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社会有机体理论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依据历史资料，圣西门在19世纪初就初步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思想。圣西门逝世后，他的门徒在《圣西门学说释义》中明确提出“社会是一种有机的整体”，并要求分析“社会这个统一机体的各个器官”。孔德则在19世纪30年代创立了社会有机论理论。依据生物学中的“个体有机论”， 孔德把社会有机体分解成家庭、阶级或种族以及城市和社区，并认为家庭是社会真正的要素或细胞，阶级或种族是社会的组织，城市和社区是社会的器官。尔后，斯宾塞又对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的相似之处与相异之点进行比较，使社会有机体理论得以深化和系统化。自此以后，社会有机体理论便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这是一种用生物有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等概念来分析社会的理论和方法。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与孔德等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有相似之处，又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最初是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社会有机体”这一范畴的，即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52]。马克思从人的实践出发来说明社会有机体运动，揭示出社会有机体不是按生物活动规律，而是按实践活动规律运行的；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本身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生产出发说明社会有机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活动规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一个以人的活动为内容，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在内的总体结构，是一个动态地展开各种社会关系如何运动，并最后凝聚于人本身发展的宏大的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首先从结构的角度把社会有机体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形式和意识形式），认为经济基础是社会有机体的“骨骼”系统。上层建筑则是“血肉”系统，并以生产方式的发展为主线显示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以经典的形式表述了这一发展图式：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53]

这里，马克思暂时撇开人的发展即主体，而主要是从客体的视角来考察社会发展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强调“经济的社会形态”是社会有机体运动的“唯物主义基础”，但它反对把社会与个人对立起来，同时强调“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54]。在提出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同时，马克思就批判了蒲鲁东的观点，即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与组成社会的人毫无关系”，并从人的发展角度考察了社会发展，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55]

这里，马克思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视为社会的人发展的不同方面，主要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即主体的视角考察社会发展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又确立了从人的活动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发展的维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而“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56]。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人的活动的发展图式与社会形态更替的发展图式、人的发展图式是一致的。这是因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57]。

这里，马克思直接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和人的活动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等同起来，使社会发展、人的活动和个人的发展统一起来，说明三者具有“同构性”，从而从主体与客体的双向视角考察了社会发展。

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还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发展，认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本身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构成社会再生产的模式，社会有机体再生和更新的内在机制就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本身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的统一。

任何一种有机体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就必须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变换，社会有机体要存在下去也必须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为此，就要不间断地进行物质生产。物质生产使人的需要得以不断的满足和扩大，使社会有机体得以不断的扩大和发展。社会有机体还必须进行精神生产。与生物有机体不同，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自调节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自身意识到，以某种自觉的形式进行的。人是社会的主体。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58]。各种社会制度都是通过社会意识而形成的，实际上是意识到自己交往活动的社会主体自觉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系统，从而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和运行。社会有机体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有机体。具有自我意识，这是社会有机体异于并优于生物有机体的地方。

社会有机体要维持自己的存在，还必须进行人本身的生产。马克思认为，一开始就纳入到社会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59]。从历史上看，最初的社会关系就是在人本身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随着新的社会关系的逐渐增长，“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60]。人本身生产不仅是生物遗传过程，同时又是“社会遗传”过程。人本身生产受制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首先取决于物质生产及其创造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性质和水平。

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本身生产的过程同时就是社会关系生产的过程。“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61]。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伦理关系、亲属关系等等正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本身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正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本身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社会成为“一切关系同时存在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本身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的不断进行，其水平的不断提高，使社会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变化、再满足……从而使社会有机体不断地复制和更新自己。

在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中，人的发展是主线。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以生产关系为主线、社会形态理论以生产方式为主线不同，社会有机体理论以人的发展为主线。既然社会发展是“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62]，那么，社会有机体理论就是关于“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理论；既然“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63]，那么，社会有机体理论就应把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看作是对个人发展的抽象，二者应当也必然在个人的活动中统一起来。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强调“社会有机体”时，就已经转换了考察问题的视角，即从“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来研究社会。

在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中，人的活动是内容。人是实践中的存在，人的本质是在实践中定型和发展的；社会的不同活动的独立化都是实践的不同要素分化的结果，社会的各种“器官”都是在实践活动中展现出来的，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人对“对象、现实、感性”的把握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人自身的发展和解放也只能在实践中才能实际地达到。实践活动是全部社会活动的“原型”，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源泉和基础，是人本身的发展的“母体”。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强调“社会有机体”时，就已经转换了考察问题的视角，即以实践活动为基础，从人的各种社会活动来研究社会。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同上书，56页。

[5] 同上书，34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同上书， 79、67页。

[8] 同上书，7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同上书，124页。

[13] 同上书，8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92—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同上书，22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卷，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同上书，1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同上书，17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891—8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同上书，132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00—7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 ［希］普兰查斯：《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2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 ［英］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2]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4] 同上书，98、99页。

[45]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0] 同上书，695页。

[51] ［希］普兰查斯：《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8、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0、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0] 同上书，80页。

[61] 同上书，80页。

[62] 同上书，124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