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认识历史的活动中，研究方法是对历史本身以及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是从历史现象深入到历史本质中的方法；叙述方法则是理论和理论结构如何表述的方法，或者说是理论体系如何展现的方法。

在形式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并一再强调，历史研究“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分析各种历史现象，分析各种发展形式。“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39]。研究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外在联系到内在联系，它必须立足于对各种社会形式的起源以及发展阶段的分析之上。只有在研究任务完成之后，“现实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叙述方法并不是再现研究方法以及如何研究的过程，而是一种使“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的方法。叙述展开自身的同时也在论证着自身，它用论据与命题、概念与概念群相互论证，当终点范畴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到起点范畴时，就形成一个“艺术整体”。因此，叙述方法并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文字表述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逻辑结构展现的方法，是从理论上再现现实运动的方法，并深刻地体现着科学抽象法。

叙述不能仅仅按“历史的先后次序”进行，对于叙述“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的，是现实社会的内部结构。例如，叙述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它是“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完全受资本支配，“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4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41]。

要“适当地叙述”现实运动，就要科学地确定“抽象的规定”。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作为叙述的起点范畴应当是“简单的范畴”或“最抽象的范畴”，内容上应当是“最一般的抽象”。问题在于，“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力量”，而“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42]。因此，“最发达的社会状态”、“最丰富的具体发展场合”才能产生“最抽象的范畴”。以“劳动”为例。“劳动”或“劳动一般”之所以成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最发达、最复杂的社会形式中，任何种类的劳动都被同样看待，“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所以“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43]。

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形式——英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为研究对象，马克思发现：“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为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或者说，“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44]；“劳动”与“劳动力”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劳动力是存在于人体中的智力和体力的总和，劳动则是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正是这种“无差别”的劳动或“劳动一般”构成了价值的基础。正是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接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而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45]。

从理论发展的进程看，对劳动把握经历了五个阶段才达到科学，这五个阶段依次表现为货币主义；重工主义、重商主义对货币主义的批判；重农主义、重工主义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亚当·斯密对重农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批判。这种种批判都是由现实的社会运动所激发的对原有社会理论前提的批判。没有这种批判就既不可能否定原有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抽象方法同批判方法是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副标题就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1]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 同上书，6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同上书，18页。

[12] 同上书，1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同上书，18页。

[15] 同上书，1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9—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9]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同上书，2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同上书，76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2、5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0—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0—101页。

[32] 姜丕之、汝信主编：《康德黑格尔研究》第2辑，4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3] 姜丕之、汝信主编：《康德黑格尔研究》第2辑，4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4] 《列宁全集》第55卷，15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 同上书，111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2] 同上书，22页。

[43] 同上书，23页。

[44] 同上书，22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