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历史上看，尽管每一代封建君主都被教导如何进行统治，被告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甚至专门编撰了《资治通鉴》之类的书供他们阅读，以希图封建王朝万世一系，可是历史上照样发生农民起义，照样发生改朝换代，照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0]

这表明，某种社会形态的盛衰兴亡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生产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所以，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永恒存在，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最终走向崩溃一样，在历史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历史地走向灭亡，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就根植于历史过程本身，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本性之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形式，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中的基本矛盾，并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21]，而资本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的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对剩余价值无止境的追逐正是资本的本性。

因此，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和贪婪构成了资本家——“人格化”的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无限发展生产力的内在动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然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限制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22]。反过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要受到资本的价值增殖这个规定性的限制。

具体地说，资本的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转化，而资本离开生产过程重新进入流通过程时，立即就受到两种限制：

一是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资本的生产和积累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必然造成两极对立，即一边是为数较少的人不断积累财富，一边是为数众多的人不断陷入贫困；一边是工业比较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一边是工业比较不发达国家越来越难以摆脱贫穷的状态。这就造成了极其有限的消费能力，造成了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深刻对立。

二是作为新的价值，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剩余等价物”，正如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消费，产品作为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世界市场弱组织性的对立，因而在交换总体上，就没有实现所有剩余价值的等价物，这就必然导致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首先受到“货币量的限制”，“剩余等价物现在表现为［对于资本的］第二个限制”[23]。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限制就是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而资本总是力图在不断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突破这些限制。“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4]问题在于，这每一次“创造性破坏”都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资产阶级不理解或者说忘记了，无论是消费量的限制，还是“剩余等价物”的限制，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这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意突破的“大限”。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

以1825年的经济危机为开端，尔后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使资产阶级意识到，不变革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不改变经济运行机制，不建立反危机和预防经济危机的社会机制，就不能生存下去。资本主义由此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在于，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与控制，国家干预与私有企业并存，垄断与竞争并存，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出现某种社会化趋势，资本主义生产的计划性有所增强。恩格斯提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生产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25]

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国家对经济是采取自由放任形式，还是采取计划干预形式，其基础都是私有企业制度，政府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在私有企业活动的基础上安排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是为了私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正常进行，是为了资本积累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垄断形式，资本主义都不可能改变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都不可能消除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及其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26]。

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高额利润来缓和社会矛盾，可以通过各种社会保障政策调节阶级关系，可以通过“体制改良和改善缓解”、“制度危机”，并获得某种“延缓衰老之术”。但是，这种“缓和”、“调节”和“延缓”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框架中进行的，仍受到“资本本身的限制”，因而也就不可能根本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滞胀危机、结构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初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系列危机，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不断积累和加深。

这表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为客观依据的。当代西方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公正地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27]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仅仅根据一定地区、一定时间内的资本主义状况否定这种历史必然性，不是“近视”，就是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