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研究社会发展时，即强调历史必然性，确立历史尺度时，并没有否定价值尺度、伦理原则，而是把价值尺度、伦理原则置于历史尺度的基础之上。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或者评价尺度，即“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和“从历史观点来看”，以此表征价值观与历史观、伦理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马克思深切地关注着东方社会所遭受的特殊的悲惨命运，痛斥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海盗式的掠夺行为，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的野蛮本性和极端虚伪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39]西方资产阶级使东方社会的“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苦与屈辱”，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生存”状态中。“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40]。

对东方社会来说，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啻是一场灾难，而且这场灾难同过去所遭受的所有灾难相比，“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也不知道要深重多少倍”，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东方社会，如同19世纪之前的德国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东方社会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41]。

马克思在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无疑抱持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当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时，其出发点之一，就是想使俄国的未来发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波折”、“痛苦”和“危机”，避免“对抗”、“冲突”和“灾难”，尽量减少社会发展中的代价，同时“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俄国公社“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42]。

但是，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属于先进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则是落后的社会形态，并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43]。因此，“道德义愤”只是马克思“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的，只是马克思看待西方资产阶级侵略东方社会的一个视角。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人文关怀只是一个视角，另一个视角仍然是“历史观点”。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集中体现着社会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存在于某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如果能以其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就表明这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存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价值，换言之，只要这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能够容纳生产力继续以其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它就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在此，任何道德的愤恨都无济于事。道德尺度应该也必须服从历史尺度。所以，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提出“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从历史观点来看”东方问题，始终坚守历史尺度，并以此为基础评价东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的侵略行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西方资产阶级是在“极卑鄙的利益驱使”下入侵东方社会的，在主观上绝不是要使东方社会资本主义化，而是要使东方社会殖民化。但是，在这种殖民化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给东方社会“带来”、“导入”了新式工业，打破了东方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客观上造就了有利于东方社会发展工业文明的条件，客观上“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从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4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45]

正是从历史观点出发，东方社会的“崩溃”，没有使马克思感到惋惜；对古老帝国的“死去”，马克思的态度极为冷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冲突中，东方社会“激于道义”，“维护道德原则”，西方社会“以发财的原则与之对抗”，以“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结果，却是东方社会的“崩溃”，古老的帝国“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这就是说，伦理尺度与历史尺度在这里处于对立和离奇的冲突之中，社会进步以民族灾难为代价，古老的东方社会以其惨痛的代价换取了某种历史进步。“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46]。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悲剧不仅是一个美学范畴，一种戏剧艺术形式，而且是一种历史观，是对历史上的个人、民族的一种评价尺度。凡属品德超群而又不容于世，终以身殉或终归失败的，都是悲剧性人物或民族。马克思用“悲剧”这一范畴显示了东方社会在与西方社会进行“殊死决斗”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及其客观原因，从而说明伦理原则、人文关怀必须以历史尺度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确具有人文关怀的取向，但它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尺度，即建立在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47]但马克思同时认为，这“双重的使命”都是不自觉的，西方资产阶级主观上并没有任何重新改建东方社会的意思，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社会所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东方人民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48]。从本质上看，“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就是所有制问题，而“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49]。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希望东方社会“有一个根本的革命”，并且认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以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50]

无疑，这是一种历史尺度和伦理尺度相统一的方法，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体现着人文关怀的取向与历史尺度的坚守。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同上书，7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同上书，16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2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同上书，6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107—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同上书，27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115—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同上书，14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7] ［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6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同上书，115—116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1、7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 ［美］弗兰克：《发达与不发达问题》，1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5、7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5] 同上书，149—150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5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8] 同上书，771页。

[49] 同上书，308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