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道：“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真是一语破的，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陈先生这样说，是完全有根据的。他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选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评备之目录，不易检校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借末由也。”

陈先生这篇文章写于1930年，他对当时中国敦煌学之所以薄弱之原因，论述具体而求实，用不着再作什么解释与论证。我只想补充一点：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到1930年，三十年中，中国政局极端混乱，改朝换代，军阀混乱，中国学者哪里有余裕，有财力和精力，来“预流”呢？仅有三数人的著作能进入学术之林，已不算少。我们今天要真诚地感谢这三数位学者，他们给中国争得了荣誉。

从1930年以后，中国政局又连续不断动**不安。日寇侵华，更是火上加油。好不容易盼来了“解放”；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不是改善了，而是改“恶”了。把知识分子，特别是年纪老的，几乎一股脑儿赶入封、资、修的队伍中，天天在你耳根边口中念念有词，搅得你三魂躁动，七魄不安，把中国从没有的，从西方天主教和耶稣教借来的“原罪”感硬移栽在你的心中。天天批修，时时斗私，哪里有余暇来研究学问。而敦煌那一些经卷都属于“四旧”范畴，是铲除的对象，而绝不是研究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欲求中国学者对国际显学敦煌学作出什么贡献，岂非是南辕北辙吗？

从1930年算起，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的老、中、青敦煌学者组建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全国和全世界耳目为之一新。从那以后，我们的队伍壮大了，学术成果增多了，研究水平提高了，国内外的观感改变了。某一些过去瞧不起我们的外国学者也不敢不刮目相看。我们的学者完全能赶得上世界的新潮流，我们“俱通识”的人越来越多，同英、法、俄等国的合作越来越多，他们邀请我们去帮助他们整理、编纂敦煌卷子。在中国，敦煌学的春天已经来到，我焉得不诚挚地祝贺呢？

但是，学无止境，古有明训。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外国同行学习。一个新的世纪转瞬即至，值此万家更新之日，我们中国的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们，千万不要过早地自满，我们应当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焚膏继晷，努力工作，国内的学者们要团结互助，对国外的学者也要以诚相待。行将见寅恪先生所谓之“伤心史”一变而为“赏心史”。这就是我的希望。