由此做出了必须否定私有制的革命结论，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马克思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ad hominem［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ad hominem［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一部重要著作。它首次发表于1932年。这部著作包含着许多重要思想，同时也包含不少不成熟的观点，这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在人的问题上，《手稿》力求用劳动的观点来说明人，说明整个人类社会。他看到并充分肯定了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思想，提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特性”的主张。他指出，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历史的产物;工业是认识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一种社会性活动，认为即使人不采取共同劳动的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手稿》的中心范畴是异化劳动。虽然马克思这时的异化劳动理论还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思想和费尔巴哈是根本不同的。他始终面向工人阶级，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工人同自己的产品、同自己的劳动，以及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揭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人地位。《手稿》着眼于人的经济关系，赋予人的劳动以重要意义，意味着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的辩证唯物主义内容在不断向前发展。然而，《手稿》就是手稿。它本身包含许多内容，探讨各种问题，是马克思对于刚刚读过的和想到的东西的批判性反思。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看，它属于“形成”过程之中，具有准备阶段的性质。它虽然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批判，但这个任务是未完成的。它不仅保留着费尔巴哈的术语，而且在“人的本质的异化”等方面还没有清除人本主义的积垢，还交织着新旧思想的矛盾。关于生产劳动的思想，也还带有某些抽象性和理想性。

1844年8月底恩格斯来到巴黎，于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直接合作开始了。在《神圣家族》这部第一次合作写成的著作中，开始了对现实人的历史考察。难能可贵的是，《神圣家族》表述了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思想。列宁高度评价这一点，指出这已经“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1867年，马克思重读了《神圣家族》之后写信给恩格斯说：“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6]这就是说，尽管《神圣家族》还包含有某些人本主义的残余，但它已不再是构成这一著作的主要的东西了。

1845年1月，马克思来到布鲁塞尔，同年春天写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7]。马克思第一次归纳了他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全面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如果说1844年以前（包括这一年在内）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做了个别的批评，那么1845年至1846年他则完全摆脱了费尔巴哈。《提纲》以及稍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同他们的哲学前辈们彻底划清了界限，唯物史观作为一个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已经诞生。

《提纲》的主题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它给人的研究奠定了一个科学的基础，正确地解决了人的能动性，人与事物、人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而包括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也就在于，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对于事物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于实践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提纲》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又给人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提纲》结束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以及其他旧唯物主义）把人看作抽象的、脱离社会的，只是用自然的纽带同别人联结起来的个人的观点。《提纲》关于人、人的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以及三者相互联系的观点的提出，标志着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的产生。

《提纲》还是唯物史观的“天才萌芽”，而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唯物史观的“详细制订”和全面阐述。它对于科学的人学理论的形成起了特殊的作用。该书第一章《费尔巴哈》，深刻揭示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与对人的本质的人本主义解释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之间的有机联系。《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研究人要从“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也就是研究人的现实活动和社会关系。它认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人只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部著作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理想，认为全面发展的、和谐的个性概念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范围内产生的，并且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847年，为了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说，并在工人中传播社会主义，马克思撰写和出版了《哲学的贫困》。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德意志意识形态》未能公开发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哲学的贫困》和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看作新世界观的第一次科学表述。列宁生前没有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他也把《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看作“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这都说明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及人学理论形成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哲学的贫困》指出，应当把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因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但人不能自由地选择社会形态和生产力，社会决定了人的能力和人的需要。马克思认为，人性是可变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所以“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8]。马克思强调了工具以及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而“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9]。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它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共产党宣言》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为研究人的问题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为认识阶级社会的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马克思和恩格斯既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同时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过程的卓越总结。

正值《共产党宣言》问世之际，欧洲掀起了一场革命风暴，马克思亲身参加了这次革命。这不仅是马克思生平事业中最突出之点，而且构成了他的人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的阶级性、虚伪性，他写道：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抗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把“‘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马克思深刻指出，历史是人创造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必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肯定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同时指出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10]。

如果说1848年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1848年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那么“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1]。这个“突出”就突出在马克思著述《资本论》和为此所做的准备工作。至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人学理论不仅达到十分成熟的程度，而且成为全面被证实了的理论。

《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对人的问题的哲学分析占有重要地位。全部《资本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都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人这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不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看作研究的根本目的。对马克思来说，其目的在于借助于这种分析，为全体劳动者论证“扬弃”现实社会的可能性寻找现实途径，以便创立没有剥削、压迫和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使每个劳动者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论述了人学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前提，探讨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命运，以及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和形成等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论》是从对社会的研究进入到对人的研究，而不是相反。《资本论》“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12]。马克思认为，人是生产主体、历史主体，是人类历史的经常性前提，但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性的产物和结果，“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13]。马克思主义研究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固然“只有人是重要的”，问题是这里的人的社会价值不是取决于他人的特质，而是取决于“他是否生下来就有钱”[14]。资本主义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使曾经创造了人的劳动，成为人的异化的根源和摧残劳动者的个性的前提，造成了“局部工人的愚钝”[15]。马克思提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6]，在把人类历史分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上对三种社会形态下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人类经过“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之后，是共产主义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7]。马克思用自己的《资本论》指明了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展示了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前景。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学思想。《人类学笔记》是研究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1] ［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2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 同上书，460—46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8—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同上书，432页。

[11] 《列宁全集》第20卷，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4] 同上书，49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 同上书，1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